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岁结了婚。之前做了数年的职业编剧。我住在兰州，依靠父亲的资助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我勤奋写作，但寂寂无名，所写的数个剧本都无人问津，只在剧本杂志上发表为止。有一天，一个电视台的编导注意到我，他正在给兰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拍纪录片。他请我写其中的解说词。他说解说词需要文艺和漂亮。于是我去采访了科研团队。这样和李雯认识。李雯是科研团队中的成员。她穿着整齐的职业装，和我说话只限于采访范围之内。有一次她突然说，你们文人好奇怪。我问她此话怎讲。她说，你们拍的片子是讲我们团队的，可总觉得和我们的生活不太像：看着挺美的，却像是说了一大堆的谎话。我问怎么就像谎话了。她说，也说不清，总之就是这种感觉。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半年后，她约我见面。她送给我一份礼物。一套正版的德彪西音乐CD。她说，生日快乐。我记得从未向她提起过我的生日，也从未提及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德彪西。她看着我，脸上突然呈现出红晕。她说，我们恋爱吧。
我看着她，以为我听错了。
她顿了顿，似乎已经从短暂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她清晰、有力地说。我们恋爱吧。
我说，好。
我有过几段不成功的恋爱经历，正处于感情空白期。我勤奋写作，经常感到寂寞。我不了解李雯，正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要和我恋爱。但我愿意尝试。我们定期见面、吃饭、在河边散步、偶尔亲吻、抚摸。每一次见面时她会明确地说，我们有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或者一小时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一小时表示只吃饭，一小时二十分钟表示还可以在河边散步，两小时则表示可以亲吻和抚摸。但也只限于抚摸。她有澎湃的胸，被她用束胸结实地包裹起来。有几次她几乎不能忍受自己的呻吟和渴望。她用了全身的力气挣扎、拒绝。她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她的神色显得很自责。她从未与人谈过恋爱，她认为恋爱时需要学会控制，不应当发生两性关系。为了增加自己的控制能力，她在包里装了一只闹钟，每一次，她会事先设好铃声。铃声如期响起来，响亮而急促。她于是奋勇地从我的手掌中挣脱。她说，时间到了。
实际上我不介意她这样。那时候我的心思全部放在剧本写作上。有没有闹铃并不重要。
一年后李雯去北京读博士。正好有一家影视公司约改剧本，于是我也到了北京。我住的地方离她很远，每到周末我会转乘地铁和公交，去和她约会。我在她的宿舍楼下等她。在她上课或者做实验的地方。有时候需要等很久。她读书，参与很多项目。我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趁着空闲想一想剧本的修改问题，偶尔会和一些女生聊天。大学里总会有这样的女生：空虚、不喜欢上课读书、主动搭讪让她们觉得奇怪的人，然后向对方讲述自己青春年代的遭遇。她们甚至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听。那些故事大同小异，到我听得厌倦之后，我就开始读书。在等待李雯的半年时间里，我完整地读完了《奥赛罗》和《古希腊悲剧集》。她也很高兴有一个男人每周在校园里等她。她有一次提起她的那些同学，她说她们都羡慕她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男友。她还说她们赞美我的容貌。请你不要有骄傲的情绪，李雯说，容貌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再说，她们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讲。她说话时的神情很严肃，就仿佛在实验室里做课题。我也从未见过她的那些博士同学和导师们，她认为在本质上我和他们没有交集。但是作为对我的忠诚的回报，她会事先购买大剧院音乐会的门票。《天鹅湖》《卡门》、莫扎特、贝多芬等等，她买的票是最贵的。她陪我去看。她坐在我身边，会一直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在暗淡的光亮中，她显得神秘、高贵，黑亮的眼睛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注视舞台，而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她为我痴迷于夜晚的声音和舞台而感到惊讶。但是她也承认，她是喜欢我这个模样的。
我们在她的宿舍缠绵。她的舍友每到周末去和她的男友约会，在另一所大学。所以宿舍是她一个人，但是她不同意我过夜。每次闹钟一响，她就要求我回去。我已经习惯这样了。有一个晚上，她居然有了一次短暂的**。她发出难以克制的呻吟，身体也在快乐地颤抖，她的指甲因此划破了我的后背。她紧紧地抱着我，过了很久。闹钟响起来，她似乎没有听见。那天晚上，我也希望能够留下来。但是她突然把手臂从我的身体上抽离。她坐起来，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她说，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她的神色里充满了自责和难过。她让我立刻回去。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在大学门口等了很久也等不到出租车，于是我顺着马路一直往南走。一路上遇到骂骂咧咧的醉汉、浓妆的妓女、要我出示证件的便衣警察。我从北四环一直走到南二环，再从南二环一直走到东四环。回到住地的时候，正好看到第一趟早班车在街道上驶过。这没什么，我心里说，走一走路，正好可以想一想我在修改的剧本；一个人走在北京的夜晚，还可以看到奇异的风景，会有奇异的感觉，这些在白昼都不曾有过。
有一天我和制片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要我增加剧本中一个人物的戏份。但是我认为毫无必要。他说，你丫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我就这么跟你说话。他说，你丫要么老老实实按我说的改，要么就滚回兰州去，想写剧本的人多着呢。我就没和他说话，从那里离开了。要不是一旁有人劝解，我就会拿起他桌上的巨型烟灰缸砸烂他的脑袋。那天我情绪很糟糕，和李雯见面后一直没有说话。李雯带我去一家新开的俄罗斯餐厅。餐厅里有俄罗斯歌手在演唱。李雯看上去很愉快。有一个歌手站在她面前演唱，送给她一朵玫瑰。她好像一直到快吃完饭，才注意到我的沉默。
她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很少问我的剧本写到什么地步，只知道我在写剧本。我写不写剧本，或者写出什么样的剧本，和我们的爱情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我也不介意她这么想。但是那一天我有倾诉的欲望。这欲望特别强烈。无论如何，她是那一段时期里唯一和我有亲密关系的人。我倾诉的欲望来自我的脆弱和孤独。我甚至常常感觉到无处逃避的寂寞。
我告诉她我和制片人吵架的事。我说他就是一个艺术上的白痴，一个为了票房而不惜增加狗血剧情的商人。我说我已经厌倦于这种不停地修改剧本的生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何时可以让他满意。你每天面对他的一张跋扈的嘴脸，会觉得受到了侮辱。
哦。她说。她是第一次听我说起我的生活。但是她没有表现得很惊奇。她也没有对专横的制片人发表评论。她看着我身边的什么地方，似乎在考虑说些什么话。
他给你多少钱？她说。
五万，我说，等到剧本修改好，再给我十万。
哦，她点头，他还欠你十万，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她说，只是你不愿意承认罢了。
这不光是钱的事。
我理解就是钱的事。她说，这样吧，你不要去给他写剧本了，你来给我们课题组帮忙好吧，我这里最近缺人手，我付费给你，收入应该和你写剧本差不多。
我说，我不懂你们的课题，能干什么？
不用你懂。她说，都是你能干得了的活。
有一段时间我在李雯的课题组帮忙。如她所说，我干的活都是我可以胜任的。送一份论证报告之类的文件到另一个地方；搬一件设备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或者去超市采购一些东西：卷尺、橡皮擦、纸张、卫生巾、电池、台灯。每隔一周，李雯会给我一摞现金，她说这是课题组付给我的报酬。我不懂她的课题组在搞什么样的研究，只是感觉她们有充足的钱。她付给我的报酬确实比写剧本要多。
我当然不是为了钱。我是出于对制片人的反感。事实上我在课题组干活不久，制片人的助手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她很客气地请我回到剧组里去写作。我没有理会她的请求，继续在李雯的课题组忙碌。一个月之后，制片人打电话给我。他仍旧骂骂咧咧，但是可以听得出，他在责备我的时候使用了亲密的语言，就仿佛我是他不听话的兄弟。后来我知道，他在我拂袖而去之后，也试图让另外几个编剧来修改我的剧本，但结果很糟糕。
他请我回到剧组里，这让我很愉快。我其实也想回去写作。我热爱写剧本。不喜欢送文件和去超市。不过为了表达我的矜持，我迟了半个月才回到剧组。我写的这个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我三十岁之前写了若干部剧本，最后开拍的也就这一部。但总算在影视圈里有了一点儿名气。
三十岁时和李雯结婚。那时候，李雯回到了她原来的大学，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她仍旧很忙，这期间她和德国的一所大学建立了科研关系，她在德国和兰州之间来回穿梭。她渴望有一个孩子，她相当准确地计算好预产期。预产期正好是她的假期，孩子如约而至。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仿佛是我们之前漫长的恋爱唯一期待的。她如此美丽、明亮，如此甜蜜动人。然后你会感觉，你这一生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这一个；你因为爱她可以忍受、忘记所有的忧伤和痛苦。她是唯一。
她比我更爱她。因此她要求我停止一切和写作有关的活动。她说她挣的钱足够使用了，她说你只需要照顾好她。她说话的语气比早年时候更坚决，容不得你有任何辩解和质疑。她说得没错。这世间没有比爱她更重要的事。她是光明，是未来，是生命中永远不可替代的爱。
吾爱。不能剥夺、不可替代。我在她身边，一刻也不愿分离。纵使你拿世间所有的珠宝财富、所有的没药**，我也不换。我就这样在她身边两年。那时候我经常和她说话。她有晶亮的、黑色宝石一样的眼眸。她长长的、美丽蝴蝶一样的睫毛。她光滑的吹弹可破的肌肤。她迷人的、没药一样的香气。我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她是我永远、唯一爱着的女人。我请求她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我。然后我又告诉她，因为爱，我有多么孤独。没有谁愿意听我的诉说；也没有谁让我愿意去倾诉。实际上，当我开始和她说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寂寞的。我说得越多，我就越是感觉到孤独。我告诉她我有多么渴望写作，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可以感觉到自由。它是唯一能够配得上我对她的爱恋的事物。它可以让爱恋更丰富，更完美。
她闪动漆黑明亮的眼眸。她露出甜蜜的笑容。她懂得我在说什么。因为同样热烈的爱恋，她愿意。
我三十二岁。决定做一个独立电影导演。我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基本的拍摄设备。我写好一篇名为《自杀》的剧本。讲述一个外乡的女人如何寻找城市中的爱人，又如何陷入绝望而投河自杀。我喜欢这部剧本，我决定把它拍摄成电影。几乎没有人赞同我去拍电影。影视界里的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不算成功的编剧。所以我需要自己投资。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向李雯说这件事。我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李雯在听我说话。她显得相当有礼貌。关于我的想法，她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之后她沉默了一小会儿。她说，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想去拍电影呢？
她说的“这样”指的是我眼下的生活。我必须承认，“这样”很好。这是事实。我不用做任何我不愿意的事，我和最爱的女人在一起。我不用担心没有钱。我住着宽敞明亮的房子，有一辆名牌汽车，能够买得起任何一样物品。
她问，你拍一部电影能赚多少钱？
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她笑了。你总说不是钱的问题，她说，那又是什么问题？你们文人说话好虚伪。你刚才不是在说钱吗？
必须承认，她说得没错。我刚才确实说到钱的问题。我需要自己投资这部电影。我需要向她借五十万。我不知道她有多少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是一笔小数目。
孩子呢？她说，孩子怎么办？
请保姆，我说，或者由我父亲来带，他一直想带孩子。
保姆的问题太多了，她摇头说，保姆会把孩子带坏的；老人带孩子也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不好。我们只有这一个孩子，一定要让她有一个安全、良好的成长环境，你说对吗？
我说，对。
嗯，她说，她的神色显得很愉快。她以为我被她说服了，她说，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去拍电影，你需要花什么钱，家里柜子里放了一些，应该足够你用了；我也知道你带孩子辛苦，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项目做完，我就陪你和孩子去境外旅游，可以吗？
我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