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它对一个人来说是个罕见的人生经历，因为他能够亲自参加翻开历史新页的重要活动。
——亨利·基辛格
这个消息立即就被所有的人所知晓，这在麦克伦尼斯克时代似乎有些夸张。长时间以来，人们猜测和非正式的消息层出不穷，最终消息被证实了。1971年的一天，在仅仅90秒的电视节目中，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战后外交政策中许多重要的假想和样式。总统将要于5月份之前到北京，去会见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计划已由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于一周前在秘密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安排妥当。
总统表示，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目的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边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这种表示立即导致诸多方面的反应。英格兰前驻联合国大使洛德·卡拉顿称：“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鼓舞的事件。”北约新秘书长、荷兰人约瑟夫·伦斯附和道：“这是世界历史中重要的时刻之一。”
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一起乘坐直升机由素有西部白宫之称的圣克利门蒂来到伯班克市一家电视台的，在那里他们为“大家笑”娱乐节目录制了节目。他们知道，尽管十分慎重地宣布这个消息，但还是引起了世界的惊愕。带着4名助手，他们兴致勃勃地立即来到了贝林诺，这是洛杉矶一家豪华的酒店，尼克松愉快地与站在人行道旁的人们握手，而他的随员们在酒店内用40美元一瓶的罗斯才尔德酒（1961年产）进行庆祝。同样，基辛格也感到十分快活，在外交经历中辉煌的顶点，他享受着成为全球瞩目人物的幸福时光。这个外交事件的重要影响，是绝大多数的教授们只能在图书馆阅读才能体会得到的。
尼克松的自鸣得意是十分恰当的。除非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会使他取消这次旅行，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尼克松将成为自毛泽东的革命者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政府，并把他从大陆赶到台湾岛后，首位访华的西方领导人。他还将戏剧般地打破美中两国官方之间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况。当然，双方盲目拒绝直接打交道并不现实，并且看来，尼克松的提议也只是一笔长期的“欠债”；它对于两国来说是“换位”的最佳时刻。然而，尼克松做出这个决定还颇需要勇气和决心。仅有关举行中美首脑会晤的消息就将影响到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其或多或少地要面临新的前景。
不仅如此，中美首脑会晤可能将导致解决越南战争问题的方法出现，噩梦般的越战充满了血腥且旷日持久。会晤可能还有助于解决（尽管可能很缓慢）其他特殊的问题，比如妨碍中美接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地位；北京进入联合国；建立外交关系等。经过前所未有的16个小时的会谈，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协商与和谐的气氛中，就尼克松访华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上述绝大多数问题上都已取得了进展。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期待能把双方关系的热度提高到最高峰会的水平。
对于尼克松个人来说，这位整装待发的美国总统有机会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他面临1972年秋季再次投入大选之前，需要制造一个浩大的气势。这虽然可能具有讽刺的意味，却很恰当。但前提是这位曾把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都用于热心反共的仁兄，能够戴上促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历史和解的领导人的桂冠。尼克松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渐变，但令人难以琢磨的过程。在韩战期间，他曾要求轰炸中国；在不到两年以前，北京的领导还攻击尼克松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和刽子手”。然而，他不久就将在北京的大街上接受掌声，步行通过天安门，并与毛、周同桌共餐。
尼克松访华如果如期成行，将会出现一个基本的（或者甚至是昙花一现的）可能性，即双方立场的不一致性，而那将给世界新近出现的希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雷切尔警告说：“美国人民不要马上对此寄予过高的希望。不论我们是恨，还是爱它，我们对中国都过于诚惶诚恐了；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既不仇恨，也不惊喜。”
台湾痛苦地感到美国与中共关系进入佳期对其构成了威胁，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利益将被牺牲。沈剑虹大使公开抱怨说这是“一笔交易”，并以个人名义向华盛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台北的一项声明称，国民党仍将决心“光复中国大陆”，并“决不向任何压力或暴力屈服”。一向把自己视为居亚洲主导国家地位的日本，公开表示赞同尼克松访华，但私下里却对中国对日美、日韩关系构成的潜在挑战持保留态度，同时宣称这是台湾的末日。而南越总统阮文绍和外交部长陈文林则又是担心，又是窃喜。他们说：“我们并不希望（尼克松）访华，但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与我们的敌人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那就不一定了。”因两个主要敌人之间进行结盟，而受到重创的莫斯科，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一种不祥的缄默。苏联塔斯社只是播发了这条消息，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然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此心醉神迷。在巴黎，《法兰西晚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尼克松的惊人之举》，并宣称尼克松的决定“将使国际局势朝着不明朗的方向发展”，“不久将带给每个人以和平，而且不附带招降纳叛，或屈辱的条件”。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将此消息称之为“具有轰动的效应”；而与此同时，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明星报》热烈欢呼这一发展，称“它是世界在向着有保障的和平方向，艰难爬行过程中最需要的前进动力”。
世界范围内对于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的时间安排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为了使北京首脑会晤能成功举行，各方在对所有计划安排的保密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各自做出了可能的让步，美国官员拒绝对此进行澄清。在整个政府中，只有寥寥十来个人被告知基辛格被派往北京。这些人当中包括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及其几名助手，还有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西·邦克。而国防部长麦尔文·拉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均在“被蒙在鼓里者”之列。
基辛格的旅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始于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开始的几个星期。总统不声不响地、有计划地开始发出外交倒退信号，以便向北京显示，美国想要实现关系正常化。其实此举是他蓄谋已久的；大概早在1970年，他参加大选之前，就曾暗示过他将放弃其早先的反对北京的立场。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美国任何的亚洲政策必须迫切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来制定。”现在，作为美国总统到海外旅行，尼克松就是想告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想开启与中国人的对话。他曾经让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作为中间人。但最后管用的是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唯一一位与苏联和中国都相处得来的共产党首领。
政府在其公告中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1969年夏季，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缓和与中国的紧张气氛。1970年，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美国破天荒地在总统文件中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取代“共产党”或“红色”中国。总统在向齐奥塞斯库总统致祝酒词时，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我们将不受历史的约束”。这也意味着在印度支那也是如此。也许这也是向北京发出了最为关键的信息，就是尼克松想撤出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