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的消息预示着北京的风暴的到来。随着中国在国际政策上的调整，其内部政策日趋强硬，铲除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也在高涨。军队被单独挑出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教导，但整个运动的范围要广得多。最近，政府让上千名艺术家、作家到穷乡僻壤去“改造思想”。给红色中国写了国歌的66岁的田汉、历史学家前北京市副市长55岁的吴晗，这两位中国最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受到了批评。田被批评的理由是写了一出“鼓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戏剧，而吴则坦白“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攻击了官僚政治。
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不算太糟，在经历了“大跃进”之后，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了1957年至1958年的水平，并且核能力也在明显增长。专家们相信，除了预料之中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可能很快还要进行一次氢弹爆炸，而且会尽力避免使用其他的投送方式，转而发展导弹来运送核弹。但是，中国试验核弹的速度很可能与其制造的速度一样快，因而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拥有核武器库——至少在1970年以前不会。
在过渡时期，毛与其同僚有许多事情要担心。尽管全国都为严厉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中国的人口还是在激增。粮食生产能否自足也还是件碰运气的事。为了给越南提供战争补给，以及给非洲和拉美的那些遥远的革命者提供一些小型武器，中国初生的工业也已在加班加点连轴运转。欧洲和亚洲那些不那么激进的红色分子都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孤立。对毛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宣传中悄然兴起了“批判”之风。
自1965年11月26日以来，毛泽东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1965年5月那次他虚弱地向来访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挥手告别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推测毛已经病重。
毛泽东现在72岁，一直有病且体重过重，据说他每天要抽两包烟，西方的情报专家们正在猜测他“不是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就是症状相似的脑出血后遗症”。据说，他还患有肺部疾病。
在过去，毛泽东总是会缓慢地出场，最终消除有关他健康问题的谣言。这次——记忆中最长的一次不露面——只有北京外交部发布的一个声明：“有关毛主席身体状况的谣言是十分愚蠢的，也是十分恶毒的，是帝国主义的谎言。”
北京的宣传部门一直强调宣传毛的著作。学校学生从7岁开始就被不断灌输毛泽东思想。它可能是对毛泽东去世这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所做的准备，只有毛泽东思想哲学得以留存。
毛泽东思想有关“纯洁主义”的最近一个受批者是诗人郭沫若，他74岁，长期以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接着一些重要的学者受到了批评，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官方的军队报纸发表评论，凡是反对“回击帝国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的反党分子和各类复辟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都受到了打击”。最近的《红旗》警告说：“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具有从鲜花区分中毒草的最为敏锐的感觉。”
笼罩着中国的迷雾时不时地因为一些事件而被洞开。世人突然从屏障之间瞥见北京的领导人在干什么。1966年5月中旬就有这样的情况。
剧本好像是由中国的一个剧作家构思的。首先响起的是叮当的乐曲：在18个月内中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然后便是领导人的出场：毛泽东。从去年11月开始，毛泽东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最后，悲壮的结局：北京声称，美国五架“匪”机击落了在中国境内的一架“训练”飞机，并发誓“血债一定要偿还”。
监测中国核试验的地震仪显示，这是一次只有13万吨当量的爆炸。原子能委员会发现了Li-6，这是一种热核材料，但爆炸主要的元素还是浓缩铀——和北京前两次核试验一样。中国的第一枚氢弹可能是三级“裂变—聚变—裂变”怪物，与苏联1963年禁止核试验前爆炸的那颗赫鲁晓夫式的4000万吨核弹一样，体积庞大。那些核弹因过于庞大，无法用导弹核弹头携带。
两周前，随着诗人郭沫若的被批评，又掀起了肃清“实用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运动。毛泽东主义者非常活跃。曾是北京市党组书记和文学家的邓拓，因为要修正僵化的毛泽东思想而成了最近“整风运动”的牺牲品。67岁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随之出现的则是另一位军方人物林彪。
中国的观察家认为，这标志着主张强硬路线的毛泽东主义者对比较温和的，不太好战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的胜利。这一观点在北京所声称的中国边境空战中部分得到证实。在空战中，有一架解放军的喷气飞机被击落。北京指责说，那架飞机正在进行常规的训练飞行，5架美国“海盗”飞机用空对空导弹对其进行攻击，并将其击落于云南省境内。那时美国的飞机确实在边境地区行动，而且他们自己也声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美国认为是在越南境内。
不管争论如何，中国显然又一次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北京对这次空战的报道说：“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是约翰逊政府的一次蓄意的、有组织的挑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