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城到彼尔姆的路上，聂赫留道夫和玛斯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下城，在犯人们登上装有绳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的办公室里。这两次见面，他都发现她不愿意跟他谈自己的思想，而且对他的态度也不够好。当他问她身体怎么样，还需不需要什么时，她总是支支吾吾的，而且还有点惶恐不安的样子。他觉得，她回答他的问题时，带着一种对立情绪，带着一种埋怨情绪。她以前也有过这种情绪，那只是当她受到男人们骚扰的时候，现在她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情绪，这使聂赫留道夫很苦恼。他担心，在这种艰苦的和**的环境影响下，她会不会又重新陷入以前的那种自我矛盾的状态和对人生绝望的状态，她会不会又是老跟他发脾气，又是拼命地吸烟，拼命地喝酒，借以麻醉自己。但是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出发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不可能和她见面。直到她转到政治犯的队伍中以后，他才发现他的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而与他的担心相反，他每次见到她时，他都发现她的思想有变化，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在托木斯克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又变得跟出发前一样了。她看到他时，既不皱眉头，也不难为情；相反，她总是高高兴兴地、大大方方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做的一切，特别感谢他把她调到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这些人当中来。
她在押送人员的押送下长途跋涉了两个月的路程，所以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变化，她瘦了，晒黑了，似乎也老了。她的两鬓和嘴角已经出现了皱纹，她总是用头巾包着头，不让头发披散下来。无论从衣着上，无论从梳妆打扮上，无论从待人的态度上，过去的那个搔首弄姿的玛斯洛娃不见了。聂赫留道夫看到她身上的这些变化，非常高兴，更何况她现在还在继续变呢。
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他现在对她的感情既不是过去对她的那种富有诗意的、充满幻想的恋情，也不是后来对她的那种狂热的**，更不是法庭审判后为了弥补过失、为了尽责任决定和她结婚的那种歉疚的心情。他现在对她的感情是一种怜悯加同情的朴素感情，他第一次跟她在监狱里见面时就产生了这种感情。后来，他去了监狱医院以后，克服了厌恶情绪，原谅了她跟医士的事（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后来他才知道她是冤枉的），他的这种感情就表现得更为强烈了。总而言之，他对她始终保持着怜悯和同情的感情，所不同的是过去他的这种感情只是暂时性的，现在这种感情变成永久性的了。现在他不管想什么，不管做什么，他都怀着这种感情，他不仅怜悯和同情玛斯洛娃，而且也怜悯和同情所有的人。
这种感情好像一股爱的洪流，冲开了聂赫留道夫心灵的闸门，以前不知往哪儿流，现在涌向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
所以一路上，聂赫留道夫的心情始终处于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他同情和关心所有的人，从车夫到押送兵，从他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到省长。
这期间，由于玛斯洛娃被安排在政治犯的队伍中，所以聂赫留道夫认识了许多政治犯，起先是在叶卡捷琳堡，在这里，政治犯们一块儿住在一个大囚室里，他们在这里比较自由，后来在路上，他结识了和玛斯洛娃同行的五个男政治犯和四个女政治犯。由于他和这些被流放的政治犯的接触，他对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初期，特别是在三月一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的事件发生以后，聂赫留道夫对革命党人一点好感也没有，甚至还鄙视他们。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采用了极其残酷、极其阴险的手段，主要是他们采用了他最反对的暗杀手段，另外就是这些革命党人特别自负。但是当他进一步了解了他们以后，知道他们常常无辜地受到政府的迫害，他们所以这么做，也是被逼出来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刑事犯，不管他们受到多么大的痛苦，但是在判刑前后，当局总还要做出一种姿态，好像他们还是依照法律办事的。但是在对待政治犯的问题上，当局连这种姿态也不要了，聂赫留道夫看到舒斯托娃的案子，看到许许多多他新认识的政治犯的案子，都是如此。当局对待这些政治犯，就像用网捕鱼一样，把一网鱼拉上岸，把需要的大鱼挑出来，小鱼就丢在岸上不管了，让它们在岸上干死。当局抓了成百上千的人，显然这些人不仅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对政府构成危害；但他们被关在监牢里，一关就是好几个年头，他们在监牢里，有的染上肺病，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当局所以不放他们，是因为没有释放他们的理由；还有就是他们被关在监牢里，就等于被掌握、被控制在当局的手心里，如果当局在侦查中需要弄清什么问题时，可以随时提审他们。这些人在政府看来也是无罪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掌握在宪兵队长、警官、特务、检察官、法官、省长、大臣的手里，在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时，就看这些个主管司法的人是不是专横，是不是有闲工夫，是不是有好心情，是不是高兴。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官吏有时闲得无聊，或有时想邀功请赏，就随意地抓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是长期关在监牢，还是释放，这就要看他们或他们的上司们的心情好坏了。最高领导层也要看他们自己需要不需要立功，或者看他们和大臣们的关系如何，来决定把人是流放到海角天涯，还是关进单人牢房；是判处流放、判处苦役，还是判处死刑，还是释放；当然，如果有一位太太来求情，那肯定就会得到释放。
既然有人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对付当局，当局自然也就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这些人了。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舆论不仅不把他们的行为看做是一种罪行，而且还把他们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功绩；革命者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舆论（来自他们的组织）不仅不把他们冒着丧失自由、丧失生命的危险所进行的残酷行动看做是一种愚蠢的行动，而且还把他们的行动看做是一种英勇的行动。这样，聂赫留道夫就弄清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不仅不会给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造成痛苦，而且也不愿看见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受苦，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却心安理得地去杀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杀人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是达到普遍幸福这一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故而杀人被认为是合理的，是公正的。革命者非常看重自己的事业，因而也很看重自己，这种情况是政府造成的，因为政府把他们看成不寻常的人，就残酷地迫害他们。他们只有看重自己，才能承受得住他们所承受的一切。
聂赫留道夫通过和他们的接近进一步了解了他们以后，他认为，他们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全是坏蛋，也不是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全是英雄，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当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如此。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认为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选择这条道路完全出于利己的动机，认为背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挺光荣的。多数人参加革命是希望冒一冒生命的危险，从中品味乐趣，一般精力旺盛的年轻人都有这个想法，这样的人聂赫留道夫在战争中遇见过不少。革命者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他们的道德品质的要求比对常人的道德品质的要求要高。这是他们的工作利益所决定的。他们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做到节制欲望，准备吃苦，要诚实，要大公无私，为了共同的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的道德品质远远超过常人，他们在道德品质方面足可以为人师表。但是也有些所谓革命者，他们的道德品质比常人低得多，他们不诚实，好说假话，喜欢装腔作势，同时又自以为是，骄傲自大。因此在新交的朋友中，聂赫留道夫对一些人不仅尊敬，而且很喜欢；对另一些人却依然保持着冷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