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冰从香港回来没几天,汪国鹏就去了上海。他已在半年前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党组成员,从此走向更大的天地和更多人的视野,也要应对人生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汪国鹏来说,他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了机遇,同时也充满了创新。从国家商业银行副行长到人行副行长,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跨越。当时正值1993年,中国还在进行全方位的经济改革,金融界也力图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进措施,不料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突然来袭。这一年,一轮强劲的经济过热风潮在全球兴起,为遏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美联储在一年内接连六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3%提升到6%,为历史罕见。
而中国国内的经济周期,也不幸与国际经济周期发生重叠,过热的基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流出,粮食的减产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人们再次萌发了抢购商品的冲动。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这一切,预示着一场猛烈的通货膨胀即将来临。
汪国鹏上任以后,立刻配合中央应对此轮的通货膨胀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并于当年7月宣布加息。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从两个月前的9、18%骤然提升到10、98%,此次加息周期的间隔之短、幅度之大,也创下了历史之最。与此同时,央行还在全国范围内清收超过限额的贷款,削减基建投资,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的数据显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借资金达332亿元,增加储蓄405亿元,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有效遏制。
那时秦野已经调任国务院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副总理,汪国鹏作为秦野的有力助手,不仅经受了考验,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勇于担责的风格,为自己积累了应对通涨的宝贵经验,也积累了人脉和声望。行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在这般重大危情面前,汪国鹏的表现用北京话来说,就是个“角儿”!充分展露了他出色的能力和让人服气的魄力。他也因之在金融界里收获了极大的尊重与不错的口碑,还有一些美誉和贵冠,被称为“金融专家”。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颇为青睐,并且予以重用。
这次汪国鹏来上海公干,是为了调查上海证券市场的一件收购案,不料下榻酒店的第一天,《金融报》便派出一个女记者对他进行独家采访。汪国鹏行事低调,从不接受这类采访,但听说这位擅长写财经报道的女记者,曾是联办的工作人员,又有方克冰和田希云的电话推荐,便笑着接受了,说你俩的面子,我当然不能驳回。那个女记者为了采访这位重量级的金融专家,也确实做足了功课,甚至想方设法地查到了汪国鹏的一些背景资料,开场白就非同凡响。
“汪行长,您是山西人吧?”女记者微笑着问。
“是啊!”汪国鹏有些惊讶地望着这个聪慧的姑娘,“你查过我的档案?”
“在我们国家,每人都有一个档案,里面也都装着一份简历。”女记者诙谐地笑道,“通过你的简历,就能了解到你的故事,但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回顾一下。”
“好啊!”汪国鹏风趣地说,“听你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经历,也挺有意义嘛!”
“一百年前,山西人雷履泰在创建日升昌票号,并对‘汇通天下’满怀渴望之际,很难想象运作一个大国金融体系的复杂与艰难。”女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但一百年后,另一个山西人,也就是您,坐在了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您在当前的金融改革中,又有什么新思路?”
汪国鹏笑道:“你说的那个山西同乡,我在研究历史时也知道他,而且很佩服他。我就是从历史研究转向金融战线的。那一年我三十岁,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室工作,当我完成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记》的编纂工作后,突然对现实的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不务正业地写起经济学的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令我意外的是,这些文章竟然被一些领导看到,给予很高评价,从此开始了我的金融生涯。”
“这是您首次崭露头角吧?”女记者满怀兴致地追问,“那么您现在呢?”
汪国鹏严肃地说:“现在也算是临危受命吧?目前的中国金融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我们正要去探索一条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光明之路。”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汪国鹏就看了看手表,说我还有事儿,到此结束吧!
后来女记者的文章在《金融报》上发表,竟然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她先对汪国鹏的金融生涯做了简要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田地土坎上开始的,因为人们首先要穿衣吃饭,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田坎地垅里刨种希望。直到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心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时候,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金融制度和机制以及金融工作等多方面的改革,就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与愿望。所谓大河向东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汪国鹏跨入了金融界,开始大显身手。”
最后她又写到:“在中国证券行业大潮涌动之际,汪国鹏也是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发起人之一。他当时在金融理论界已经有了一定影响,能为这个创新提供理论基础,且又作为中国金融业的高级领导来亲身实践。扎下了什么根,就铺成了什么路。对于汪国鹏来说,这些理论基础还会带来强大动力,使他能够在金融领域出色的工作,并且结下了丰硕成果。专业、权威、务实、责任。一个在经济领域如此自信满满的人,必定会有大作为,我们且期待着。”
汪国鹏这次来上海,是为了调查宝延收购战。那天他直奔上交所,去见林亦明,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发现来得挺巧,收购方也即深圳宝安上海公司的李总,还有延中的邹董事长都在场。林亦明正被他俩围攻,焦头烂额却无可奈何的样子,看见汪国鹏,就欢欣鼓舞地迎上去。
“汪行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没办法对付他们俩。现在股市上有无数的金融大鳄,都鼓起眼睛,打磨利齿,想来我们上海寻摸宝贝呢!”
“你们上海的宝贝,秀色可餐嘛!”那位年富力强的李总笑道。
年纪偏大的邹董却很不高兴,“什么话?我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得知被收购的。你们宝安为啥不事先跟我们沟通?汪行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
汪国鹏立即向他们三方了解情况。原来延中公司是上海一家由街道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最初的股本结构中,除了9%的发起人股之外,其余股份都是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1985年1月,延中发行股票500万元,市民们人山人海昼夜排队,使原本计划个人股与法人股3:2的比例难以实现,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局面。按照规定,法人股和国有股都不能上市流通,因此延中这类公众股比重很大的上市公司,就成了真正的抢手货。何况宝安调查得知,延中董事长邹老爷子年事已高,收购后便于重组董事会,于是重拳出击……
李总却说:“我早在去年夏天,就来上海调查股市情况,并且拜访了这位陈总经理,还跟他谈起活跃市场的问题。我说现在的上市公司没有压力,认为上了市就一劳永逸。证券市场也要引进一些鲨鱼,上市公司才会有压力,证券市场才会有活力。”
“我知道这鲨鱼的典故。”汪国鹏深思地说,“日本人喜欢吃沙丁鱼,但每次从远洋捕捞回来,都发现这些沙丁鱼在途中死了一大半。有一次,沙丁鱼中混进了一条鲨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不断游动以躲避鲨鱼,结果大部份都活下来了。”
林亦明也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李总也举了这个例子,我就问他,你愿意来上海当鲨鱼吗?他说有这想法,但你们不允许法人入市啊!我说昨天刚签了文件,允许法人开立账户,自由买卖股票。他们立刻以上海宝安公司的名义,开立了法人账户。汪行长,你说巧不巧,我们上交所刚宣布了,向国内法人机构开放A股交易,迎头就撞上了这宝延收购战!”
李总又接着说:“我们选定延中为目标后,又研究了每一步的操作细节,特别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不能超过5%’这条原则。我们认为这一时点,应以交割单为准。而交割单在收市后才能收到,交易当日的收市前,我们也无法确认收购股数。”
邹董事长也着急地说:“但是去年的9月30日,在上午11点,陈总就正式通知上海宝安,他们所持的延中股票已经超过5%!让他们立即停止买入。上交所同时发布信息,让我们延中实业停牌,下午开市才复牌……”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买入了多少?”李总赶快解释道,“那天中午上交所发布公告,我们只知道已经超过5%。直到国庆之后得到交割单,我们才发现实际收购的股数,已经超过了延中实业总股数的16%……但我们真的是情有可原呀!”
“什么情有可原?”邹董气愤地瞪着他,“这就是违规行为!”
汪国鹏想了想,又转头问林亦明:“后来延中的股票情况如何?”
林亦明立即回答:“在那之前的十几天,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延中的股票就连拉阳线,股价由9元涨至12元。那天我们的公告一出,好比火上加油,下午一开市,延中的股价就直冲19元,最后以15元收盘。其后延中的股价也是狂涨,反正没有涨停板,撒丫子奔吧……后来一度涨到40多元,现在股价也不低,估计在30元左右的价位上。”
邹董事长又说:“今天正好,当着人行的汪行长,我要代表延中,提出三点质疑。”
他说:第一,9月29日,宝安就已持有延中股票4、56%,按规定此时要上报,而且只能再买入0、5%。但9月30日开盘时,宝安竟然一笔就购进延中342股,这还不算违规?第二,既然如此,当日发布公告时,为何不讲明具体持股数,这是不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第三,宝安上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但那几天光买延中股票就用了6000万。国家明确规定,信贷资金、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他们这样做是否也有违反政策之嫌?
邹董事长最后宣称,如果汪行长对此不做处理,他将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维护公司利益,还将聘请香港律师,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收购路子”。
汪国鹏和林亦明听了都笑起来。其实对这场宝延收购战,他俩的心情是且惊且喜。不管怎么说,意见如何提,收购与反收购都是要掏钱垫底的。宝安既然资金雄厚,坐上延中的大股东位子,也是无可非议。股市就这样,大鱼吃小鱼嘛!城头变幻大王旗,本就寻常事。
这时林亦明让汪国鹏表态,汪国鹏却谨慎地说:他此行仅只是调查情况,现在证监会已成立,应该由他们来解决。汪国鹏又说,他这趟上海也不能白来,还会邀请金融界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起对此事进行座谈,以期更加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各种法规。
汪国鹏回去后,跟证监会进行商议。过了没多久,证监会就宣布,宝安上海公司所获延中股权有效,但有违规行为,罚款100万元上交国库。很多人都认为,这与宝安的低价收购成本相比,简直就是毛毛雨!延中当时的总股本数为3000万股,宝安实际购入的17%也即512万股,其总收购成本不超过8000万元,又给中国股民树了一个新的发财典范。
不料想上海乐器厂的林雪宗,竟然成为这场宝延收购战的间接受害人。
那晚周俊霞一直在书房里写剧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发现丈夫的神情有些异样。她更不知道,此刻林雪宗正独自在花园里徘徊,而且万念俱灰。
林雪宗热衷炒股,几年前就辞职下海专营此道,也颇有斩获,他沾沾窃喜,自认为是在战斗中成长,早已熟谙此道,俨然是一代炒股高手了。他还曾对妻子说:“有句话都被人反复说烂了,但我今天才明白,世上真有此事: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撑起地球。”
“你就吹吧!”周俊霞一直反感丈夫炒股,觉得他身上只有发财的闪光点,而没剩下多少文艺细胞了,于是嘲讽道:“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就是炒股天才呀?”
“哎,光是天才还不够。”林雪宗得意洋洋,“精神与物质结合,才能产生效益嘛!”
他最爱跟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去年五月中,他携款七十万杀入深圳股市,买进了10万股苏三山股票,虽然很快便被套住,但他紧接着就想了个法子解套:他立刻又奔到陌生的湖南株洲,从那里通过邮局向《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证券报》投了两篇稿,假称光明置业公司的老总,说已经收购了200万股苏三山股,占总股本金的5%。报人都很鬼,算是老狐狸,却斗不过好猎手,也没核实便上当受骗,第二天就把稿子登出来。再一开市不得了,苏三山股票嗖嗖地往上涨。林雪宗窜回深圳,趁机抛出,居然扭亏为盈,赚了十五万!但这异常行为已经引起深市警觉,赶快发表声明,澄清事实,该股又急剧下跌。然而林雪宗已经得胜回朝,幸喜无人觉察其诈骗行为。他是赚了,全国股民却遭殃了,在苏三山上损失了2000万元,套牢1亿多!
但是再往后走,诡谲天才如林雪宗者,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又应了那句话:“久走夜路,总会碰到鬼!”何况在股市上,还有那么多令人发狂的时候,林雪宗也不能幸免。
还是在去年,有个名叫沈太福的人在全国各地四处集资。此人比林雪宗更鬼,居然拉大旗做虎皮,重金收买一批政府官员,来替此事摇旗呐喊,大肆宣传,肯定其长城公司的集资符合《技术合同法》;并且宣布他有一个高效节能项目,简直前途无量,因此可以付给年利24%,随时取兑。这一招套牢了全国十万人,至今无法解套。
林雪宗识破了沈太福,却中了“琼民源”的招,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同样是在1993年,琼民源A股在深交所上市,林雪宗故伎重演,又携款前往认购,而且一举买了50万股。这只股票的开盘价是2、4元,林雪宗认为捡了天大便宜。不料现在一年过去,琼民源居然成了“垃圾股”,每股收益不足1厘钱,净资产收益率仅有0、03%,这下子又套住十万人,连累得许多股民都损失惨重!其中林雪宗最惨,他不仅在这只股票上套了一百多万,而且他是卖了延中去投资,前后对比,这笔损失便无法算计,在他看来,已经是天文数字。因为当时延中的股票也很低迷,售价才不过七、八元。不料他抛售之后,便遭遇宝延收购战,延中立刻反弹,一路狂涨,如今已涨到30元以上!林雪宗算来算去,觉得自己每股竟亏损了20多元,这一算又赔了二十万!林雪宗心里实在想不开,谁料想自己这个炒股天才,还会遇到这种倒霉事儿?
夜色降临后,他饭也不想吃,借口散步,就独自来到花园。清风徐来,夜色怡人,但庭院里却百花肃杀,草叶凋零,尽管春回大地,仍是这般凄凉景致,正如他的心情一样灰暗。林雪宗折下一根枝条,轻轻抽打着那些枯树败根,不禁苦笑了笑。他也曾想过,一旦赚够了钱,就把这花园好好打理一番,那时再来重拾艺术人生,将是多么惬意!如今这一切却都打了水漂,套在琼民源里的钱,何时才能捞回?而在延中损失的钱,更是永远不可能收回了,让他怎能不痛彻心肺?他信步走到花园的尽头,前面是一片小小的斜坡,原本打算用来堆个假山,如今在他看来,却像是一道高高的峭壁,横梗在人生路上,难以逾越。峭壁下是否有一道深渊?下面波涛汹涌,暗藏杀机?而他是否已经山穷水尽,就要堕入那万劫不复的地狱?
他就这么心里翻腾着,不觉走近妻子的房间。从窗外看去,周俊霞正在奋笔疾书。她写了一阵,觉得有点儿冷,正要去关窗,突然发现丈夫站在窗外,呆呆地看着自己。在初春的天气里,他竟然穿了一身轻飘飘的白色绸缎睡衣,只是里面套着自己新买给他的羊绒背心,而且脸色苍白,就像个夜游的鬼魅,吓了她一跳……
“您怎么啦?”她忙问,“你在外面不冷吗?快进来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这一刻,林雪宗潸然泪下,只想把一切都告诉妻子,让她替自己分担一些精神负担,因为他心里已经承受不起!但他现在又最不愿见到妻子。这不仅是面子问题,他见了她会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别,不用了,我就在这儿呆几分钟,别打扰你。”
周俊霞耸耸肩,心知这阵子丈夫心情太坏,估计是炒股亏了本,心里正难受呢!也好。她想,就该让这个从前的小提琴家反省反省。这就是上海的艺术家,他们心里的每一道折皱,都会被精致地烫平。周俊霞并不知道,丈夫还处在极度的焦虑、忧郁和自责中。
天哪!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他想,造成的大错已经不可挽回!他费力地想给自己解套,但他脑子已经麻木,思绪只能集中在一点上:我不能让妻子知道这一切,绝不能!她一定会无情地讥笑他,怒火满腔地跟他翻脸,把他那一家之主男子汉的自尊心踩在泥里面……不行,这绝对不行!他宁肯死,也不愿意这样。他用二十年建立起来的自信心,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周俊霞发现了他满脸的忧郁,还有眼里的阴影,再次发问:“哎,您怎么啦?”
“我想歇歇,好好歇歇……”林雪宗语无伦次地说,“你也休息吧,天不早了!”
他脸色大变,转身就走,但走得踉踉跄跄,还有些慌慌张张。他很快就消失在花园的黑暗里。让妻子大吃一惊,望着丈夫突然消失的背影,她一直在发呆。她觉得林雪宗肯定对自己隐藏了什么,而且藏得很深……那究竟是什么呢?
这一晚周俊霞没睡好,她恶梦连连,还几次醒来,若有所失,却不知道是什么?
天亮时,周俊霞到花园里去打太极拳,发现林雪宗已经吊死在坡前的那棵枯树上,用的是自己睡衣的腰带。这阵子他体重减轻了很多,因而没把那棵树给压断。
世界就在那一刻倾倒了,周俊霞无法面对这残酷的事实,只好大放悲声……
这几年为了生存,联办也炒过一些股,也做过一些生意。前者因为高手较多,颇有斩获,后者因为缺少经验,均告失败。尤其是在海南做房地产,众人头脑也不免发热,便投进去几百万,至今无法解套。幸亏他们一直没放弃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且业绩显著。
1992年,这承购包销的仪式规格更高,是在中南海国务院的小礼堂举行,许多中央领导都来出席。当年共发国库券390亿元,且是无券化发行,再也看不到那些价值昂贵又沉重的麻袋,而变成了轻飘飘的记账纸片。1993年遇上宏观调控,人们疯炒一切,唯独晾着国库券。到五月底,发行计划完成不到一半,且账面收入往往被地方财政截留。有传言说国库空虚,能动用的资金不足千万。于是国库券发行又恢复了组织认购和行政摊派。
至于联办的承购包销,直到年中才接到有关部门的委托,让他们去筹划。仅在两周内,也即下半年的头一天,就有一笔高达10亿元的承销款划入国库。但此后的承购包销便越来越难,其比例也越来越小,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因为发行国债已不仅仅是为了政府集中财力去找钱,而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于是从1994年起,财政部、人行、体改委等等正规军悉数加入,队伍空前壮大。承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以及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等招数举不胜举,而联办也就不再担任国库券的承购包销总协调,算是退出了这个市场。但是田希云和杨柳青都认为,STAQ也即自动交易系统,是联办插入证券业的一条腿,必须牢牢把握,并且将其用够用足。
STAQ系统本就是为了发行国债而成立,国债交易是该系统的头牌,而国债回购才是其中的大头。国债持有者卖出债券时,和买方协议约定按一定期限、一定价格买回同一笔债券;这样国债持有者一旦急需资金,就能用所持有的国债作抵押,筹措短期资金。国债期货与回购都是国债的派生工具,前者是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后者是为了促进资金流通,二者缺一不可。在海外成熟市场,回购业务在国债现货交易中,通常占了80%以上。
联办的STAQ系统从1991年秋天,就开始操办国债的回购业务。此后几年中,其回购交易量持续增长,到了今年也即1994年,交易量近600亿元,约占“两所一网”三个主要市场回购交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在STAQ系统的国债交易中,回购业务也占到90%。先前这业务是在非实物券范围内运作,还好控制,后来各个市场都搞了实物券,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实物券是一捆捆一摞摞甚至一麻袋一麻袋,搬运看管皆不易,于是又兴起国库券代保管单,大家都挺方便。但这样做起手脚也容易,居然就有代保管单满天飞,一女多嫁、国债空卖之事发生。辽国发就是其中老手,频开国债回购白条,终于引发债务链,后果极其严重!
为了防范此事,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托管和结算体系。这一年5月,STAQ系统向主管部门提出《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结算中心》,并且设计了中国国债托管和监测中心的具体方案,强制券商拿出一定比例的现券作集中托管,以后还将逐步达到全额集中托管。此外,STAQ系统还正在设计自动交割程序,即不论事实上反向交易资金是否到位,程序都予以自动完成交割,实际上等于用系统会员在市场的存款去垫付……
岁月之潮冲刷着生命之舟,多少往事都付诸东流。杨柳青甚至一度忘了周锐。偶然想起来,便往深圳打个电话,周锐总是一副岁月静好的口吻,她也不知道他那边有多么惊天动地。大约半年前,两人突然失去联系。此前周锐曾给她打过电话,说他可能会回北京,有空就去找她。然后又好久没有任何消息。等她听说了他的事,大祸已经铸成。
那一天杨柳青刚走出电梯间,突然听得两个女职员在办公室外面聊天。
一个说:“你知道吗?咱们联办有人被抓了,就是那个周锐。”
另一个说:“听说了,是深圳有一家公司告了他……”
杨柳青如雷击顶,立刻冲过去抓住她们俩,火急慌忙地问:“怎么回事儿?”
两个女职员吓坏了,继而又争相抢着说,七嘴八舌好一会儿才讲请。杨柳青听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似乎脑子都不够用了。继而她才想到一件事——眼前不就摆着一个大律师吗?
杨柳青是个急性子,一刻都不想耽搁了,连忙就要去找田希云。
“他不在北京,去深圳搞什么材料了。”一个女职员惊讶地望着她。
另一个女职员也说:“是啊,田希云已经离开我们联办,去证监会工作了。”
杨柳青这才想起来,不好意思地苦笑道:“我脑子全乱了,把这事都给忘了!”
她又急急去跟田希云打电话,两个女职员对此并不意外,周锐曾是联办的人,而杨柳青是办公室主任,正该关心他。杨柳青却心想,哪怕田希云远在天涯海角,也得让他赶紧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