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克·福爾摩斯從壁爐台角處取下他那個藥瓶，又從整潔的山羊皮皮箱裏取出皮下注射器。他激動地用自己白皙的手指調整著纖細的針頭，卷起襯衣左袖口。有一片刻他凝目沉思，盯著自己多腱的前臂和手腕，上麵密密麻麻布滿了被針紮的痕跡。最後他一下將尖利的針頭紮進肌肉，壓下小小的活塞，然後躺在用天鵝絨做襯裏的扶手椅上，舒心地出了口長氣。
數月以來，我每天都要目睹三次他這樣的動作，這種習慣行為並沒有使我適應。相反，這種情形愈來愈使我煩躁不安，想到我缺乏阻止他的勇氣，每晚我都覺得很慚愧。我曾一次又一次發誓說，要把自己的心裏話告訴他。可是你看我這個同伴，一副冷靜沉著、若無其事的神氣，因此對於他的個人自由，人們是最不願意去過問的了。他才能卓越，舉止非凡，我從和他一起經曆的事情中，看到他所具有的許多超群本領，這一切使我遲疑不決，缺乏足夠的信心去阻撓他。
然而那天下午，或者是我午餐時喝了博思紅葡萄酒[1]，或者是他打針時那種過於做作的動作讓我怒不可遏，我突然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今天又注射什麽呢，”我問，“嗎啡還是可卡因？”
他剛打開一本陳舊的用黑體活字印刷的書看著，聽到我問他便沒精打采地抬起眼睛。
“可卡因，”他說，“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試試嗎？”
“不想，一點不想，”我生硬粗魯地回答。“阿富汗戰役阿富汗戰役，指第二次阿富汗戰爭（1878—1880），華生當時是一名軍醫。使我體質至今還沒恢複。我可不能再損害它了。”
他見我如此激動，笑了笑。“也許你是對的，華生，”他說，“我也認為可卡因對身體影響不好。可是我發現它有超常的刺激作用，能使頭腦保持清醒，而它的副作用也就無關緊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