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记者连续记录了中苏的这场纸上的吵架。1964年4月，赫鲁晓夫狂傲地说：“中国想告诉西方的工人们，你们挣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置身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吗？你们在退化。”赫鲁晓夫向他的观众们喊道：“同志们，这样做是荒唐的，难道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工业转为生产线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勒得更紧？这样能激励人民前进吗？前进去哪里呢？难道是去坟墓吗？他们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呢——大米还是战争？我想应该是大米。”
赫鲁晓夫暗示道，中国人只是嫉妒苏联的富裕——他又补充道，而富裕正是革命所必需的，因为这可以鼓舞任何地方的工人。而且，如果中国有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只能怪罪他们自己“鲁莽的试验”。赫鲁晓夫回忆起1958年毛泽东怎样告诉他，中国准备建立农业公社，显然赫鲁晓夫依旧因为毛泽东没有向他咨询而深感不满。“他并不是询问我，”赫鲁晓夫说，“他是在告诉我，所以我当时说，‘这是你的事，你可以试试，但是我们很早以前也试过，可惜是以失败而告终’。”
像往常一样，赫鲁晓夫的演讲总要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论据；也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的回击中也引用了列宁的言论。迷惑不解的西方观众只是在揣测：“到底他们谁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那位先知到底说了哪些话？”
问题在于列宁在他几十本书、宣传册以及演讲精选中说过很多的话，足以为任何情况的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他作为失去信心的流放者、作为苏联街头革命的组织者、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者，自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样，这场关于引用的争论不得不继续下去，直到赢的多数变成罗宋汤，但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和平共处：紧紧追随马克思的列宁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而且“苏联与帝国主义肩并肩地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最终必须有一方取得胜利。而在这个结局来临之前，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间一系列的战争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列宁相信战争会带来大破坏，而这正是传播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他只是几次含糊地提到过和平共处，还是由于特殊原因——他曾经想使苏联避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革命：与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些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他写道，“必须被作为敌人、叛徒以及懦夫被无情地剔除出去。”他把和平战胜资本主义的想法作为异端论断排除了，将之等同于令人痛恨社会改革的信念。就像马克思和列宁所看到的那样，这为工人们提供了临时的姑息手段，用减少他们痛苦的方式来延迟革命。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引用列宁的言语表明革命的时机总是成熟的，而“革命不能出口”，意思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
国民主义：至少是为了发起革命，列宁将世界范围的革命事业放置于任何民族自身利益之上。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他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当白军攻入莫斯科以及彼得堡时，列宁突然变成了国民主义者，他号召俄国人起来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总之，毛泽东在辩论中占优势——至少从书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他切中要害地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呆板的教条，只是适用于每个时代不同情况的一种方法。”
——例如在核时代，它便彻底地改变了战争的实质，仅仅是“拿出书本查找列宁说过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做我们思考过的事情，勤奋研究生活，分析当前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