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祖国大地，笼罩在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氛围中，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中国农民，“一大二公”、集体所有制的观念已经渗透到血液中，刻印在灵魂深处。所以，推广小岗村经验，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公社比全县整整晚了一年半的时间，不是上级政策不到位，也不是各级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而是老百姓在认识和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他们心里比改朝换代还严重，他们宁愿吃不饱肚子受穷一辈子，也要“一大二公”，认为分田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倒退。
其实，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是顺应国情，符合大多数农民内心深入的意愿。实践证明：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联产责任制全面实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首先粮食丰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王家堡人再不用卖柿子和用架子车拉煤换粮了，农民出门做买卖也不再受生产队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致富。我们做煤的生意也告别了人挑、架子车拉的历史，经村委会出具证明，农村信用社贷款，我们可以购买拖拉机，用更省时省力的方式卖煤换粮。加上天公作美，农民的积极性高涨，连续夏秋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农民得到了实惠，也引起了工业体制改革的大调整、大洗牌，各个行业都在探索适应本行业的快速发展之路。我国煤矿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三年总承包，实现了由国营到国有体制的根本转型，除体制发生变化外，人事用工制度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煤矿招收全民固定工的历史，在1980年的最后一批之后改写，此后除了接班顶替以外，国营煤矿试行招收农民协议工。
农民协议工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和正式工有本质的区别，国家不用下达招工指标，煤矿根据本身的用工需要，直接和地方政府协商，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煤矿下井，不改变农民身份，不转户口，矿上只和地方政府签订集体合同，政府委派一名领导驻矿管理，业务是工资结算、发放，工伤、住院等一切在矿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矿上在协议工出工工资的基础上支付17%给所在政府作为管理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生产过程中发生一切意外事故，涉及的工伤住院、死亡赔偿等，矿上一概不管。
渭北矿务局鳌北煤矿要在我们高街公社招收农民协议工，分配了五十一个名额。消息一传开，符合条件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尽管不改变农民身份，工伤事故矿上不管，由高街公社处理，而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的管理措施，但大伙儿还是挤破头皮争着去，动用一切关系找人，生怕自己被刷下来。
对我来说，懂事以来经历的一件件事情，潜移默化中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敬畏和向往，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不争取吗？不管是什么工，照样能在煤矿上班，和矿上的工人一起下井，为国家改革开放挖煤做贡献，那是莫大的荣耀。
经过层层筛选，最后从全公社十一个大队挑了一批二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年轻人，有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有刚参加高考后未被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然还是小学、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占一多半。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将和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同龄人一道，作为煤矿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在鳌北煤矿谱写一段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煤炭事业交相辉映的恢宏篇章。
1983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七，春分。
在前一年高街公社已经全部实行了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农户，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耕种习惯，自由安排劳动时间，再不用像生产队时期大年初一还在参加生产劳动争先进。春分时节，王家堡子人还陶醉在春节、十五的喜庆氛围中，没有丝毫下地干农活的意思，只有老人对这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看不下去，嘴里骂骂咧咧地唠叨个不停，实在闲不住，就开始自己给地里送肥，修剪刚分到手的树苗。
农村人冬季都是吃两顿饭，除非在夏秋农忙季节，有早晚加餐习惯，夏季都是五点下地，八点钟城里人才上班，农村人已经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头，这顿早餐为副餐，王家堡子人叫吃半早馍，十点和两点的饭为正餐，晚上一直干到九十点钟再吃晚餐，农民把这顿饭叫喝汤，这种补充超体力劳动的就餐，不知道祖祖辈辈延续了多少年。
这天早晨五点，天才麻麻亮，同村和我一起被确定当农民协议工的何振鹏急急慌慌地敲门说，他昨天到公社去了，矿上来车接，自带被褥和碗筷，十点钟在公社院子集合，错过了时间就得自己想办法赶下午四点到鳌北矿劳资科报到，如果四点再赶不到，矿上就不要了。我边开门边答应，等我把门开了，振鹏已经掉头走远。
我匆匆准备之后，按时到了公社。一个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小平头、头发花白、大脸盘黑里透光的人，站在公社院子的中央，旁边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上插着栏杆。这人正在和公社书记说话，嗓门很大，辨不出是哪里的方言。办公室前的屋檐下蹲着一位穿着很时髦的年轻人，不断地在抽烟，初春阳光的照射下，擦得光亮的皮鞋非常晃眼。和公社书记拉话的那人介绍说，这是李师傅，车开得非常好。公社书记礼貌地转过身和时髦年轻人打了个招呼。此时，大伙才明白这是接大家的司机师傅，和书记说话的人无疑就是矿上来接我们的领导。他环视了一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也没有介绍自己，只说了一句，现在开始点名，随之照着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一遍一遍地点名，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双很凶的眼睛都要盯好长一会儿，才把目光转移到纸上，接着点下一个人。点完名又开始骂人，某某狗日的站起来，再这样满不在乎老子就不要了，给老子滚回去。这些前期工作应该由公社书记做，可这个不知趣的领导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前面，书记只好站在一边等待最后的送行，面带勉强的微笑。不巧的是，点了好几遍名了，有个人始终都没到位，矿领导骂得昏天暗地，书记实在沉不住气了，打断话说，今天上级来检查，我们要开会安排陪同下乡的事情，让企管办的张主任在这里陪你吧，迟到那人就交给你处置了。这位矿领导回过头来，右手拿着花名册，用左手象征性地和书记握手说，你忙你的去，不用管，人就交给我了。书记走后，他已经不用看手里的花名册，就基本能叫上每个人的名字了。没来的那个叫安同安，等半天还不见人影。他冲身边站着的那个张主任发火说，你是咋搞的，到底通知到了没有？这人我们不要了，你们公社这么不把我们当回事，以后还合作吗？文质彬彬的张主任听了，脸上也变了颜色，但马上又镇静下来说，昨天下午已经通知到了，路远，应该马上就到了，再稍等会儿。这位矿领导更火了，硬气地说：那我们就不要了。井下是战场，和打仗一样，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到井下就得被砸死。这种不守纪律的人死了，矿上还得负责任。这种人少一个无所谓。话音刚落，那个叫安同安的背着被子，手里提了个脸盆，从公社的大门走了进来。
矿领导瞄了一眼进来的安同安，大手一挥：时间到了，不要了。这个举动没有把公社的干部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眼前的安同安当回事儿。这时，大家心里都在嘀咕，这个矿领导这么凶，以后归他管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他这是故意耍威风，让大家都害怕他。安同安被张主任叫到了办公室，好长时间没见出来。
矿领导向公社办公室瞪了一眼，向司机挥手说，走。
大卡车从公社院子启动了，安同安还是没见人影，这时候有人埋怨，说他耽误大家时间不说，还惹矿上领导生气，让公社书记、张主任也丢了面子。还有人说，这下去不成了，可惜不说，白浪费了一个指标。
车开到公社大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司机说，我们是鳌北矿上来接人的，为啥要拦车？门卫说，矿务局的来电话，让来接新工人的领导接听一下。这位矿领导让司机把车停在公社门前路边，就马上进去接电话了，出来的时候他满脸堆笑，急乎乎地向公社院子走去。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车上有人担心是不是矿上变卦不要我们了，有的猜测是不是哪方面和公社没协调好。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矿领导从公社办公室陪着安同安出来，还亲自给他拎着被子，并安排他在驾驶室里和自己并排坐。
后来大家才知道，安同安的舅舅是矿务局的大领导，之所以鳌北煤矿能在高街公社首次招收农民协议工，除地域因素外，和安同安舅舅的部署有密切关系，矿上的干部对这位大领导的外甥当然不敢怠慢了。
车到矿上以后，我们就被移交给培训科的领导管理，安排在矿办公楼后面的会议室住，面积有三百多平方米，没有暖气，地上打的通铺，偌大的窗户没有窗帘，而且四面漏风，早春的东北风刮过来，带着阵阵沉闷的响声，把不太稳定的玻璃吹得呼啦呼啦地晃**。好在会议室的窗户安装得比较高，风虽然刮得很大，对我们这些从来都没有住过楼房、有许多人也没有见过楼房是什么样子的农村娃，没有丝毫影响，而且是通铺，五十一人睡两排，新鲜感都享受不完，谁还能把冷当回事。
我们要在这里接受十五天的入井知识专业培训，再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上班。上课的老师是矿上的中层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级别最高的是矿总工程师肖伟光。肖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出头，个子约一米七，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方长的脸形，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透过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的眼睛，看人的目光温暖而有亲和力。听带班的老师介绍，肖工程师是一所煤炭专业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在相邻产煤大省宁永煤炭工业厅从事领导工作，后来受“文革”的影响，阴差阳错地来到鳌北煤矿管井下建设，因为学的专业是矿井建设，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几乎没有回过几次家，至今矿上人也没有见过他的老婆孩子长啥样子。“文革”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他也恢复了名誉，按照政策可以把家属带到矿上落户，其他领导干部都按照政策把家眷带来，分到了专门为知识分子和矿领导盖的四层干部楼，而他始终孤身一人，住单身公寓楼，排队在职工食堂打饭。在业务上，他是名副其实的鳌北煤矿建矿专业一把手，井下的一切事情难不倒他，也离不开他。
协议工培训的第一节课就是肖工程师讲煤矿安全知识，他说：煤炭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为广泛的稀有资源，因为有了煤炭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伴随着火与光明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你们就要从事这项给人类开采光明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和我一样，是神圣和光明的缔造者，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伟大群体。煤炭是几亿年前地壳经过剧烈运动，将整片的森林植被翻覆到地下，隔绝了它们生长所必需的空气，通过长期的挤压及其自身的化学反应，逐渐形成的。我们打破时空的限制，在这样复杂的自然演变环境中开采煤炭，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特殊是任何行业无可比拟的。大家要知道的是，危险是这个行业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和战争一样，我们国家也给了我们这个行业一定的死亡指标……他用充沛而真实的感情，和专业而扎实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崇敬，也坚定了我们在煤矿井下工作一辈子的决心。
肖总工程师讲煤矿安全时，非常严肃地说，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按照规章制度作业，不违背客观规律，事故不会主动去找你。我们国家颁布的《煤矿安全规程》每一条都是用矿工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为了你自己的安危，还有未来的事业，一定要规范作业，不违章蛮干，安全生产，说实际一些就是在上看不到天、下看不到地，四壁都是石头的夹缝里采煤，稍有疏忽，断胳膊断腿是小事，丢性命是常事。对矿上来说，这就是一次事故，根据不同责任，处理上几个人，对死者的赔偿，按照现在标准就是拉一车煤把棺材架在上面，派个工会干部送回老家看着安葬就完事了。有你没你井架上的天轮照样转，二十四小时三班一个轮回的生产秩序不会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对你的亲人来说，那就是天塌下来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我们从入井的第一天起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按章作业，不断学习，顺应规律，在这充满凶险、**和挑战的行业中，展示自己的才能，体现各自的人生价值。
肖伟光工程师的第一天授课，对这些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农村青年来说，就像吃了块压缩饼干，嚼着有味，但一时很难消化，大伙似懂非懂地发出不同的议论。安同安说，老师讲的井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们这些人有用，我是应个名来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学习结束就到地面上轻松的单位上班了，你们可要好好听，深刻领会啊，不然到井下就没命了，连媳妇的面儿都没有见，白来这个世上了。此话引起大家的强烈愤恨，身强力壮的姚大勇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个箭步上去抓着安同安的领口，对着脸就是左右两个巴掌，还说，让你再放屁，就是不下井，今天你爷也要在这儿揍死你，你信不信。安同安脸上留下两个大手印子，在众人一片谴责的拉架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
姚大勇三十岁，是我们协议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其父亲是相邻白寿县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听说后来提拔到市人大还是政协任职了，在方圆百里都知道他有水平，威信高，非常喜欢为乡亲们办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相对富裕，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很本分，做事情很仗义，为人也谦和，从不以父亲是领导就自觉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家在我们高街公社名声很好。姚大勇是他的大儿子，在农村经常因抱打不平引起不少的“麻烦”。家里条件这么好，又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干协议工，许多人都不理解，估计是他父亲看他老在农村“惹事”，让他到煤矿换个环境，改一改野性子吧。他的身份、年龄和为人，自然带来一些影响力，于是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的中心，特别是今天的慷慨还击，让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亲眼见识了他的豪气和正义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不少人暗自高兴，有这样的大哥在前面撑着，今后谁也不敢小瞧我们。
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叫常孝忠，距离十八岁还差几个月，是通过父亲在大队当主任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他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在生产队挣半个（劳动力）工分，对老师讲的几乎理解不了几句，他不缺吃不缺穿，没有挣钱养家的概念，所以在他心里，什么安全不安全，事业不事业，与我毫不相干，只要离开家里，不干那些琐碎的农活，能逛能玩儿就好。
周绪东就不一样了，他是高中学历，高考未被录取才回到乡里，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有耐心，又尊重长辈，把群众的工分、账目做得明明白白，不管谁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从大队到公社的领导，都认为他是个当干部的好苗子。自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土地分到农户，生产队这一级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没有会计，计工员自动消失，周绪东只好经营自家的责任田。他个子矮，根本吃不消这种繁重的农活，恰巧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计工分在干部群众中的好印象，他成为五十一个名额中第一个被公社推荐批准的人选。所以，他来煤矿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利用这个平台展示才华，和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比高低。他心里想，是正式还是协议工，外面的人谁知道，人人皆知的是，在国家大型煤矿上班，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至于井下有多艰苦，他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他相信以他的聪明和对事、对人认真的态度，很快就能适应井下工作，加上自己有短暂的当农村干部的经历，只要肯不懈地努力，还怕以后当不上矿长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非常注意细节，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体里，处处表现出一个知识青年的素养。
王选怀是退伍军人，赶上那年国家百万大裁军回到了农村，个头不算高，充其量一米六八，体重有六十公斤就不错了，还有些驼背，但受过军营的熏陶，人非常精干、结实，尤其走起路来，简直就像一阵风，说起话来像竹竿倒核桃，叽里呱啦谁也插不上一句。王选怀说，他当兵的目的就是想跳出农门，在部队谋个一官半职，他当的兵种是地质勘探，在大凉山里找黄金，当然野外作业，风餐露宿的辛苦程度就不用提了，四年下来终于到了代理排长的位置，就差一步转正了，赶上了国家大裁军，干部不分军龄长短全部转业，部队销号，士兵退役回原籍。用王选怀的话说：他就像一个纸鸢，飞上天空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又一下子掉头落回原地，心里说不上有多沮丧了。在农村干了一年，正好赶上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他在部队的历练，再加上干勘探，有一定的地质方面的知识，还有能说会道的一张好嘴，很快搞定了来公社招工的郑庆东。由郑庆东出面在公社旁边的合作社食堂摆了一桌酒菜，邀请大队、公社干部参加，王选怀买单。大队、公社两级干部酒足饭饱之后，又有招工的干部极力推荐，这样的顺水推舟，自然不难成事。从王选怀自吹自擂的言语中，我们才知道来公社接大伙的那个矿领导就是郑庆东，是矿劳资科管井下工人调配的干部，选怀还说他和郑科长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这两天人家还约他去家里吃饭呢。尽管真假难以辨别，但也着实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娃羡慕不已，人家当过兵，见识广，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和矿上的领导拉上关系，这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