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午的奔波對我仍虛弱的身體是一次考驗，下午，我感到疲憊不堪。在福爾摩斯離家去聽音樂會之後，我便躺在沙發上，想睡上兩小時。誰知事與願違，上午發生的事使我興奮不已。一些稀奇古怪的幻想和猜測紛至遝來。每次我將眼睛合上，便會見到那副扭曲了的像狒狒一樣的死人麵孔。那副窮凶極惡的表情給我的感覺倒是該感謝那個將此人從這個世界送走的人。人類罪惡的特征都集中在這個克利夫蘭的伊諾克·丁·德雷伯一人身上。然而，我知道事情要公平對待，他的罪惡不能作為寬恕殺人凶手的借口。
福爾摩斯說這個人是被毒死的。我越想越覺得這個推斷不尋常。我記得他聞了聞這個人的嘴唇，無疑他發現了什麽，使他得出了這個結論。而且，如果不是中毒，那這個人又怎麽會死去呢？因為，他身上既沒有傷痕又沒有扼死的痕跡。可是，另一方麵，地板上那麽多血跡又是誰的呢？現場沒有鬥毆的跡象，被害人又沒有武器可以去傷害他的對手。隻要這些問題找不到答案，我就難以入睡，福爾摩斯也是如此。他那平靜和自信的態度使我確信他已經有了一個推論來解釋這一切，但是，是怎樣一個推論，我一時還猜不出來。
他很晚才回來。音樂會不會要這麽長時間。他到家時晚餐都已經上桌了。
“美妙極了，”他一邊坐下一邊說，“記得達爾文對音樂是怎樣評價的嗎？他說，人類產生和欣賞音樂的能力遠在語言能力之前。也許，這是我們這麽難以言喻地受到音樂的影響的原因。我們的心靈對過去那些迷茫的世紀隻有模糊的記憶，那時候世界還處於童年。”
“你想得太遠了。”我評論說。
“一個人如果要解釋大自然，他的思路就得和大自然一樣寬廣，”他說，“你怎麽了？看上去和平常不一樣。是布裏克斯頓路那件事使你心神不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