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矿上来了一位领导，不知道和带队老师说了些什么，就带领我们走了一段一堆一堆拿草袋子盖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场地，看到了两条铁轨，一列黑色的长龙停在两条铁轨上，车头还咕咚、咕咚喷着长气，吐出的冲天的白烟……
我们是坐运输货物的闷罐车，里面没有椅子座位，也没有灯光，只有很高的地方有两扇不大的窗户，透出一丝的亮光，同学们坐在车厢的铁板上，车头喷着浓浓的烟雾，缓缓地驶出站台，顺着山沟曲里拐弯地艰难爬行，穿越了几道沟壑和两座煤矿，缓慢地在一个四面环山、没有任何标志和站名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什么地方啊？给我们开门的乘务员说，这里没有站，从这个坡上去到霸王窑距离近。有同学问，火车不是不能随便停吗？这位看上去五十多岁年纪的乘务员神秘地解释说，是的，火车不能随便停，就是轧死人了也照样前行，但我们的火车不一样。同学问，有啥不一样啊？乘务员说，这是煤炭专用线，还正在修建期间，这是工程车，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然你们咋能坐上呢。这么一说，大家才明白了，感到非常的幸运，不但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而且还是能随便停的火车。
火车拉着长长的鸣笛向远方驶去，腾云吐雾消失在一座山洞里，雨也不知道啥时候停了，我们艰难地朝着乘务员师傅指向霸王窑方向走，先是爬一个很长的坡，坡虽然很陡，但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根本就不算啥，没怎么觉得累就爬上去了，快到坡顶已经是傍晚黄昏，同学们眼前出现一片灯火的世界，星星点点地闪烁着光芒，我们还在点煤油灯照明，老师用蜡烛批改作业，哪见过这场面。同学们感叹地说，这是啥地方啊？这么多的楼房，这么的繁荣和辉煌。老师说，这又是一个国家的大型煤矿，是我们国家“一五”重点工程，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明天一早到霸王窑参观，距离这里很近。
由于是周六，矿区的学生都放假了，男男女女同学就住在矿子弟学校的教室里，晚饭在矿上职工食堂吃。食堂能容纳好几百人吃饭，有十几个卖饭的窗口，吃饭的人全是头发湿漉漉的，黑眼圈，脖子上搭着一条黑不黑白不白的毛巾，由此我判断这就是煤矿工人。这是同学们第一次亲眼看到国营煤矿下井工人的形象。
雨后的早晨，曚昽的日光笼罩着矿区，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当太阳渐渐升起，同学们才看到煤矿是建在一个山头上，四面是沟壑，出煤的井口在山梁东南方向的沟里，那是去霸王窑的必经之路。这时，大伙儿才明白昨天晚上看到层层叠叠闪烁的电灯不是从很高的楼房发出的亮光，而是各山坡头不规则的土窑洞里的灯光。
在矿上吃过早饭，老师带领同学们又从这个煤矿出发，顺着山路走了约两个小时，正午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霸王窑阶级教育展览馆。
走进展览馆展厅的大门，陈列的全是矿工井下挖煤的工具，模拟工人在井下的场景，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大门的左边就是号称阎王殿吃人的井口，井口上架着一个需两人用手摇的轱辘，轱辘上有磨得很深的一圈槽子，上面缠着有小孩胳膊粗的麻绳，井口向上冒着热气，靠近往下一瞧，漆黑一片，断断续续地能听到下面滴答、滴答的流水声，许多女同学胆怯地站在几米以外，不敢靠近。讲解员说，这个轱辘就是原来的实物，麻绳是仿制品，资本家为了榨工人的血汗，换取最多的利润，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成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工人被窑主抓来强迫下井，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
这位姓廖的讲解员说她就是矿工的后代，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仿佛把同学们带到了那吃人的旧社会。
距离井口不到五十米有个偌大的深坑，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清楚地看到下面堆的那森森白骨，讲解员说，这就是万人坑，工人在井下死亡后不是压在下面不让出来，就是上来后不管死活就扔到这里面去了，凡是干不了活、下不了井的，都扔进了万人坑。讲解员动情地说起霸王窑的由来，它建于哪个朝代，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当地县志上提到，明朝万历年间，地方县令听说这里的一个煤窑把人抓去送到井下，就再别想活着出来。矿工长年累月在井下干活，不见阳光，直至死在里面。当地县令听说这个惨绝人寰的地狱煤窑后，非常生气地说，还有这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铁了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这位张县令把自己打扮成百姓行装，微服私访到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分辨东西南北时，就被矿主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民工扣留，放到井下挖煤了。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非人环境里，张县令受尽了残暴的折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县长总归是县长，有他的过人之处，一天，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指头咬破，用血在石头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果不其然，石头运到地面恰好被在这里巡查县长的人发现，从此，这个吃人的地狱才真相大白被解密。
通过参观霸王窑，我对煤、对煤矿、对矿工第一次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霸王窑，阎王殿。
只见活人进，不见活人出。
死人不计其数，白骨堆成山。
这首诗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我的整个童年、学生时代和参观霸王窑乘坐闷罐车的这条运煤铁路专用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家乡这方沃土上的煤矿联系在一起，发生了许许多多讲述不尽的故事，几乎占去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们这里是黄土高原，地域偏僻，水资源十分匮乏，只能靠天吃饭，伴随“勤劳让黄土变金”的最朴素的小农经济意识，人们任劳任怨，祖祖辈辈在黄土里刨食吃，多一半的人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吃了上顿没下顿。生存的艰难，让人们根本谈不上啥文明、文化、自信、尊严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在我上小学时，“文革”已经进行到后期，儒家归顺处世的规矩，被这场运动冲淡得无踪无影，人们扒掉古庙，废掉了老祖先按照风水为堡子建造的标志性建筑，最后连祖辈留下的家谱影像，也毁于一旦。
当时父母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挣不到生产队的全额工分，每年分配的口粮只能够一家人吃半年。王家堡子两个生产小队，一百五十户人家，能够吃饱肚子的不到六十户，吃饱饭成为全堡子人最高级别的奢望。为了生计，孩子长得再丑、智力再低，只要肯吃苦，能踏实干农活，都是好后生、好娃，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干农活不踏实，会被人瞧不起，归另类。我和同龄人一样，就是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中，形成了没有远大目标，只关注脚下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娃。
我之所以能去上学，却是父母的坚持。我们家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困难户，老祖宗留下的半边庄基地，一间半的茅草房，年久失修，被那年下了四十天的连阴雨毁掉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全家就不得已搬进了废弃的破窑洞里，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这样的光景，上学有什么用呢？但倔强的母亲非要送我去学校读书，说是咱不识字，连工分都记不了，吃了多少年的亏，不能让娃再吃不识字的亏。就这样硬是让我上了学。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许多长辈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清楚地听见有人对着我的背影指指戳戳，说我家连饭都吃不饱，婆娘还要让娃念书，真是败家，不知道咋想哩。在饿肚子又有外界强烈刺激的背景下，我心里产生了浓浓的厌学情绪，上学也不过是应付了事罢了，所以也就难以取得好的成绩。
“文革”前后，距离我们村周围不到五十里的地方，国家规划的五个大型煤矿陆续地建设，还修了一条煤炭铁路专用线。许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地方，为国家建设煤矿，唤醒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也为这里的原住民带来了商机。村民纷纷将自家产的瓜果、自己加工的豆制品、鸡鸭禽类用架子车拉到矿上出售，远一点儿的就扒拉煤的火车到玉龙矿、渭北市去卖，更远的还卖到了省会城市。全村有近一半的同龄人都通过煤专线铁路和这几座煤矿发生过经营关系。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到第二学期时，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吃饭真真地成了当务之急。我向学校请假休学，和同村人一起扒火车到煤矿上卖柿子。我们这里属于半山区的丘陵地带，沟畔有许多老柿子树，柿子树生长周期慢，从我记事起那些树是啥样子，现在还是那样子，没有见长，也没见老。听老人说，我们柿子树平均在三百年以上，每年冬天落叶后树干就像久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干枯而又硬朗的骨架，在寒风中傲然挺立。春季万物苏醒的时候，它也没有丝毫争相斗艳、分享春光的意思，直到春夏交替，人们即将把怒花绽放的春天美意忘却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它干枯的枝头全披上了绿色，一派生机勃勃的气势。金秋十月，柿子树的叶子开始零落，枝头只剩累累的果实。此时，人们再把柿子采摘下来将皮去掉，压成柿饼，晾晒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和打谷场上，把村庄装点成一片红色的世界。
在那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柿子成为人们冬季最基本的水果、营养品。我在学校的农场劳动时，背不起馍，母亲就给我拿上烤好的红薯，装几个柿子当菜吃。柿子最大的特点是每到冬天时就会被冻硬结成冰，能长距离运输，吃的时候把冻硬的柿子放在凉水里几分钟，里面的冰就被冷水提出来，结在柿子的表面上，再把冰除掉放在温水里，温几分钟，吃起来是松软、甘甜。这么奢侈的享受，谁也舍不得，各家各户将自家产的柿子拿到西边的矿区卖，换回来现钱买油盐酱醋，为孩子上学缴纳学费。有一次，我在一百里外的矿上没有把柿子卖完，硬是舍不得吃，又挑回来放在自家用苞谷秆搭建的柿子棚上。柿子成为村民度过饥荒救命的稻草，有劳动力的人家将自家的柿子卖完还要收购别人家的卖个好价钱，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只好让别人收购到煤矿上赚差价。
我家只有一棵柿子树，长在贫瘠的山梁上，由于缺肥、缺水，再加上是老树，产量很低，如果老天爷睁眼，风调雨顺，还能产个百八十斤，能够卖一次；遇到老天爷作怪，尤其在春季树出花时遇到刮大风，或者霜冻，那就别想指望它了。我每年都从很远的村庄买柿子，一毛钱十个，装在两个大老笼里，挑五公里的山路，再几个人合伙用一辆架子车，拉十公里路程，零点钟到煤炭专用线火车站，把柿子卸在站台上，架子车寄存在熟人家，赶装煤的第一列火车。等待火车在装煤时速度放慢，边走边停的时间段，先快步爬上去几个人，下面的人将柿子笼和扁担举起，上边的人再一笼一笼地接上火车，然后，剩下的人再爬上去，人和柿子还有煤混装在一起，遇到煤湿的时候还罢了，若是干煤，火车开起来风一吹，柿子和人全成黑的。初冬那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飞速前进的火车扬起的煤尘，打在脸上，简直像刀割一样疼。火车行驶四十分钟后停在一个洞口没有站牌的固定站点上，接送上下班维护铁路的职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柿子卸下来，再用扁担挑着走两公里半的陡坡才能到目的地。这个坡不是一般的坡，平均都在三十度左右，而且只有一条笔直的羊肠小道，路的两旁是悬崖峭壁，人走起来都很困难，而我们还要挑着两笼约五十公斤重的柿子，不能歇气，也不能换肩，一口气要挑到坡顶，因为坡陡，如果放下担子歇脚，笼子里的柿子就会滚到坡下去，所以就是再累，也要挺住挑上去。村上有一些吃不了苦，甚至体力欠佳的人，过不了这一关，也就挣不了这份钱。
要上这道坡最快的速度也得一个半小时到矿区，这是一个有上万人的大型煤矿，家属区高高低低的楼房占了整个山头，还有四面高低不平的沟塄畔上都挖有窑洞，住着从全国各地来这里挖煤的矿工，紧邻家属区东边有一条宽阔的马路，这条马路很长，一眼望不到头。这就是矿区最中心的街道，也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工人上下班必经之路。街道旁边是个职工食堂，听说矿上有四个职工食堂，这个最大，距离家属区最近，工人从食堂出来就能乘坐轨道车上班，下班的工人也是乘坐轨道车到食堂吃过饭，进入自由休息的时间段。因为这座煤矿是因地形而建，分上广场和下广场两个区域，生产区在下广场，生活区在上广场，没有轨道车工人上下班就得绕山走半个小时的路程，坐轨道车只需要五分钟。轨道车是专为矿区的职工家属建的，四节车厢用和小孩胳膊一样粗的铁绳拉着在铁道上行驶，几分钟一趟，昼夜不停地来回运行，使我们这些农村人感到非常的繁华和现代。那里还有穿着各种时髦衣裳的女郎，说话是跟我们不同的口音，口袋里掏出的是十元钱的大团结。这就是我们国家新建设的新型煤矿吧，和我以往对煤矿的印象形成三百六十度的反差，我甚至想，这哪里是煤矿，简直就是天堂。
卖柿子让我见识了这么美好的地方，西安、北京那些大城市虽然没有去过，在我想象中也不过就是这样。此时此刻，我猛然间萌发了将来在这里当工人的奢望，但这念头瞬间就消失了，因为自己现在面对的是两大笼的柿子咋样能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的问题，母亲还等着用钱给父亲看病买药哩。
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趟。我们四个人，其他三人的家境相比我家能好一些，而且其中的两人年龄比我大好多，已经来过多次了，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我是第一次跟着来，挑担换肩的劳累被好奇和新鲜感冲淡得无踪无影。他们仨看到我无知的模样，就说，你先在这里看着柿子，我们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们才回来，原来他们拿钱找熟人换成饭票，到职工食堂吃一毛五一碗的白面去了，不跟我说的原因是都去了柿子没有人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都是一村一院的，谁家是啥光景，非常清楚，他们知道我身上根本拿不出一毛五的现钱，怕伤害我自尊，相互间尴尬。这些我心里也清楚，谁也不想把话说透，当务之急是跟着他们学，把柿子卖出去，等下次口袋里有钱了，再和他们一样换饭票，享受同等的待遇。他们回来了，我拿着洋瓷缸子从附近的人家讨一缸子白开水，将自己拿的冷苞谷面馍掰碎泡着吃。遇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苞谷面馍冻得根本掰不开，用牙使劲儿咬，出现一道白茬，凑合填饱肚子。赶矿上八点钟上班之前这个最佳的时机，柿子是一毛钱卖四个，一般早上都卖不完，得到中午和下午工人上下班时间再卖一阵，基本就差不多了，最后实在卖不完的时候，就要等到上四点班的井下工人下班，一毛钱六到八个便宜处理。
卖过几次就熟悉情况了，也掌握了基本的规律，假如在下午能卖完，就有宽裕的时间拿卖下的钱换饭票，两毛四买一份生炒肉片，两毛钱买两个四两的杠子馍，美餐一顿，再下那道坡，赶凌晨一点钟装煤的火车回家。若下午卖不完，等到四点班工人下班便宜处理，有时连本钱也卖不回来，就是肚子再饿，也不敢拿下一趟的本钱去美餐。另外，还要赶时间撵火车，错过了凌晨这趟火车，就要等到天亮坐早八点那趟煤列了，冻一个晚上没有地方睡不说，影响第二天收柿子。连续两个白天忙活，两个晚上几乎不能睡觉，正常的情况下，能赚十块钱，当然遇到运气不顺，亏本也有，那是极个别现象。尽管路程不算太远，但要扒火车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在铁路线不正规，开车的司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我们方圆招来的，不少人都认识，他们对农村的境况和农民的苦衷最了解。在不违反铁路交规和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有时也会遇上难说话的，给吃些柿子，就过去了，不会过分地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