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乐于牺牲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地为了捍卫他们的尊严：就如同基督教对于奴隶，国家对于公民一样，共产主义对于工人而言无比神圣。”
安德烈·马尔罗的性格就是这样铸就的，并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他在20年代的广州待了两年，是当时尚与共产党联盟的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代表。1965年8月初，马尔罗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客人40年来第一次重回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他年轻时曾为之工作过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个人主义过于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产党。马尔罗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来自“苏德协定”的签署，从那时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种更为狭隘的主义——“戴高乐主义”。
马尔罗的故地重游只不过是为他充当信使的任务掩人耳目。表面上，他离开“法国文化事务部”的办公室是遵照医嘱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便彻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勒兰·伯尔德吉”号，目的地原是日本，却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飞机到达香港。接下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来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离开广州后，马尔罗在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览故宫和颐和园。他还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马尔罗乐观地称这次会谈为“有限度的交流”，据说内容包括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接着，他被安排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泽东在长征之后设立根据地的延安，欣赏那里遍布窑洞的山脉。
在回京后的宴会上，他和陈毅互赠鲜花，接着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谈到共产党中国和法国时，马尔罗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确各不相同，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法中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们带着大炮到不应该来的地方挑衅。”马尔罗指的可能是日本侵华，但北京很可能理解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人。
宴会之后，马尔罗拜访了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件。人们普遍认为马尔罗在离开巴黎时并没有带上这封信，信应该是在他告诉法国使馆一切顺利之后才在北京交给他的。
当马尔罗起程返回香港时，他并未做出十分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此行任务的提问，他只是耸耸肩避而不答，但马尔罗承认法国同意出资在巴黎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难道他此行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问题，毛主席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当然，他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