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特别喜欢一个叫克雷利佐夫的年轻人，克雷利佐夫患有肺病，和玛斯洛娃在一个犯人队伍里。聂赫留道夫还在叶卡捷琳堡就跟他认识了，后来在路上又跟他见过几次面，还跟他交谈过。夏天有一次在羁押站，犯人们要在这里休整一天，这一天聂赫留道夫几乎是和克雷利佐夫一起度过的。克雷利佐夫对他讲了自己的身世，对他讲了自己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入狱以前的经历很简单。他父亲是南方的一个很有钱的地主，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很小。他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父亲死后，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无论是上中学还是上大学，学习都不吃力，大学毕业考试得了第一名，获得数学系学士学位。学校建议他留校任教，并打算派他出国深造。但他拿不定主意。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跟她结婚，自己想到地方自治局工作。他的打算很多，但哪一样也定不下来。这时，大学的几个同学让他为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所谓的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革命事业还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呢，但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再加上爱面子，怕别人说他胆小，所以就捐了钱。后来接受捐钱的人被捕了，当局发现了一张字条，从字条上看出，钱是克雷利佐夫捐的，因此克雷利佐夫也被捕了，他先是被关在警察局，后被投入监狱。
“在关押我的那座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聂赫留道夫说道，（他坐在高高的板**，弓着背，两只胳膊支在膝盖上，只是偶尔抬起眼皮看一看聂赫留道夫，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闪射着美丽、智慧、善良、仁慈的光芒。)“管得不是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墙壁互通暗号，还可以在走廊上随便走走，互相说说话，互相分着吃东西，互相递烟吸，每逢晚上大家还一齐唱歌。我的嗓子还不错。是啊，要不是我母亲过分悲伤，我在监狱里还是挺好的，甚至觉得很愉快，很有意思。我在监狱里认识了很有点名气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玻璃割破喉管自杀了），还认识了其他一些人。但我不是革命者。我还认识了旁边牢房的两个犯人。他们都是因为携带波兰传单而被捕，又都是因为在押送人员押送他们前往车站的途中企图逃跑而被判罪。他们中一个是波兰人，叫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叫罗佐夫斯基。是啊，这个罗佐夫斯基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但是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
他人长得瘦小，一双黑眼睛亮晶晶的，他很富有灵气，像一切犹太人一样，很有点音乐才能。他的嗓音正在变，但他歌唱得很好听。是啊，我亲眼看着他们二人被带出去受审。他们是早晨被带走的，晚上才回来，他们说，他们被判了死刑。这是谁都不会想到的。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太严重，只不过是想逃走，又没有伤害任何人。像罗佐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被判处死刑，这恐怕不正常，不合乎情理。我们监狱里的人都认为，这种判决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们，这个判决未必能得到上面的批准。起先，大家都很紧张，都很担心；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安下心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是啊，可是，有一天晚上，一名看守来到我的牢房门口，告诉我说，上面派木匠来了，他们正在钉绞架呢。开始我还纳闷儿呢，怎么回事？钉的什么绞架？但是看守当时心情很激动，我看了他一眼，这才明白过来，他们是为我们的那两个犯人准备绞架呢。我真想敲一敲墙壁，真想和其他同志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又怕他们两人听见。同志们也都没吭声。看得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走廊上，牢房里，整个晚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都静悄悄的。这个晚上，没有人敲墙壁，也没有人唱歌。十点钟左右，看守又走到我跟前来告诉我说，刽子手已经从莫斯科调来了。他说完就走了。我喊他，让他回来。可是我突然听到罗佐夫斯基在他的牢房里喊道：‘你是怎么了？你叫他干什么？’我说他给我送来了烟，但是罗佐夫斯基好像猜到了似的，他问我为什么不唱歌，为什么不敲墙壁。我现在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什么，反正我赶快走开了，免得再跟他说话。是啊，这是一个可怕的晚上。整个晚上我都在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走廊的门开了，进来很多人，我站在监视孔旁边。走廊里亮着灯。最先走过去的是典狱长。他人很胖，看样子，他是个很自信、很果断的人。可是他脸色苍白，显得很沮丧，还有点惊惶。跟在他后面走过去的是副典狱长，他双眉紧锁，板着脸。最后走过去的是警卫队。他们从我的门前走过，在隔壁的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用一种古怪的声音大声说道：‘洛津斯基，起来了，把你的干净衣服穿上。’是啊，后来我就听见，门嘎吱一声开了，他们朝洛津斯基走过去，然后我听见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他站在那里，脸色刷白，他把纽扣解开又扣上，并不断地耸肩。他突然好像害怕什么似的，闪到一边。原来是洛津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朝我的门走过来。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一张波兰型的脸，额头高高的，长着一头浓密的、淡黄色的鬈发，一双蓝蓝的眼睛很好看。他是一个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小伙子。他当时就站在我的监视窗口前，所以我能看见他的整个脸。他的面容消瘦，面色灰白，那表情还真有点吓人。‘克雷利佐夫，你有烟吗？’他问我。我打算给他烟，但是副典狱长好像怕耽误时间，就赶紧掏出自己的烟盒递给他。
他拿出一支烟，副典狱长划着火柴给他点上，他一边吸烟，一边好像在想什么。后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说道：‘太残忍了，太不公道了，我没有犯任何罪。我……’我一直看着他那白白的脖子，他的喉咙有点发颤，他说不下去了。这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用他那尖细的嗓门儿在走廊里大声叫呢。洛津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门前离开了。接着罗佐夫斯基来到我的门前。他的脸带着一种稚气，红红的，流淌着汗水，他的一双乌黑的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一件干净的衣服，裤子特别肥大，他老是用两手提着裤子，他全身都在颤抖。他把他那一张可怜的脸靠近我的监视孔，说道：‘克雷利佐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感觉不舒服，我再喝点润肺汤。’没有人理他，他用疑问的目光看看我，看看典狱长。他想说什么呢，我猜不出来。是啊，副典狱长突然沉下脸来，用他那尖细的嗓门儿嚷道：‘开什么玩笑？走吧。’看来，罗佐夫斯基还不知道死亡在等待着他，他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顺着走廊快步向前走去，走到所有人的前面去了。但是后来他不肯走了，我听见他的尖叫声和哭声。后来我又听见一阵嘈杂声和沉重的脚步声。他尖声叫喊着，哭着。后来他的声音渐渐地远了，走廊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是用绳子把他们吊死的。另一个看守目睹了这个场面，他告诉我说，洛津斯基没有反抗，但是罗佐夫斯基抗拒了好长时间，最后只好把他拖上绞刑台，硬把他的头塞进绳套里。是啊，这个看守是个缺心眼儿，他说：‘先生，我听说绞死人很可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把他们吊上去，他们只是肩膀动了两下，’他学着他们的肩膀先是向上耸，然后就耷拉下来了。‘然后刽子手把绳套拉紧，他们就一动不动了，就都归天了。’‘没什么可怕的。’”克雷利佐夫重复着看守的这句话，他真想笑，可是没笑出来，而是啜泣起来。
之后，他好长时间没说话，一边吞咽着涌到喉咙的泪水，一边喘着粗气。
“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成了革命者了。是啊。”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后，说道，然后他简短地说了说他参加革命的情况。
他参加了民意党，甚至还当了破坏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的目的就是利用恐怖活动，迫使政府主动放弃政权，把政权交给人民。他怀着这个目的去很多地方从事活动。他去过彼得堡，到过国外，去过基辅，去过敖德萨，不管到哪儿，他的活动都获得成功。后来，他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把他出卖了。于是他被捕了，受到审讯，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了死刑，后又被改判终身服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病，现在，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知道他最多还能活几个月，但是他并不后悔他所做的一切，他说，如果他有第二次生命，他还要做他原来做的事，他要破坏现行的社会制度，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如果不推翻，他所见到的事就还会发生。
聂赫留道夫由于接近了这个人，又由于听了他讲的他的经历，所以懂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