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蘇黎的電話。蘇黎說老兵死了，公安局去人了，確定是正常死亡，時間在昨天下午六點左右。我是五點半左右走的，隻隔了半個小時，老兵怎麽就死了呢？
“姐，你怎麽不說話？你不要有負擔，我們都這樣分析，老兵以前是有心願未了，才堅持著這口氣，你不是答應他寫書嗎？是你讓老兵閉上眼的，你真正做到了臨終關懷，我們都自愧不如！”
蘇黎的意思是我讓老兵死了，是做了一件善事？這是什麽事啊？讓我別扭得想撞牆。
連續三天，老兵的喪事辦完了，自始至終我都幫著蘇黎他們料理老兵的安葬，借此安撫我內心的不安。
老兵走了，他帶給我心裏的那種衝擊也隨之減弱了，寫書也就是一個突然產生的想法而已，罷了。不料，蘇黎的一個電話又把我放下的念頭提了起來。蘇黎說，“姐，你是鳥作家吧？老兵有遺言，他的所有財產都給鳥作家做寫書經費。”
“什麽？”
“姐，你發橫財了，老兵的拆遷補償款和房子都歸你了。”
“我怎麽能接受這筆錢？把我看成什麽人了？”
“這不存在你接受不接受的問題，更不存在人格問題，這是老兵的遺囑，我們沒有任何權力處理這筆錢。你不接受讓我們怎麽辦？”蘇黎一字一眼，有點不容置疑的官腔。
“那是你們的事。這樣，這書我不寫了，就不存在經費之說了。”
“老兵的遺囑上沒有寫如果你不寫，這筆錢怎麽處理，所以，這錢你必須接受。”
“我如果就是不要呢？”
“姐，接受這筆錢吧！這是我的工作，你不要，叫我怎麽辦呢？懸著，就是我沒有完成工作任務，年度考核掛了，硬傷，誰想提我都提不了。姐，好事做到底，你明早十點到我們單位來一下，我在單位門口迎你。就這樣，掛了。”蘇黎急忙掛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