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暂时性的缺乏”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中国所固有的饥饿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是对如何利用土地以及如何维持人们生存的无知而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饥饿却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产物，而且，这场饥荒到来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和平时期，正值其他国家在消灭贫困的时候，正值当权政府允诺要结束落后状态、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的时期。
大跃进实际上是向大灾难的一次跃进，这一点在前一阵已经被证明了，然而失败的影响现在才变得显而易见。由于过分强调发展工业，中国的农业几近瘫痪，而工业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政府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转变，为了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农产品，正尽力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1949年打倒蒋介石时，毛泽东就坚决表示，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经济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必须工业化，这是为了使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强硬的态度。在根除旧社会的喧闹声中，在希望与恐惧、允诺的回报与现实的苦难的相互交替中，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毛泽东树立的目标而奋斗，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奇迹。8年来，棉花产量比战前增长了30%，达到了160万吨；钢产量比1943年的90万吨增长了几乎6倍。尽管有如此巨大的涨幅，中国的人均钢产量也只是日本的4%。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中国首次生产了卡车、火车机车、牵引机和飞机。大型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包头、武汉及鞍山等地；各大河流上建起了多座水坝；国家的农田又增加了约5000万英亩的灌溉田；中国的产品已打入了外国的市场。
然而，到1957年止，中国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落后——国家投资中只有8%是用于发展农业的。据西方国家统计，虽然工业产值增长了123%，但是农业产值只增长了26个百分点，刚刚超过8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按照常规来讲，农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即使这样可能意味着重工业发展的暂时性停滞。然而，毛泽东对待经济就像对待负隅顽抗的敌军主力一样，采用人海战术。他承认农业极度需要化肥、各种机器以及技术劳动力的支持，而他的解决方式是：让农民通过公社自己解决问题。
中国的计委用来规范无组织形式群众的工具是干部，干部们将北京政府的政策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推广。他们将中国的百万农民编制成人民公社，让他们住进群居的大宿舍，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清晨起床时，农民们要排队点名，在红旗的指引下向着雾色蒙蒙的农田进发。在干部的哨声中，他们竞相犁地、锄草或收割，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农民又放下农具，操起没有子弹的枪支进行训练。当哨声再次吹响时，他们就会有新的任务要去完成。他们会涌入简易的车间生产帆布鞋、草纸、棉布，或是涌向粗糙的鼓风炉把当地低品质的铁矿石炼成生铁。
整个中国大地上200万微型的“后院鼓风炉”照亮了夜空。干部们的口号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到炉里去”。公社自己攒钱为新的矿井、工厂、炼炉买设备，外国参观者发现摘棉花的机器是用盒子和旧木板做成的，而纺织机也有木制的配件。在新疆，当人们建造输油管道的钢材用完了，便用竹子来代替。一个湖南公社拥有6000头猪，一年有30万磅产量的鱼，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公家拿走所有的东西，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只是吃着生面团、几盎司的白菜片和面条。
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显然并不止这些。去年夏天，中国中部连续200多天没有雨水。在中国的北方黄河完全干涸，汽车在河**行驶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的东北，肆虐的河流淹没了鞍山和本溪的煤矿和炼钢厂。虽然坏天气成为这次大饥荒的借口，但它远远不能给整个中国的大灾难一个完整的解释。
中国大陆30%的可耕地休耕，同时，为了弥补损失，剩下的耕地要深层犁地，密集种植。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又被卷入了“两反”斗争（反浪费，反保守主义）和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运动中。现在看来，密集种植的小麦患了毁灭性的传染病——生锈病。深犁的稻田里长成的稻子又高又弱，就是一阵风也能把它们吹倒，统统毁掉。而对麻雀的大面积捕杀使好吃谷物的害虫数量剧增。不久，共产党就用臭虫代替了“四害”中的麻雀。一位日本的社会学家参观完中国后吃惊地说: “在我整个旅途中，我没有一次看到人们向稻田里施肥，中国的农业落后日本50年。”
心力交瘁的工作之后，农民们发现他们家庭制造的生铁易碎，不能作为农具来使用，农村公社炼制的钢锭也太小了，根本不适用于现代的轧钢厂。许多新建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而被解散或是被闲置，负荷过重的铁路网也处于瘫痪状态，容易腐坏的货物烂在铁路两旁，铁路中心被滞留的货物阻塞。
疲倦和冷漠也造成了物品的囤积。记者福兰德·哥根曾于去年参观了俄国人在长春建造的卡车厂。他看见生锈的闲置的配件被堆积在建筑物之间，一条生产流水线每分钟只移动3英尺，工人们在那里无所事事，缺乏斗志和严谨的态度。今年对辽宁省31家支柱工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了4万吨闲置产品。在沈阳，由于规格的经常变化，7000台发动机被扔到了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