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封闭的社会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担忧。共产党中国已与其两个强大的邻国印度和苏联发生过冲突，还卷入越南战争。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搜索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电台的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分析家早些时候辨认出中国兰州的气体泄漏厂、包头的钚反应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核试验场。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三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以下是驻美国和亚洲的《时代》记者在访问了3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根据他们最新的知识、推断和估计，做出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判断的主要部分：
打败蒋介石17年之后，共产党政权便在中国大陆牢固地建立起来。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 斯卡拉波罗认为，通过内部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极小，除非出现了全球性战争或其他比较大的、不可预测的危机。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共产党已统一了各省，集中了所有权力，实施集权统治，已牢牢掌控了政府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证其统治的枪杆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其党员人数有1900万，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中党员人数最多的。这个政权的最顶端是毛泽东和另外6个政治局常委。
共产党中国有约270万军队（和美国的293万多人和苏联的300万人大致相当），其规模巨大，但按美国或苏联的标准，算不上现代化。其步兵有180万人，分为35个野战军（110个师），训练有素，轻武器装备充足，但其交通、维修、后勤服务、通信和医疗方面都很差。而且，大约有100万民警和逾2000万的民兵，配备的都是老式的或勉强能用的武器。中国军队也许只能在其境内打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本土战争，但由于其现代化水平低，很难越境作战。中国的空军属二流水平，大约有17.5人和2500架飞机。大部分直升机（1900架）和美国、苏联先进的飞机相比，都已过时。其海军力量依美国标准根本不值得一提，有14万人，装备有30—50艘柴油动力的苏联潜艇，一艘导弹发射潜艇，几艘驱逐舰，大量机帆船。中国虽然已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但其核能力依然弱小。约有1300名工程师和500名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据估计，到1967年底，中国将拥有10到20枚核弹，但至少在1970年以前不会有洲际导弹。并且，除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到1985年以前，中国不会有能力用洲际导弹进行核打击。
中国经济虽然在改善，但依然不容乐观。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00亿美元（而日本是710亿，英国是860亿，美国是7140亿）。在中国的第一个10年，经济快速发展（1959年GNP达850亿美元），后因大跃进（家家户户砌高炉，跑步走向共产主义）而大退步。这是政府管理不当的一个典型。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大·爱克斯坦认为：大跃进的错误，“葬送了中国1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三年有所回升，但现在只是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小台湾的人均产值几乎是中国大陆的3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机动车的数量。中国只有236000台，比起日本的5782085台、苏联的4391000台、新西兰的830063台，少得可怜。要和美国比起来，就俄亥俄州库雅荷加县的小汽车和卡车数量（706653），就差不多是中国所有机动车的3倍多。中国大陆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依然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其经济依然是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手段仍然比较原始。为了养活每年增长的1500万人口，中国每年必须有2%—3%的食物增长率，这一目标还没实现。为了保证食物的产量，不得不降低新工厂建立的速度。同时，拒绝苏联的援助以及核发展的巨大投资也对经济有影响。
没有人再被饿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比即便是5年前也要好。虽然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人民却显得非常健康，一派丰衣足食的样子。福利虽然很少，但很公平。每天2000大卡的食物定量，每年两件衣服或两码的棉布，每月一块洗衣皂。像大米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的公平供应体制也建立了。
就现在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情况来看，专家们首先意识到还有很多美国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有关毛泽东及其同僚每年决策的具体过程，我们一无所知。在共产党中国，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在关键问题的争论中，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还是通过集体表决？美国知道最少的就是有关党的干部机构的资料，我们只能见到很少量的有关领导干部的传记形式的材料。美国想知道农业的情况和有关经济的更可靠的数据。精确的人口统计尤其麻烦，专家们估计，现在中国人口约为7.5亿，但也有可能高达8亿或少至6.5亿。
当老一代领导隐退、新人上台时，对中国的研究将会越发显得重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卢西恩·派伊说：“虽然中国依然保持社会主义，但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迹象，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们关注与研究。他们要密切关注有无这样的迹象：年轻的技术型官员是否像苏联的技术官员一样，在反对僵化的理论方面，有何进展。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否会致力于处理自己的问题，而面对美国在越南的强大势力而退却，并与苏联达成妥协，在国际上不再采取一种如此偏激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不再如此固执？
哈佛大学的约翰·林德伯克说：“我们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之一，就是使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另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国务卿腊斯克认为，在中国内部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一种改良势力，是“中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天才”。这就是美国人所了解的，在宗教界、教育界和商业界以及在两次大战中作为盟友结下友谊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因此，腊斯克认为，美国不要认为，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会是“永恒的”。“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和研究有关中国的一切资料，以制定适应形势的政策。”换句话说，对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的研究都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