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大字报拍了一张照片，托人顺路带给韦守德。照片在韦守德手里过了一天，他那边回话了，主要意思是：不认得大字报上的字，同时，无论是谁写的都不打算追究了。
不知道韦守德是不是想息事宁人，自认倒霉。他不追究并不代表我们不追究，特别是我，我的报名表还锁在王大志的抽屉里呢。
可紧接下来发生的第三起打人事件，狠狠打击了我的自信心。
老杠是坡月乡第三个被人从后面敲闷棍的人，除了地点不一样，作案的手法和前两位受害者一般无二。
老杠的大名叫什么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清楚。他负责坡月乡主要街道的卫生，就是个扫大街的。老杠一般早睡早起，平时不经常见他在大街上出现。老杠给坡月人的经典印象是出现在每个圩日散场后。老杠打着赤膊，拿一把竹帚，将菜市场上的烂菜瓜皮纸屑扫成一座小山包，一些有用的东西另收拾在一边，包括酒瓶子，纸箱。然后，他会将小山包垃圾点上火闷烧，他自己蹲在一边抽烟看那垃圾渐渐变成一堆灰烬。风吹过，坡月乡飘扬着一股烟薰味，这时候大家自然会想起老杠。
从背后观察扫街的老杠，一点不像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腰部结实，肱二头肌发达，加上油亮亮的汗水，有点健美的味道。可老杠穿上衣服后完全没有这种味道了。老杠虽然是负责卫生的，个人却很不讲卫生，我几乎没看见他穿过一件颜色清爽明亮的衣服，他的手脸也好像从来没有洗干净过。
老杠是坡月乡里很难博得同情的一个人，他年轻时候喜欢打老婆喝酒赌博，凡是男人有的坏毛病他一样不落地占了。老婆某一天突然在坡月乡上消失了，老杠说是下广东打工了，外人私下里议论是跟人跑了。没有老婆后的老杠一天比一天衰败，甚至有几天躺在街头的水泥路上奄奄一息的。他在环卫站当站长的一个堂侄实在看不过眼就给了他这份扫地的工作。老杠平时挣的钱管自己吃喝，挤出一点交给地下六合彩。
坡月乡对老杠的被砸表现了一种蔑视和漠然，奇怪了，这个老光棍也被打了，这打人的人是什么人都打呀，不分好歹。
大家好像认为老杠还没有达到被人从后面敲闷棍的档次，也怪这打手的把自己的品味降低了。嘴里这么说着，各家各户心里多少开始有想法了，天一擦黑，在街头闲逛的人少了，早早回屋的多了，各家仔细检查门窗有没有关严实，喊孩子回家的声音随着夜幕的降临在坡月街头此起彼伏地响起。我的心情在这种热切的呼唤声中越来越低落。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派出所对老杠被打一事已经是遇事不惊了。老树已遭千刀砍，哪里又怕这一刀？其实，大家心里都不好受，这事情一桩接一桩地来，凶手分明是嘲笑我们无能，将我们视若无物。
我自己老老实实到粮店买了几扎面条，打算在家里开火，尽量减少在公共场所的嚗光率。黄妈米粉店是暂不敢去了。
连续三个人被打，我们派出所仍然没有理出什么头绪。乡长打电话来问王大志，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我孩子一吃了晚饭我们都不敢让他出门了，坡月乡的治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的？
王大志挂上电话面红耳赤，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上拟了一个笨方案，就是我们四个男同志分两组轮流值夜班，到街上巡逻。我暗暗叫苦，报名表还没交，考试还有三个月时间，现在又要值夜班，我还怎么准备考试呀？我急得一夜之间嘴角两边都长了大疮，抹上刘百草配制的黑乎乎的药粉，我的嘴看上去跟吃了屎没擦干净一样。
巡逻了一个多星期，没有新的案件发生，我们稍稍松了口气。
在这期间，张业民的诊所重新开门，门外挂了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新的收费标准，挂号费从原来的一元提到三元，还有注射费，接生费等项目都有了新的调整。整个来说，价钱是提了一倍不止。
尽管有些人说张业民的脑子被砸坏了，还有人预言张业民迟早还要再挨一棍子的，他的病人并没有减少，圩日里病人还是会排到大街上。
听说韦守德还不能下地走路。他老婆往返县城和乡里，不断地将韦守德的东西收拾运往县城。我们家老韦不回乡里住了，等我把家里的事料理完，我也要上县里跟儿子去了，坡月这地方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老婆将这话透露给一些熟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