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60年代，俄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始终维持在一种充满了敌意的平衡上。60年代初期，莫斯科与北京剑拔弩张；在柏林与古巴的问题上，莫斯科与华盛顿也是各不相让，几次险些发生正面冲突；华盛顿同中国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系冷淡，最近两年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对话。然而在70年代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三大强权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这些会谈很可能会改变当前它们之间脆弱的关系。它们一个漫不经心或者其他的细小表示都可能打破这种早已受损但依然存在的平衡。
美国和苏联已经就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讨论了几个月，而且正在准备新一轮的会谈。自去年10月以来，莫斯科也一直在同北京就缓和双方在长达4500公里的边境上的紧张形势进行谈判，但毫无进展。上个星期，中国人在同意与美国在华沙恢复一推再推的会议后，停止了在三国间的谈判。
1955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两年之前，处在“**”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阳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会见整整一个月后，中国人在1970年1月打电话说雷阳想进行回访。第二天他乘坐一辆挂有中国红旗，尾灯改制成灯笼式样的高级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喝茶的时候商定下周在中国大使馆重新开始正式会谈。从那以后，会谈就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之间交替进行。
北京同华盛顿之间亲密的逢场作戏是经过仔细安排的。中苏关于减轻边境紧张局势的谈判原计划上个星期在北京恢复，但显然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已推迟举行。莫斯科同意讨论小部分的边境调整，但中国人坚持更多的要求：双方军队撤出有边界争议的地区。苏联承认现行边界的划定基于可追溯到沙皇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同样令中国人气愤的是苏联的谈判人第一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夫晚一个星期到达。他两星期前抵达北京时，中国只派出1名二级官员去机场迎接，故意怠慢他。
西方观察家们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意恢复华沙会谈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1）这些天负责北京大部分事务的是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务实态度的周恩来总理，他认为中国必须开始摆脱因“**”而造成的孤立状态。（2）中国人真正担心的是边界谈判的破裂会导致同苏联的战争，因此他们希望同美国的会谈会迫使莫斯科变得更加温和一些。
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他们也因为重新恢复的中美会谈的美好前景倍感不安。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书《中苏战争》中所写的那样，苏联“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狂的恐惧，他们害怕美国站到中国一边去”。类似的梦魇也萦绕在中国人心头，他们同样害怕苏联会与美国达成默契。
无视从中苏互不信任的关系中获利的**，美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哪怕是敏感水域垂钓的建议。看起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正在不断激怒对方。北京和莫斯科又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关于是与非的理论大战。北京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变节派”，在边界谈判之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愤怒地指责，塔斯社指责中国人有着“可笑的沙文主义情结和军国主义的变态心理”。
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也会成为攻击的靶子：伟大的俄国演艺教师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名其妙地成为两大红色巨人分歧的象征。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张演员要揭示生活的真相；而中国人却认为这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当一家中国报纸攻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只“纸老虎”时，莫斯科出版的一家刊物也反击说中国的剧院被“**”搞得“毫无生气和完全麻痹”了。而事实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