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反应。但是到了1969年底，中国发出了多次明显的信号，表示对此有兴趣。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同意恢复华沙谈判。华沙谈判始于1955年，其目的是寻求和平共处的途径。即使美国侵略柬埔寨的时候，会谈也只是中止，并没有取消。与过去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反应相比，北京此次的反应是异常谨慎的。就连对老挝的入侵也没有使中国感到过分不安。而这个时候，北越人却显得忧虑不安，对他们盟友的温和举动做出了示警的反应，为此，周恩来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河内去安抚他们。
1971年4月，中美交流进程的启动具有戏剧性。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京；美国放宽了对非战略物资的贸易限制。“老中国通”埃德加·斯诺结束北京的旅行后，带回了一条消息，这篇刊登在《生活》上的文章说：毛主席希望尼克松访华，而尼克松此前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到中国去。毛泽东向斯诺策略性地暗示，鉴于政治原因，尼克松最好在1972年5月之后的某一时间访问中国，而事实上，他希望明年尽早成行。
也是在这个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计划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对外绝对保密，以便能给双方的筹划以足够的空间，不至于出现尴尬的局面。由于担心可能出现的泄密情况，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总统每天要在那里接待来访者，而改在隔离措施更好的林肯办公室。虽然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要出现重要的政策调整，但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在尼克松同北京接触之后，中国问题专家的圈子里出现抱怨之声，认为此举是不适当的。
就这样，基辛格得以开始了他的外交冒险（表面上是关于越南战争的五国之行），由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由于假称肠胃不适，他此行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抵达北京之后，感觉到周恩来迫切希望见到尼克松。但是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则使人确信，即将从首脑会晤中得到好处的双方，仍然使事件保持神秘的色彩。事件顺利进展的不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迫使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暗中进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有关宣传将会导致计划告吹，并且将来也无法再次进行这类的尝试。
可以肯定，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次非同寻常的外交冒险，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至少在以下3个特殊的问题上：
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在声明中没有提到越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出访与潜在的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方法并无任何关系。河内坚持独立，并一直期待莫斯科来填补北京可能中断而出现的军需供应的空白。然而中国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因为它现在以及过去都在战争中帮助过河内。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家确信，北京的领导人已对时间、金钱以及物资的消耗感到厌倦，非常渴望能够集中精力建设他们自己的经济，并同边境地区部署的40万苏联军队进行对抗。另外再加上他们担心美国还会在战争的阵地上出现，这使共产党的军队感到严重不安。
基辛格很可能向周恩来保证，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将恪守撤军计划，停止一切主动的军事进攻行动。作为回应，周可能也同意要求河内寻找一个非占领南越的解决办法。由于信任，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周也许还向基辛格保证，中国希望参加一个新型的日内瓦式的会谈，就结束整个东南亚地区冲突的办法进行谈判，这样就可以从苏联那里夺回主动权。
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地提到了美国与台湾的条约的责任，他建议“我们的行动是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作为代价”。然而，尽管美国对台湾的防务责任仍是合法的，美国的台湾情结依然强烈，但蒋介石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是很小的。把蒋当做中国的领袖早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美国不能无视台湾是亚洲一个拥有繁荣的自由经济，拥有最大的非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然而，美国在这个岛上实际的军事和政治赌注是很有限的。最近，国防部提出限制在冲绳部署核武器，因为当冲绳归还给日本时，有可能出现向台湾转移核武器的情况。华盛顿其他官员对这个想法不以为然，因为在政治上不可能，在军事上没必要。如果需要，这些武器更容易转移到关岛。
但是中国认为台湾是其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原则上的斗争是激烈的。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同意中国坚持的从台湾撤出其毫无保留意义的9000人的军事力量。
坦率地讲，华盛顿现在认为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是可以牺牲和不牢固的。美国未必可能投票赞成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或者把台湾从安理会驱逐出去。但是它会适当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中国的入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获得联大2/3的赞成票，而仅仅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只需简单的多数即可。
美国是63个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国家之一。当尼克松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会见时，他将切实承认（如果不是技术性地）北京政府。如果会谈进行顺利，一些后续的外交行动似乎不可避免。虽然它将低于大使级的水平，目的是免得出现程序性问题，但一些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将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与全面的外交承认的区别主要在于给人造成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