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人民日报》似乎准备把这种形势称为停滞。红色中国宣称：“我们要求的是团结，而不愿看到分裂，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离了我们原来的意愿。所有的情况都变得暗淡了。”
一周以来，身在莫斯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根本没有举行中苏会谈一样。克里姆林宫装出一种好像最后的决裂从来就没有发生的姿态。大家都认为会谈要继续进行，而苏联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却都小心地避开了这个地方。但当被问及原因时，一位莫斯科的新闻主管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今天是发薪日，他们都去花钱了。”在就一些表面性问题进行了两次会谈以后，在接下来的7天当中，俄国人和红色中国的代表只进行了3次会晤。在一次会谈开始前，一位西方记者问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预计什么时间能到，他耸耸肩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们昨天就等他们，但他们一直就没有出现。”
红色中国的代表们显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坐着黑色大型豪华轿车穿越列宁庄园地区，神秘地往返于中国大使馆和代表团下榻的别墅之间。西方记者曾经瞥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安逸地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这座宏伟的、淡黄色的高墙背后毫无生气。只是在车队来到时，负责警卫的苏联士兵在打开装在带有尖顶的铁门上面的监视孔向外观察时露出来的一对靴子才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有生命存在。俄国人头一次愿意谈论中苏之间的冲突甚至于拿它们开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决中苏会谈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毛泽东终止他和戴高乐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能使这两个“擅长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家伙”互相提供帮助。
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真理报》的头版大肆宣扬它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匈牙利的卡达尔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则派出政府高级官员、国宾仪仗队和电视摄影机对其热烈欢迎，因为这位匈牙利总统对莫斯科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表示要重新回到莫斯科一边，与莫斯科和平共处。
而红色中国的代表抵达莫斯科时则是受到了苏联政府的低规格接待，苏联媒体也蓄意低调处理。北京第一次表示了它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并用一句精妙的比喻警告莫斯科：“在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团结。”
中苏关系的一切变故都按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轨道发展，从而把分裂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人。显然，中国人根本就没指望会谈会取得成功，坚持到底的结果只能使苏联人难堪。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无法固执己见了。几天后，北京的记者透露，如果其他的矛盾可以延期讨论的话，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有可能在不久以后得到解决。很简单，中国人已做好了将这种争吵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准备。“今年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分歧的话，”北京方面平静地说，“我们可以等到明年。”
俄国人可没那么有耐心。他们提出了一份正式答复警告北京，说“最近的将来”将会决定是否会加大双方的分歧。莫斯科向红色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毕竟”，苏联人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