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冰从香港回来没几天，汪国鹏就去了上海。他已在半年前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党组成员，从此走向更大的天地和更多人的视野，也要应对人生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汪国鹏来说，他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了机遇，同时也充满了创新。从国家商业银行副行长到人行副行长，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跨越。当时正值1993年，中国还在进行全方位的经济改革，金融界也力图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进措施，不料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突然来袭。这一年，一轮强劲的经济过热风潮在全球兴起，为遏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美联储在一年内接连六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3%提升到6%，为历史罕见。
而中国国内的经济周期，也不幸与国际经济周期发生重叠，过热的基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流出，粮食的减产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人们再次萌发了抢购商品的冲动。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这一切，预示着一场猛烈的通货膨胀即将来临。
汪国鹏上任以后，立刻配合中央应对此轮的通货膨胀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并于当年7月宣布加息。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从两个月前的9、18%骤然提升到10、98%，此次加息周期的间隔之短、幅度之大，也创下了历史之最。与此同时，央行还在全国范围内清收超过限额的贷款，削减基建投资，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的数据显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借资金达332亿元，增加储蓄405亿元，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有效遏制。
那时秦野已经调任国务院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副总理，汪国鹏作为秦野的有力助手，不仅经受了考验，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勇于担责的风格，为自己积累了应对通涨的宝贵经验，也积累了人脉和声望。行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在这般重大危情面前，汪国鹏的表现用北京话来说，就是个“角儿”！充分展露了他出色的能力和让人服气的魄力。他也因之在金融界里收获了极大的尊重与不错的口碑，还有一些美誉和贵冠，被称为“金融专家”。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颇为青睐，并且予以重用。
这次汪国鹏来上海公干，是为了调查上海证券市场的一件收购案，不料下榻酒店的第一天，《金融报》便派出一个女记者对他进行独家采访。汪国鹏行事低调，从不接受这类采访，但听说这位擅长写财经报道的女记者，曾是联办的工作人员，又有方克冰和田希云的电话推荐，便笑着接受了，说你俩的面子，我当然不能驳回。那个女记者为了采访这位重量级的金融专家，也确实做足了功课，甚至想方设法地查到了汪国鹏的一些背景资料，开场白就非同凡响。
“汪行长，您是山西人吧？”女记者微笑着问。
“是啊！”汪国鹏有些惊讶地望着这个聪慧的姑娘，“你查过我的档案？”
“在我们国家，每人都有一个档案，里面也都装着一份简历。”女记者诙谐地笑道，“通过你的简历，就能了解到你的故事，但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回顾一下。”
“好啊！”汪国鹏风趣地说，“听你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经历，也挺有意义嘛！”
“一百年前，山西人雷履泰在创建日升昌票号，并对‘汇通天下’满怀渴望之际，很难想象运作一个大国金融体系的复杂与艰难。”女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但一百年后，另一个山西人，也就是您，坐在了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您在当前的金融改革中，又有什么新思路？”
汪国鹏笑道：“你说的那个山西同乡，我在研究历史时也知道他，而且很佩服他。我就是从历史研究转向金融战线的。那一年我三十岁，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室工作，当我完成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记》的编纂工作后，突然对现实的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不务正业地写起经济学的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令我意外的是，这些文章竟然被一些领导看到，给予很高评价，从此开始了我的金融生涯。”
“这是您首次崭露头角吧？”女记者满怀兴致地追问，“那么您现在呢？”
汪国鹏严肃地说：“现在也算是临危受命吧？目前的中国金融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我们正要去探索一条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光明之路。”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汪国鹏就看了看手表，说我还有事儿，到此结束吧！
后来女记者的文章在《金融报》上发表，竟然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她先对汪国鹏的金融生涯做了简要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田地土坎上开始的，因为人们首先要穿衣吃饭，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田坎地垅里刨种希望。直到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心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时候，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金融制度和机制以及金融工作等多方面的改革，就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与愿望。所谓大河向东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汪国鹏跨入了金融界，开始大显身手。”
最后她又写到：“在中国证券行业大潮涌动之际，汪国鹏也是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发起人之一。他当时在金融理论界已经有了一定影响，能为这个创新提供理论基础，且又作为中国金融业的高级领导来亲身实践。扎下了什么根，就铺成了什么路。对于汪国鹏来说，这些理论基础还会带来强大动力，使他能够在金融领域出色的工作，并且结下了丰硕成果。专业、权威、务实、责任。一个在经济领域如此自信满满的人，必定会有大作为，我们且期待着。”
汪国鹏这次来上海，是为了调查宝延收购战。那天他直奔上交所，去见林亦明，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发现来得挺巧，收购方也即深圳宝安上海公司的李总，还有延中的邹董事长都在场。林亦明正被他俩围攻，焦头烂额却无可奈何的样子，看见汪国鹏，就欢欣鼓舞地迎上去。
“汪行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没办法对付他们俩。现在股市上有无数的金融大鳄，都鼓起眼睛，打磨利齿，想来我们上海寻摸宝贝呢！”
“你们上海的宝贝，秀色可餐嘛！”那位年富力强的李总笑道。
年纪偏大的邹董却很不高兴，“什么话？我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得知被收购的。你们宝安为啥不事先跟我们沟通？汪行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
汪国鹏立即向他们三方了解情况。原来延中公司是上海一家由街道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最初的股本结构中，除了9%的发起人股之外，其余股份都是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1985年1月，延中发行股票500万元，市民们人山人海昼夜排队，使原本计划个人股与法人股3：2的比例难以实现，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局面。按照规定，法人股和国有股都不能上市流通，因此延中这类公众股比重很大的上市公司，就成了真正的抢手货。何况宝安调查得知，延中董事长邹老爷子年事已高，收购后便于重组董事会，于是重拳出击……
李总却说：“我早在去年夏天，就来上海调查股市情况，并且拜访了这位陈总经理，还跟他谈起活跃市场的问题。我说现在的上市公司没有压力，认为上了市就一劳永逸。证券市场也要引进一些鲨鱼，上市公司才会有压力，证券市场才会有活力。”
“我知道这鲨鱼的典故。”汪国鹏深思地说，“日本人喜欢吃沙丁鱼，但每次从远洋捕捞回来，都发现这些沙丁鱼在途中死了一大半。有一次，沙丁鱼中混进了一条鲨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不断游动以躲避鲨鱼，结果大部份都活下来了。”
林亦明也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李总也举了这个例子，我就问他，你愿意来上海当鲨鱼吗？他说有这想法，但你们不允许法人入市啊！我说昨天刚签了文件，允许法人开立账户，自由买卖股票。他们立刻以上海宝安公司的名义，开立了法人账户。汪行长，你说巧不巧，我们上交所刚宣布了，向国内法人机构开放A股交易，迎头就撞上了这宝延收购战！”
李总又接着说：“我们选定延中为目标后，又研究了每一步的操作细节，特别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不能超过5%’这条原则。我们认为这一时点，应以交割单为准。而交割单在收市后才能收到，交易当日的收市前，我们也无法确认收购股数。”
邹董事长也着急地说：“但是去年的9月30日，在上午11点，陈总就正式通知上海宝安，他们所持的延中股票已经超过5%！让他们立即停止买入。上交所同时发布信息，让我们延中实业停牌，下午开市才复牌……”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买入了多少？”李总赶快解释道，“那天中午上交所发布公告，我们只知道已经超过5%。直到国庆之后得到交割单，我们才发现实际收购的股数，已经超过了延中实业总股数的16%……但我们真的是情有可原呀！”
“什么情有可原？”邹董气愤地瞪着他，“这就是违规行为！”
汪国鹏想了想，又转头问林亦明：“后来延中的股票情况如何？”
林亦明立即回答：“在那之前的十几天，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延中的股票就连拉阳线，股价由9元涨至12元。那天我们的公告一出，好比火上加油，下午一开市，延中的股价就直冲19元，最后以15元收盘。其后延中的股价也是狂涨，反正没有涨停板，撒丫子奔吧……后来一度涨到40多元，现在股价也不低，估计在30元左右的价位上。”
邹董事长又说：“今天正好，当着人行的汪行长，我要代表延中，提出三点质疑。”
他说：第一，9月29日，宝安就已持有延中股票4、56%，按规定此时要上报，而且只能再买入0、5%。但9月30日开盘时，宝安竟然一笔就购进延中342股，这还不算违规？第二，既然如此，当日发布公告时，为何不讲明具体持股数，这是不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第三，宝安上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但那几天光买延中股票就用了6000万。国家明确规定，信贷资金、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他们这样做是否也有违反政策之嫌？
邹董事长最后宣称，如果汪行长对此不做处理，他将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维护公司利益，还将聘请香港律师，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收购路子”。
汪国鹏和林亦明听了都笑起来。其实对这场宝延收购战，他俩的心情是且惊且喜。不管怎么说，意见如何提，收购与反收购都是要掏钱垫底的。宝安既然资金雄厚，坐上延中的大股东位子，也是无可非议。股市就这样，大鱼吃小鱼嘛！城头变幻大王旗，本就寻常事。
这时林亦明让汪国鹏表态，汪国鹏却谨慎地说：他此行仅只是调查情况，现在证监会已成立，应该由他们来解决。汪国鹏又说，他这趟上海也不能白来，还会邀请金融界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起对此事进行座谈，以期更加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各种法规。
汪国鹏回去后，跟证监会进行商议。过了没多久，证监会就宣布，宝安上海公司所获延中股权有效，但有违规行为，罚款100万元上交国库。很多人都认为，这与宝安的低价收购成本相比，简直就是毛毛雨！延中当时的总股本数为3000万股，宝安实际购入的17%也即512万股，其总收购成本不超过8000万元，又给中国股民树了一个新的发财典范。
不料想上海乐器厂的林雪宗，竟然成为这场宝延收购战的间接受害人。
那晚周俊霞一直在书房里写剧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发现丈夫的神情有些异样。她更不知道，此刻林雪宗正独自在花园里徘徊，而且万念俱灰。
林雪宗热衷炒股，几年前就辞职下海专营此道，也颇有斩获，他沾沾窃喜，自认为是在战斗中成长，早已熟谙此道，俨然是一代炒股高手了。他还曾对妻子说：“有句话都被人反复说烂了，但我今天才明白，世上真有此事：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撑起地球。”
“你就吹吧！”周俊霞一直反感丈夫炒股，觉得他身上只有发财的闪光点，而没剩下多少文艺细胞了，于是嘲讽道：“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就是炒股天才呀？”
“哎，光是天才还不够。”林雪宗得意洋洋，“精神与物质结合，才能产生效益嘛！”
他最爱跟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去年五月中，他携款七十万杀入深圳股市，买进了10万股苏三山股票，虽然很快便被套住，但他紧接着就想了个法子解套：他立刻又奔到陌生的湖南株洲，从那里通过邮局向《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证券报》投了两篇稿，假称光明置业公司的老总，说已经收购了200万股苏三山股，占总股本金的5%。报人都很鬼，算是老狐狸，却斗不过好猎手，也没核实便上当受骗，第二天就把稿子登出来。再一开市不得了，苏三山股票嗖嗖地往上涨。林雪宗窜回深圳，趁机抛出，居然扭亏为盈，赚了十五万！但这异常行为已经引起深市警觉，赶快发表声明，澄清事实，该股又急剧下跌。然而林雪宗已经得胜回朝，幸喜无人觉察其诈骗行为。他是赚了，全国股民却遭殃了，在苏三山上损失了2000万元，套牢1亿多！
但是再往后走，诡谲天才如林雪宗者，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又应了那句话：“久走夜路，总会碰到鬼！”何况在股市上，还有那么多令人发狂的时候，林雪宗也不能幸免。
还是在去年，有个名叫沈太福的人在全国各地四处集资。此人比林雪宗更鬼，居然拉大旗做虎皮，重金收买一批政府官员，来替此事摇旗呐喊，大肆宣传，肯定其长城公司的集资符合《技术合同法》；并且宣布他有一个高效节能项目，简直前途无量，因此可以付给年利24%，随时取兑。这一招套牢了全国十万人，至今无法解套。
林雪宗识破了沈太福，却中了“琼民源”的招，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同样是在1993年，琼民源A股在深交所上市，林雪宗故伎重演，又携款前往认购，而且一举买了50万股。这只股票的开盘价是2、4元，林雪宗认为捡了天大便宜。不料现在一年过去，琼民源居然成了“垃圾股”，每股收益不足1厘钱，净资产收益率仅有0、03%，这下子又套住十万人，连累得许多股民都损失惨重！其中林雪宗最惨，他不仅在这只股票上套了一百多万，而且他是卖了延中去投资，前后对比，这笔损失便无法算计，在他看来，已经是天文数字。因为当时延中的股票也很低迷，售价才不过七、八元。不料他抛售之后，便遭遇宝延收购战，延中立刻反弹，一路狂涨，如今已涨到30元以上！林雪宗算来算去，觉得自己每股竟亏损了20多元，这一算又赔了二十万！林雪宗心里实在想不开，谁料想自己这个炒股天才，还会遇到这种倒霉事儿？
夜色降临后，他饭也不想吃，借口散步，就独自来到花园。清风徐来，夜色怡人，但庭院里却百花肃杀，草叶凋零，尽管春回大地，仍是这般凄凉景致，正如他的心情一样灰暗。林雪宗折下一根枝条，轻轻抽打着那些枯树败根，不禁苦笑了笑。他也曾想过，一旦赚够了钱，就把这花园好好打理一番，那时再来重拾艺术人生，将是多么惬意！如今这一切却都打了水漂，套在琼民源里的钱，何时才能捞回？而在延中损失的钱，更是永远不可能收回了，让他怎能不痛彻心肺？他信步走到花园的尽头，前面是一片小小的斜坡，原本打算用来堆个假山，如今在他看来，却像是一道高高的峭壁，横梗在人生路上，难以逾越。峭壁下是否有一道深渊？下面波涛汹涌，暗藏杀机？而他是否已经山穷水尽，就要堕入那万劫不复的地狱？
他就这么心里翻腾着，不觉走近妻子的房间。从窗外看去，周俊霞正在奋笔疾书。她写了一阵，觉得有点儿冷，正要去关窗，突然发现丈夫站在窗外，呆呆地看着自己。在初春的天气里，他竟然穿了一身轻飘飘的白色绸缎睡衣，只是里面套着自己新买给他的羊绒背心，而且脸色苍白，就像个夜游的鬼魅，吓了她一跳……
“您怎么啦？”她忙问，“你在外面不冷吗？快进来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这一刻，林雪宗潸然泪下，只想把一切都告诉妻子，让她替自己分担一些精神负担，因为他心里已经承受不起！但他现在又最不愿见到妻子。这不仅是面子问题，他见了她会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别，不用了，我就在这儿呆几分钟，别打扰你。”
周俊霞耸耸肩，心知这阵子丈夫心情太坏，估计是炒股亏了本，心里正难受呢！也好。她想，就该让这个从前的小提琴家反省反省。这就是上海的艺术家，他们心里的每一道折皱，都会被精致地烫平。周俊霞并不知道，丈夫还处在极度的焦虑、忧郁和自责中。
天哪！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他想，造成的大错已经不可挽回！他费力地想给自己解套，但他脑子已经麻木，思绪只能集中在一点上：我不能让妻子知道这一切，绝不能！她一定会无情地讥笑他，怒火满腔地跟他翻脸，把他那一家之主男子汉的自尊心踩在泥里面……不行，这绝对不行！他宁肯死，也不愿意这样。他用二十年建立起来的自信心，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周俊霞发现了他满脸的忧郁，还有眼里的阴影，再次发问：“哎，您怎么啦？”
“我想歇歇，好好歇歇……”林雪宗语无伦次地说，“你也休息吧，天不早了！”
他脸色大变，转身就走，但走得踉踉跄跄，还有些慌慌张张。他很快就消失在花园的黑暗里。让妻子大吃一惊，望着丈夫突然消失的背影，她一直在发呆。她觉得林雪宗肯定对自己隐藏了什么，而且藏得很深……那究竟是什么呢？
这一晚周俊霞没睡好，她恶梦连连，还几次醒来，若有所失，却不知道是什么？
天亮时，周俊霞到花园里去打太极拳，发现林雪宗已经吊死在坡前的那棵枯树上，用的是自己睡衣的腰带。这阵子他体重减轻了很多，因而没把那棵树给压断。
世界就在那一刻倾倒了，周俊霞无法面对这残酷的事实，只好大放悲声……
这几年为了生存，联办也炒过一些股，也做过一些生意。前者因为高手较多，颇有斩获，后者因为缺少经验，均告失败。尤其是在海南做房地产，众人头脑也不免发热，便投进去几百万，至今无法解套。幸亏他们一直没放弃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且业绩显著。
1992年，这承购包销的仪式规格更高，是在中南海国务院的小礼堂举行，许多中央领导都来出席。当年共发国库券390亿元，且是无券化发行，再也看不到那些价值昂贵又沉重的麻袋，而变成了轻飘飘的记账纸片。1993年遇上宏观调控，人们疯炒一切，唯独晾着国库券。到五月底，发行计划完成不到一半，且账面收入往往被地方财政截留。有传言说国库空虚，能动用的资金不足千万。于是国库券发行又恢复了组织认购和行政摊派。
至于联办的承购包销，直到年中才接到有关部门的委托，让他们去筹划。仅在两周内，也即下半年的头一天，就有一笔高达10亿元的承销款划入国库。但此后的承购包销便越来越难，其比例也越来越小，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因为发行国债已不仅仅是为了政府集中财力去找钱，而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于是从1994年起，财政部、人行、体改委等等正规军悉数加入，队伍空前壮大。承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以及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等招数举不胜举，而联办也就不再担任国库券的承购包销总协调，算是退出了这个市场。但是田希云和杨柳青都认为，STAQ也即自动交易系统，是联办插入证券业的一条腿，必须牢牢把握，并且将其用够用足。
STAQ系统本就是为了发行国债而成立，国债交易是该系统的头牌，而国债回购才是其中的大头。国债持有者卖出债券时，和买方协议约定按一定期限、一定价格买回同一笔债券；这样国债持有者一旦急需资金，就能用所持有的国债作抵押，筹措短期资金。国债期货与回购都是国债的派生工具，前者是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后者是为了促进资金流通，二者缺一不可。在海外成熟市场，回购业务在国债现货交易中，通常占了80%以上。
联办的STAQ系统从1991年秋天，就开始操办国债的回购业务。此后几年中，其回购交易量持续增长，到了今年也即1994年，交易量近600亿元，约占“两所一网”三个主要市场回购交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在STAQ系统的国债交易中，回购业务也占到90%。先前这业务是在非实物券范围内运作，还好控制，后来各个市场都搞了实物券，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实物券是一捆捆一摞摞甚至一麻袋一麻袋，搬运看管皆不易，于是又兴起国库券代保管单，大家都挺方便。但这样做起手脚也容易，居然就有代保管单满天飞，一女多嫁、国债空卖之事发生。辽国发就是其中老手，频开国债回购白条，终于引发债务链，后果极其严重！
为了防范此事，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托管和结算体系。这一年5月，STAQ系统向主管部门提出《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结算中心》，并且设计了中国国债托管和监测中心的具体方案，强制券商拿出一定比例的现券作集中托管，以后还将逐步达到全额集中托管。此外，STAQ系统还正在设计自动交割程序，即不论事实上反向交易资金是否到位，程序都予以自动完成交割，实际上等于用系统会员在市场的存款去垫付……
岁月之潮冲刷着生命之舟，多少往事都付诸东流。杨柳青甚至一度忘了周锐。偶然想起来，便往深圳打个电话，周锐总是一副岁月静好的口吻，她也不知道他那边有多么惊天动地。大约半年前，两人突然失去联系。此前周锐曾给她打过电话，说他可能会回北京，有空就去找她。然后又好久没有任何消息。等她听说了他的事，大祸已经铸成。
那一天杨柳青刚走出电梯间，突然听得两个女职员在办公室外面聊天。
一个说：“你知道吗？咱们联办有人被抓了，就是那个周锐。”
另一个说：“听说了，是深圳有一家公司告了他……”
杨柳青如雷击顶，立刻冲过去抓住她们俩，火急慌忙地问：“怎么回事儿？”
两个女职员吓坏了，继而又争相抢着说，七嘴八舌好一会儿才讲请。杨柳青听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似乎脑子都不够用了。继而她才想到一件事——眼前不就摆着一个大律师吗？
杨柳青是个急性子，一刻都不想耽搁了，连忙就要去找田希云。
“他不在北京，去深圳搞什么材料了。”一个女职员惊讶地望着她。
另一个女职员也说：“是啊，田希云已经离开我们联办，去证监会工作了。”
杨柳青这才想起来，不好意思地苦笑道：“我脑子全乱了，把这事都给忘了！”
她又急急去跟田希云打电话，两个女职员对此并不意外，周锐曾是联办的人，而杨柳青是办公室主任，正该关心他。杨柳青却心想，哪怕田希云远在天涯海角，也得让他赶紧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