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们第三次到矿上，也是隆冬以来最寒冷的晚上，其他一起来的白天都卖完赶火车去了，我和邻村的一个没有卖完，只好等上下夜班的工人了。刺骨的东北风，穿过矿区，冻得我俩直哆嗦。此时，有三个年轻人带着一个时髦女郎走到我跟前，问多钱，我说一毛钱八个，她说十个行不行，我说十个可以，不许挑不许拣。中间一个高个子的说，可以，但他们要自己拿，也不准我伸手接钱，嫌我的手脏。他们把柿子挑来挑去，翻烂了许多，我怕惹事都忍了，更可恨的是不让我接钱，趁天黑看不清楚，把钱放在柿子笼里就走。当我收钱时，发现几张钱只有一半，我登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赶上去找他们论理、要钱，结果打了起来。这时候，我一天水米都没有沾牙，再上劳累和上火，哪是他们的对手，结果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等同行赶来时，这些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就在我疼痛难忍艰难地爬起来时，看到地上有个夹子，夹着厚厚的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沓职工食堂的饭票，这是刚才拉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把饭票掉了。我眼前一下有光了，挨打的疼痛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用那沓饭票从食堂领了整整两提包的杠子馍（两个馍连在一起四两，当地叫杠子馍），让两家人真正吃上了一顿饱饭——白面馍馍，着实让我炫耀了好长时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王家堡子人，一个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开始扒火车感觉还可以，扒几年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一旦发生个啥事故，就没命了，再者到矿上卖柿子要挑那道陡坡，慢慢地体力有些吃不消，有些人就有了更大胆的设想，扒上煤车直接到西安，大城市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听说下火车就是大街道，不用挑太长的路。
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有人还真把柿子卖到了很远的省会城市，在矿上一毛钱四个，到省会城市成一毛钱两个了，由此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离奇的事情，因为和煤、煤矿、矿工没有直接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
扒火车危险，可日子还得过啊，柿子总得想方设法卖出去，于是我们产生了购买架子车的想法。架子车承载力大，可以把柿子拉到更远的矿上卖，虽然力气活儿累点儿，可庄稼人最不值钱的就是力气。拉着架子车，时间由自己把握，再不用踩点赶火车出猛力，爬煤车担惊受怕了。买架子车还有一个动因，就是本村有一个在很远的煤矿下井的人回来说，他们的矿比较远，但是很大，工人比现在我们卖柿子的这几个矿加起来还多几倍，那里地域偏僻，一般小商小贩很少去，所以物质相对匮乏，而煤矿工人工资高，柿子在那儿肯定能卖上好价钱。我和邻村一个叫李宗文的同学商量一人一辆架子车，能装近三百斤柿子，按照一毛钱三个算，一趟来回三天时间，得卖三天，再加上收柿子两天，总共一周多的时间，利润就有四十块钱。而当时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力一年挣工分的钱只有七十八块钱，这是多么大的**啊！
李宗文家境比较好，他家有架子车，我家因父母年迈多病，根本拿不出来七十块钱买架子车，宗文说，那咱俩合伙先用我家的架子车跑一趟，探探路，能卖上好价赚钱了，再想办法给你买一辆。第一趟赚钱了，不算架子车磨损折旧，俩人对半分，赔了也对半承担，协议就这样达成了。
我们五分钱一斤从外村将柿子收回来，家人帮忙装车，用两家人仅有的剩余粗粮蒸成苞谷面馍馍，把被子捆在车子的前面朝西北方向上路了，家人送上一道十分陡的坡，千叮咛，万吩咐，注意安全，就是柿子卖不了都不要紧，安全回来就行。
家里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村里一个叫红娃的人，比我大几岁，很能干，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晚上编席子，三个晚上就能编成一张四尺宽六尺长的席，等编够十个，再赶生产队收工后等到天黑下来，借庄稼人劳累了一天，都不愿出门的休息时间，把芦席立起来捆在自行车的后座右边，小心翼翼地溜出村（怕被人发现举报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就别想过安宁的穷日子了）。家人先在村道里放风，确定没有人，才敢快速出村，即使倒霉偶尔碰见人，也是装着没有看见，急忙地蹬上自行车，一股气把产品带到五十公里外的北山里去卖，有时也换成粮食，天麻麻亮赶回来，既不会被人发现，也不影响当天的生产队出工。
方圆几十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红娃会过日子，能吃下苦，在北山里跑熟了，人家编的席也能卖好价钱。不幸的是，两年前的那天晚上红娃扛了十张席到北山里去，至今再也没有回来。亲戚和生产队的干部也到红娃经常落脚的熟人家去找，人家都是一口否决，人就没有来过。也给当地派出所报案了，但由于父母年纪大了，弟兄们日子过得紧巴，再加上那个年代，做生意属于投机倒把，很不光彩，多方面的原因，就没有再去催，民不举官不究，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父亲由此重病不起，一年前已经走了，母亲整天哭，听人说再哭下去眼睛就瞎了。
有这样的先例，而且我俩和红娃走的是同一条线路，家人能不担心吗？两家老人放心不下，送了一程又一程，还是不放心，但为了生存不得不走这一步。
架子车遇到下坡路，一直推着人走，遇到上坡，那死一样的沉，你一时不用力，它就向下滑，而且北上的这条路全是慢上，我俩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没有松劲儿的机会。崎岖漫长的盘山路，非常难走，我俩一个驾驭着车辕，肩上用废自行车轮胎割出来叫襻的东西斜驾在肩膀上使力，有些像现在坐车的安全带，两只手将车辕攥紧，屁股撅得几乎和架子车平行，肩上襻绳和两个手同时用力，另一个在车辕边上拴根绳，害怕用劲过猛，绳子将肩膀和手磨出血，往往是给绳子上缠个毛巾，一来是增大绳与肩膀、手的摩擦面，达到保护的目的，二来可以擦汗。俩人同时用力，车子才能缓慢前行，一旦受力不平衡，其中的一个稍有松懈，另一个就会马上感觉到，要用超长的力气去弥补。一旦哪一方配合不默契，下坡车子把人往前推，另一个得将整个身子的体力向后搓着，稍有疏忽，车子就往前冲，惯性会架子车失去控制，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劳动不知道要比现在装卸大货车辛苦多少倍。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直接检验人的体力和团结力的试金石，可能再没有像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协作了。
我们把拉山路的时间选在晚上，这样一是可以避开白天日照消耗体力，二是晚上没有杂念，只有一个心眼，使劲儿拉车赶路。这段路需要一天时间，从天黑开始，再走一个白天，赶大半夜就到目的地了，稍微休息会儿，吃上几个冻得硬邦邦的苞谷面馍馍，找个合适的地段等待工人上班后，开始卖。
一路上还算顺利，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矿区是半夜时辰，只能听到不时从哪个方向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条看不到头的街道，显得很狭窄，靠街东边有一排电线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的距离很远，上面挂着孤零零的几盏路灯，隔三岔五地亮着，显得即将黎明的街道很暗淡，几乎看不清柿子和各自的模样。突然一股刺骨的寒风顺着街道吹来，盘旋了几圈，打在我们本来已经出了一身汗、吃了冷馍还没有暖干的湿衣服上，像刀子一样难受，冻得人直打牙齿骨。幸亏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而且有两个衣不遮体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个树根正在生火，火生不着，老是冒烟，根本看不清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子，是男是女，是胖还是瘦，无须多想他们是什么人，寒冷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柴火点着取暖是共同的愿望。由于经常在家帮父母砍柴烧炕，我对生火有一种特殊的研究，找准透火点，几下就让无序乱蹿的烟变成了火苗，瞬间驱赶了身上的寒气，在火光的照耀下，冰冷的脸颊因温暖透出了红润。此时我俩才留心看清蹲在地上的这俩人，浑身上下穿的衣服和煤没有两样，脸黑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发出迟钝的目光，头发杂乱得和下蛋母鸡差不多，根本分辨不出年龄和性别。他俩谁也没有看我们一眼，仿佛这个空间里只有他们自己存在，待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一下时，俩人就一言不发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我俩断定，这是在矿区流浪的傻子。
傻子、乞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也许是走失，家人在四处寻找；也许被认为是累赘，赶出了家门；无论哪种，结果都是无知无觉地流浪在街头。细一想，此时此刻此地此身，我们和乞丐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在这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同样的渴求，将我们这两组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安排在这个特定的瞬间抱团取暖，不问姓名、来处与何去何从，相同的处境让我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当暂时的目的达到后，彼此又和陌生人一样，低头离去，不告而别。
以后的三年时间内，每到冬天，我都来这个矿区卖几次柿子，也会带着柴火在同一个地方避风生火，烤干被汗水浸透的衣裳。潜意识里盼着他俩能够再次出现，只要看上一眼也行，但每次的希望都落空。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我想，也许哥俩是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也许是分别被家人接回去了，也许他们俩其中一个被家人找到了，再也不用挨饿受冻，而另一个已经回到家，又被无情赶出了家门，也许……也许……
参加工作之后，每次路过那个矿，我都要抽空到那个地方看上一眼，一个人默默地待一会儿，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念想。后来那地方盖起了高楼，但我始终没能忘掉那一场相遇。
那个难忘夜晚的第二天，我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卖柿子，一毛钱三个。这里的煤矿工人非常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素质高。他们下班后先到我们柿子车的跟前问长问短，寒暄一阵相互知道都是哪里人，然后自己从车子里面拿柿子，蹲在我们旁边一边剥柿子皮一边吃，吃完了从来不问价钱，给一张一元或者两元、五元的人民币让我们找，找完也从来不数一数看找的零钱够不够，就攥在手里打个招呼扬长而去。
偶尔也能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一帮家属模样的中年妇女，她们围着车子挑三拣四不说，还使劲儿地砍价，你说话稍不注意，挨一顿莫名其妙的骂不说，车子里的柿子还被她们整得稀烂。有一次我没来，同村另一个伙计对这种习惯适应不了，就和她们争吵起来，还动手打了人家，这下闯祸了，一车柿子被弄翻不算，还被这帮婆娘把裤子给扒下来，抓住下身的家伙拉到公安科告状，说是耍流氓还打人，公安科以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把那伙计拘留了，最后生产队出面，来人和矿上公安科协调，才把人和架子车保了出来，附带条件是罚款十五元，并当面给被打者及其家属赔罪道歉。一个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娃，哪能经受住这样的折磨，从那时起，这人在村里就很少说话了，而且常常在睡梦中惊醒，又哭又闹，一丝不挂地围着村套转，要和他妹、他妈睡觉，家人带着四处求神拜佛，找乡医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最后到了吃大便的地步。家里本来就很穷，有了这么个疯子儿子，可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为了给他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在家人、村里人对他彻底绝望的时候，偶然的几天，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能和正常人说话了，大家都喜出望外，说毕竟年轻，虽然受了惊吓，慢慢就能恢复过来。可谁知，在一个阴云密布的盛夏下午，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又一声隆隆的雷响，接着就是倾盆大雨。下雨前他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四处寻找，没有任何线索，时间长了也就失去了信心，再没任何音讯。村里的一些人的风凉话就出来了，有人说，他们家肯定上辈子做了亏心事，儿子半路疯了是报应，回光返照后让雷给击死的；还有人说他家看儿子是累赘，引到沟畔故意推下去被洪水冲走了。究竟是死是活，没人确切地知道，说三道四的热乎劲儿过了，这个人也慢慢地被淡忘了。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还在矿上卖柿子，矿上有个老工人无意中说起卖柿子打架被拘留罚款的事情，提醒我们注意，不要惹矿上这帮娘们，她们得罪不起。当我跟他说之前那个同乡回去之后成了疯子，已经失踪时，这位老工人先是伤心，接着很快以惊讶的眼神盯着我们，停了一会儿，扫视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人，才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和你村上人打架的那帮娘们是什么人吗？没有等我回答，他就把嘴趴在我耳朵上说：“听说过前几年煤矿瓦斯大爆炸吗？死了一百号人，就是我们矿。这帮娘们就是在瓦斯爆炸事故中死了男人，顶替男人来上班的婆姨。她们死了丈夫，心里的伤用啥都无法弥补，矿领导都让三分。你们村的人和这些婆姨吵了架，多半是被她们在矿难中死去的丈夫带到阴间去了。”
原来如此。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婆姨由开始的害怕、憎恨，一下子变成怜悯、同情，她们再来买柿子，我脸上都是堆满笑容，婶啊姨啊地叫个不停，拿柿子从来不说价钱，柿子想拿多少就多少，钱随便给。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一来二去，这些阿姨们不但不少给钱，有时赶到吃饭时间还把热腾腾的馍馍送来。柿子得一个星期才能卖完，这就意味着七天几乎没有洗脸的地方。在那时的矿区，家家户户都是靠煤取暖做饭，一到做饭时间，上空不知道有多少个烟囱在冒烟，落到柿子和人身上都是黑点。矿上唯一的这条街道也是煤炭运输的通道，大车通过后，整个街道就变成了黑色的世界，柿子也由红变成黑了。而矿上的生活用水非常短缺，每天只有在早上十点钟供一个多小时的水，到了供水时间，不分男女老少，挑着水桶排着长长的队，经常出现后面的人还没有轮到，管子就停水了，为了多抢到一桶水，经常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个外来卖柿子的去哪儿洗脸啊，一个人一周不洗脸，可想而知得什么样了。这时候，这些阿姨们就会端着一脸盆热水，拿着毛巾、肥皂到我们跟前，并亲切地说，娃啊，把脸洗洗，像个讨饭的一样，谁还愿意买你的柿子。每一次，我的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我把手伸进热乎乎的水盆时，阿姨又把肥皂递过来，肥皂的香味，从指尖充斥全身的暖流，都刺激着我的感情，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好在是低着头洗脸，泪水和污垢都一起被冲走，我内心的脆弱没有被阿姨们看到。
我当时想，人这一辈子，注定要经历许多，有时有爽朗的笑声，有时有委屈的泪水。这些阿姨的亲人们为了共和国的煤炭事业而牺牲，她们家里的顶梁柱也随之倒了，她们的情感必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她们和我一样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也需要别人的理解、同情。当自尊心得到尊重，失去亲人的悲痛稍微有些平静的时候，她们便会加倍地流露出内在的善良，对人送出关爱和怜悯，这种的关爱和怜悯没有高低与贵贱之分，也没有亲疏与远近之别，她们连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穷卖柿子的都这样关爱，可想她们不知道关爱过多少人。温热的毛巾擦净脸的时候，我真想大声叫一次：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