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滿樓》的拍攝已經接近尾聲，幾個月的時間像煙一樣，風一吹就過了。
如果歐百麗沒有把我們的孩子打掉，他快要出世了。
這幾天我整個人焦躁得像一捆被曬幹的草，別人不經意的一句話，一個眼神都有可能把我點燃。我在片場扇了一個一直把我叫大哥的演員一巴掌。他演我手下的一個警察，犧牲前給交待幾句遺言，連續三次他把遺言說到一半就笑了，他第三次笑的時候我給了他一巴掌，我說，笑吧，你繼續笑吧。他再也笑不出來了。
沒有人指責我，被扇的人也不敢，他不過是個小配角，而我在他們看來是一個有背景的男主角。
我直接把電話打到文博館，再不打這個電話我肯定會瘋的。辦公室的一個阿姨接了電話。我說，您好，我找歐百麗。
對方說，你是誰？
我說，我是，她同學。
對方的聲音沉下去，她三天前去世了，我們單位剛開過追悼會。
我說，不可能，不可能——
對方說，哎，我們大家都很難過。兩個星期前她開車和別人撞上了，肚子裏的孩子就快出世了。她傷得很重，要不是為了肚子裏的孩子她根本挨不了十來天，可到頭來還是……
這多像是一場戲裏的情節。
我看到了擁擠的馬路，歐百麗握著方向盤，她一邊開車，一邊講故事，聽故事的是肚子裏的孩子，她的臉上堆著笑容，一輛大卡車飛馳斜撞到車腰上，肚子裏的孩子叫了一聲媽媽……
歐百麗是出車禍死的，和我沒有關係，我掛上電話後一直在對自己這麽說，我每天都對自己這麽說。
我想那孩子。夜裏，我把床單鋪到地上，他再來找我的時候不用踮起腳就能掀我的被子。但是，他再也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