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五的早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0客机，航班号为750，都会从巴东部城市达卡起飞，飞往红色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起降非共产主义国家客机的大型机场——上海。这条航线已经开通了3个月，经济舱的往返票价为428美元。如此巨大的利润使得航空公司准备开辟第二条周次航班。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利用巴基斯坦的客机向西方工商界和旅游者打开了大门，最起码也是打开了一条令人心动的裂缝。
封闭的中国把吸引游客的促销广告发到了成千上万的旅行社。中国领事馆现在3天时间里就办好了外国游客的签证。其结果是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潮水般地结伴来到中国。当然美国除外（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不允许美国人入境中国）。
那些入境的游客只被允许参观那些事先准备过的地方。每天30美元，还不包括交通费，在官方导游的陪同下，沿着警卫路线参观了6座城市，包括北京。这些对中国怀着浓厚兴趣的游客参观了一些专门为他们选定的公社、学校和工厂。这类参观都带有宣传性。一位法国游客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幼儿园的小孩都唱着歌来欢迎我们，那是多么令人陶醉啊！我当时想这是一首关于鸭子的歌，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所唱的东西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一点像是‘丑陋的帝国主义者，回家去！’的意思。”
伦敦《每日邮报》的安格斯马克菲尔逊，是乘第一架巴航飞机进入中国的。他把新中国描绘成“一个幅员辽阔，到处都在开垦的巨大国土”。对于游客们来说，给他们最生动的印象就是清洁干净的城市面貌，这是北京政府的环卫清洁队，将每样东西都打扫得闪闪发光的结果。
厨房打扫得很干净，但却四壁空空，仍然靠卷心菜和大米维持生存。虽然大丰收已经结束了60年代初的饥荒，糖和面粉依旧实行配额制。但冰淇淋和蛋糕却数量充足，并且价格便宜。集贸市场的摊位上都堆着高高的大量的蔬菜、肉、鸡蛋和鱼。“中国并没有忘记怎样享用美食。”一位游客说。对于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如何烹调。曾经辉煌的北京菜已经出现了衰退，但那个用了6个星期在中国旅行了1万英里的法国电视评论员毛里斯维特仍然给了旅游饭店的饭菜两星级的评价。对于持有硬通货的游客来说，中国大城市的饭店既公平又便宜（带浴室的单人间为6美元）。大多数时间有热水。但是在冬天，中国南方的饭店缺少暖气，而北方却暖气过足，以至于客人不得不将窗户大大地敞开。但在夏天，只有广州的羊城饭店有空调，而且只在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工作。别的饭店通常只提供电扇，但到了晚上则会切断电源。当然，服务是绝对优质的，而且非常诚实，游客们甚至都不用锁上房门。事实上，要丢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美国人对丢了一条在卡拉奇借的旅馆毛巾感到很苦恼，但在每次离开任何一个中国饭店时，却总能又重新换用新的毛巾，最后，他宣布，他要将这条毛巾带回卡拉奇。
除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以外，西方游客还在中国发现了一种情绪低沉的气氛。清洁队不但扫干净了尘土，还赶走了鸟儿，因此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雷切尔森后来所说的那种巨大的无歌的原野。外界的新闻在这儿也听不到。一位单人游客说他感觉好像是坐着一艘没有收音机的轮船在大海上行驶一样。
大街上的中国人都是清一色的穿着，而且经常是成群结队，甚至连小孩也是三五个排成一排走。每天清早，北京电台都有15分钟的广播体操节目，这时候，中国人都拥进公园、公共广场或者自家的楼顶跟着锻炼。中国人对体育活动的热衷是如此强烈，一名游客说他看到过一位女医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练习打太极拳，毫不顾忌周围那些关注的眼神。
夜生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戴着白手套的乐队指挥，指挥着管弦乐队演奏。另外，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沉闷的饭店酒吧，所提供的都是家庭式的酿造酒，包括一些劣质品牌的“威士忌”，这中间最著名的是一种俗称“二锅头”的北京的烈酒，西方人对这种酒口感感到强烈。共产党中国用明显的事实向心怀欲火、躁动不安的古巴代表们宣称，已经对妓女进行了再教育，使她们改行。一位痛苦的法国人说，曾经一度**靡的上海已经几乎被完全“消毒”了。富丽堂皇的“大富豪”妓院被改建成了一个多用途的娱乐中心，有10部戏剧在独立的戏院里同时上演。
“我时常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法国的电视评论员维特说，“你能看见少男少女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很少能看见他们互相挽着胳膊，更不可能有手拉手的情况。”一些游客更是不可能分辨男孩和女孩，他们全都梳着男式的发型，穿着高脖领的外套。一位巴基斯坦的游客说，为了不突出性别，女孩的胸部都被近乎残忍地掩盖起来。维特抱怨说：“我只见过女人的腿两次，而且都只看见了裤子下面的小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