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平和庄铭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这个问题困扰和伤害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开学的第一天的同一件事——填一张“家庭及社会关系基本情况”表。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天，还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自然这张表由自己口述，班主任老师代笔。我是躲在门外，看其他的同学都散了，老师身边没有了人，才进来的，尽管是一个村的，父亲的政治面貌不会没有同学不知道，我还是躲着他们。
“你父亲到底叫庄平还是庄铭？”老师这样问我。
我们和村与其他的村庄都隔着一片相当大的田野，培英学校就改为了和村小学，只有和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那时的老师都是村干部指定的贫下中农出身的有点文化的农民。我们的老师叫张桂珍，是队长的妹妹。张老师土生土长在和村，能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叫庄坚吗？面对老师的提问，我莫名其妙，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我父亲用过这两个名字。我说：庄坚。张老师的嘴撇了撇，张老师为什么要撇嘴呢？我不知道，但她嘴角下撇显出的两条印子，如两把小刀，扎伤了我的心。
我明白了张老师撇嘴的原因是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在公路边的低水渠岸边割草，我家喂了两只羊，一只老奶羊，产出的奶喂妹妹，一只骟过的小羊，是将献给姥爷的生日礼物。春天的羊羔养到冬天就可以吃肉了，姥爷的生日在冬天，我们家没有别的给姥爷送，每年春天买一只羊羔给姥爷养着。我们都盼着姥爷过生日，因为姥爷过生日的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其中的一个进西安城。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看谁干活好，就带谁给你姥爷过生日去”。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母亲带我去了，正碰上我一个姨从广州出差回来，姨带回来一把香蕉，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香蕉，这世界上有这样怪的水果？不是圆的，是跟镰刀一样的弯的，皮不用刀子削，跟剥玉米一样用手一扯就下来了。这世界上还有这样好吃的水果？不用怎么嚼，绵软、滑爽、甜蜜，吃的时候没有水分从嘴角流下来。这个记忆使我至今对香蕉情有独钟。哦，扯远了，回到正题上。我正在割草，一阵风把两个人的闲聊吹进了我的耳朵里。
“唉，尚先生留下的东西就剩下学校还看得见了。”
“人家尚先生是往好处去了，尚先生就是尚先生，眼睛亮，要不是早早参加了革命，现在正是大地主分子让人批斗哩！”
“有那么多地，还有工厂，没准都被枪毙了，人和人的脑袋瓜就是不一样，旧社会，人家是大地主，吃香的，喝辣的，新社会了，人家进西安城当银行行长了。听说，吴县长还上门给人家作揖哩，想让银行拿钱给咱修水库哩！尚先生二话没说，让吴县长拿麻袋来装钱。嘿嘿，尚先生当行长，那银行还不是咱县的？朝里有人好做官。”
我抬起头，转过身子，看到说话的是两个坐在马车上的老头，一个抱着鞭杆，一个抱着烟杆，马车不急不慢，悠闲地从东往西走，大概是从三原县城赶集回来的。我没出生前城墙就在大跃进的**中夷为平地了，培英小学里的两栋楼，就很惹人瞩目了。我经常能听到过路的人由楼说起我姥爷，都是夸赞我姥爷的。这一次有些不同，他们说到了另一个内容。
“可惜，可惜他大姑娘了，你说尚先生在这点上眼睛咋就不亮了哩？把女子嫁给一个国民党特务！”
“你别胡说了，你说的那个叫庄平，尚先生的女婿庄坚没改名前叫庄铭，不是一个人。”
“你真相信？戏里有狸猫换太子，那也是谁都没有见过太子，太子是刚生下来换的，咱们尚先生可好，女婿都成云阳乡的风云人物了，硬是将太子换成了狸猫，啥庄铭是苦出身，啥为了抗日才参加了国民党，哄鬼哩？我看，庄平和庄铭压根就是一个人。”
“老听人说起这档子事，我还没见过其人呢。”
“他常去买棉花，你去云阳乡镇的时候在籽棉加工厂转转，听到谁撇洋腔，谁就是。”
“就是他啊，我见过，当时我还纳闷哩，在咱这乡下，怎么会有北京城的干部哩？”
马车上了桥，不见了。
我握着镰刀的手直发抖。我明白了张老师问我“你父亲到底叫庄平还是庄铭”的用意，他们不相信我父亲是庄铭，他们说我姥爷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我姥爷在我心里就是神，他们这样说我姥爷，我感到非常愤怒。
这天晚上我把路边听到的话悄悄告诉了母亲，母亲平淡地说：不论是庄平还是庄铭，都是你亲生爸爸，亲生爸爸只有一个，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我的心里纠缠着一团可怕的迷雾，我开始关注父亲了。父亲干的是生产队最重的活，最脏的活，又是工分最少的。父亲艰苦劳动的情形总是让我难过，比如说犁地，生产队有一头牛是瞎子，那头牛就是父亲的，别人挑剩下的才是父亲的，瞎牛不可能走得快，别人已经回家吃饭了，父亲还在犁地。父亲赶牛的洋腔与众不同，牛大概听不懂，不怎么听话。犁地是一幅很好看的情景，有一点百舸争流的意思，我寻找父亲身影的时候，不用眼睛，用耳朵。你可以想象，那个撇着洋腔把地犁得歪歪扭扭，时时被人呵斥的人就是我父亲，我心里充满的会是什么？是海水，冰凉苦涩。
我的姥爷是太阳，是让人仰望的，我虽然不怎么能感觉到他的温暖，但足以令我骄傲。还有，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李爷，但我的母亲、姥爷、舅舅动辄就说你李爷怎么怎么样的。李爷解放后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做大官，救李爷是我们这个家族中的骄傲，当然也是我的骄傲。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一颗既十分高傲而又十分卑微的心灵，一种优柔怯弱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豫与坚定间，最后让我自身充满了矛盾。
随着世事的变化，我也越来越不把父亲到底是庄平还是庄铭当一回事了，但不等于不想搞清楚，我想，等父亲最后的日子再问，那个时候他绝对会说真话，但父亲在梦中突然离开我们，使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我做准备动笔写书期间真相冷不丁地站在了我面前。
“我叫庄小平。
“我从台湾来。
“我是庄平的儿子。我为寻找我的父亲而来。”
这样自我介绍的人瘦瘦的，高高的，戴着一顶黑色礼帽，穿着一件黑色风衣。我猛一抬头，以为是我父亲疑团的始作俑者韩春从历史的尘埃里钻出来为我答疑解惑来了。庄小平六十岁左右，操着一口黏黏糊糊的台湾腔，却有一种影视剧里特工的凌厉风度。
当时，我正躺在社区的一把躺椅上对着头顶上的绒线花树发呆。绒线花开的正是时候，鲜红的花朵像红缨枪的红缨，藏在翠绿的羽毛形的叶子底下，让人联想到上世纪革命根据地放哨的少年。我看似逍遥，实际在苦苦思索，我头脑里在勾画一张将要写的这本书的路线图，我的红箭头行走到一个地方迷茫起来——去哪个方向找庄平？其实，很多时候文学作品的虚拟是来自于现实的，好作家能把假的写成真的，赖作家能把真的写成假的，我不想当后者，所以才苦恼。现实中的庄平的儿子庄小平出现在我面前，我瞪着眼睛，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从纷乱的虚拟的庄平的情景中醒来。
“不要吃惊。我父亲曾是优秀的特工，我是他的儿子。”
庄小平言简意赅，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他有父亲的遗传，能找到我这里不是难事。
“请您带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老人家显然指我父亲。我感觉庄小平比我知道得多，并且比我知道得更诡秘。
“我是因为自己的职业才姗姗来迟。”
看到庄小平深不可测的眼睛，我猜测他在台湾干的是情报一类的工作，现在被“解密”了，所以才姗姗来迟。
“我来西安城有一段时间了，我在档案馆看到了你留下的踪迹，你试图在寻找什么，看看我们寻找的是不是一样，或者有部分一样。”
自此，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我刚想出要说什么，他就回答了。
我本该对他表示热情，至少寒暄几句，但他那么严肃，那么的言简意赅，我如果寒暄，不但俗不可耐，还会招他反感。
我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请他坐上。走到社区门口刷卡的时候，送花的快递到了门口，庄小平把手伸出窗外接花付钱。庄小平把送花的时间都计算得分毫不差，这是个怎样的人啊？庄小平为我父亲买了一束白**。
我们在埋葬父亲时，给父亲墓地栽了一棵苦楝树。如今，在关中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苦楝树用它伸展在空中像巨伞一样的树冠告诉我父亲坟头的具体位置。父亲墓地杂草茂盛，野花肥硕，看不见一抔黄土。看到庄小平跪在野草上，泪如泉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庄铭与庄平就是一个人，那么庄小平就会是我父亲在北平时的儿子，这样，眼前这个从天而降的男人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父亲之所以对我母亲不承认他是庄平，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继而我又想，父亲没有去台湾，会不会是把去台湾的机票给了他的前妻和儿子？
庄小平站起身来又鞠了三个躬。走出田野，庄小平在大路上站住了，他望着远处的嵯峨山，我说，叫嵯峨山。庄小平若有所思地“呃”了一声，我指着山中那一条白色说，那是条山路，庄小平又是若有所思地“呃”了一声。
“要不要上去看看？”我这样建议道。然而，这时庄小平的手机响了，庄小平接完电话，说他母亲病危，他要回台湾了，送他到机场。
路上，庄小平说，他曾经找过韩冬，遭拒，但他还是想办法跟韩冬通了电话，听到他的自我介绍，韩冬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庄平”就立即挂了电话。嘿嘿……庄小平笑了两声，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庄小平的笑脸极其阴险。庄小平是找到了韩冬，韩冬那里有庄平的线索？
“找父亲也是母亲的愿望，很遗憾，” 庄小平顿了顿说，“庄小蝶，我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找庄平，如果你有了我父亲的消息，拜托告诉我。”
“ 你记得当年父亲的模样吗？”
“母亲身怀六甲的时候父亲去西安城的，说是去执行一个任务，很快就回来，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说，我长得很像父亲。那些年，一直是韩春伯伯照顾着我们娘儿俩，去台湾是韩春的意见，他用一块泾阳茯砖茶为我们换来了去台湾的资格。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去台湾的，我们已经在成都会合了，可是，有人给韩伯伯送来什么情报，韩伯伯说他要回西安城办件事，让我们等他。我们最后等来的是一个陌生军官，军官说韩春在办事前向他交代过，如果三天韩春没有来找他，就说明出事了，让他赶紧到成都带我们走。那个军官说，他是得到韩春被解放军抓捕的消息后才离开的。母亲在台湾一直未嫁人，有时候，我们要靠救济生活。我成人后，让母亲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庄小平大概是觉得时间紧迫了，一口气给我说了这么多。庄小平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瞄庄小平，这个人鼻子、嘴巴、下巴说不上跟我父亲像还是不像，但眼睛是绝对不像，我父亲是典型的浓眉大眼，这庄小平眼型悠长，是典型的小细缝缝眼。怪不得我父亲假冒庄平在火车站出场的时候要尽量用钢盔把眼睛遮住。
“我父亲跟你父亲是两个人，这是我的DNA。”庄小平从后面递过来一张单子，我没有接，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自作多情的人，也不愿意做一个让人能从背后看穿心事的人。庄小平欠起身，将单子放在了副驾驶座上。
“你们是什么时候去台湾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的生日是五月十二日，我们在成都旅店里住，韩伯伯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没有来得及给我点蜡烛就走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把我拉到窗前，望着韩伯伯的背影说：多看伯伯几眼吧，你爸爸就是这样急急忙忙走的。”
几滴清泪从庄小平冷峻的脸上流下来，闪着亮光。
“拜托了，替我找找我父亲，如果能找到疑似的尸骨，看能不能做个DNA鉴定。”
庄小平的意思是通过与他的DNA比对，确定庄平的白骨。
尽管我信庄小平的话，我们不是一个父亲，我还是悄悄做了DNA，结果是我们没有丝毫血缘关系。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竟一病不起。
庄小平给我解开了一个谜，却抛下了一团谜，韩春在成都接到了什么情报，使他抛下庄小平娘儿俩回到西安？是谁送的情报？庄小平为什么也要找韩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