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还很年轻。他穿一件吊面短皮袄，脚上穿着高筒靴，他提着两大壶冒着热气的开水，腋下夹着一块裹在头巾里的面包，迈着轻快的步子，迅速走进牢房。
“哎呀，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把水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兰采娃。“我们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把短皮袄脱下来，把它从大家的头顶上扔到板床的角落里。“马克尔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搞个舞会了。兰采娃把屋子又收拾得这么整洁，”他看着兰采娃笑着说道。“那你现在就来沏茶吧。”他对兰采娃说。
从这人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乐天派。是一个富有朝气的人。而其中的另一个人呢，他的个子也不高，也是骨瘦如柴，脸色灰白，两颊无肉，颧骨凸出，两只灰蓝色眼睛的距离比常人的大，生就一副薄嘴唇，他和第一个人的性格迥然不同，他郁郁寡欢，心境沮丧。
他穿一件旧棉大衣，穿一双皮靴，皮靴上还套着套鞋。他提着两个瓦罐和两个篮子。他把这些东西放到兰采娃面前，就转过身来，看着聂赫留道夫，朝他点了点头，很不乐意地向他伸过来一只汗津津的手。
然后，他才慢慢腾腾地把买的食物从篮子里拿出来摆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人是农民，叫纳巴托夫；第二个人是工人，叫马克尔。马克尔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纳巴托夫参加革命活动时才十八岁。纳巴托夫从乡村小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而升入中学。他一直靠当家庭教师维持自己的生活。中学毕业时他得了金质奖章，但他没有上大学，因为他上七年级的时候，就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到平民中去，启发和开导那些被遗忘了的兄弟。他是这样做的：开始时，他到一个大村子里当了文书，但不久他就被捕了，因为他给农民朗读书刊，他还在农民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他第一次被捕后，在监狱里被关了八个月，从监狱放出来以后，仍受到秘密监视。他获释后，立刻来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他在这里当了教师，并继续从事原来的活动。他又一次被捕了，这一次，他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他在狱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第二次被捕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后来，他从流放地逃跑了，之后又被捕了，被关了七个月后又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这里，他又因拒绝参加效忠新沙皇的宣誓，又被流放到雅库茨克边疆省，所以他成年以后的一半岁月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但是他对他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他虽然屡屡被捕，被流放，但他一点也没有气馁，他的斗志反而更旺盛了。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的胃口特别好，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精神饱满。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从不猜测遥远的未来，他总是牢牢地把握住现在，用自己的智慧，脚踏实地地从事实际工作。他从监狱出来，就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工作，这就是教育和团结工人，主要是教育和团结农民。他被关进监狱，为了和外界取得联系，为了在监狱的条件下把生活安排好，他总是顽强地和讲究实效地进行工作，他这么做可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组织。他首先是组织的人。
他自己好像什么都不需要，他自己一无所有，但照样很满足；但是他为了组织，为了同志们，却要求很多，他什么活儿都能干，无论是体力活儿，还是脑力活儿，他要是干起活儿来，可以不歇手，不吃饭，不睡觉。他是农民，所以他爱劳动，他干起活儿来，敏捷，利索。他能够自我克制，他待人谦恭礼让，他不仅关心别人的情绪，也很关心别人的思想。他家有孀居的老母，老母是一个大字儿不识的农民，满脑子的迷信思想。他只要没坐牢，就经常回家看她，照顾她。他每次回到家里，总是问寒问暖，悉心照料母亲的生活。他回到家里，也没有忘记和过去的那些农民伙伴联系，和他们一块儿吸用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和他们掰手腕子，摔跤。他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他说他们都是受骗者，并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骗局。当他考虑到和谈到革命将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时，他脑子里首先想象到的是农民未来的生活，他认为那时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现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那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而老爷和官僚却不存在了。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和诺沃德沃罗夫以及诺沃德沃罗夫的追随者马克尔有分歧，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摧毁整座大厦，只是需要把他热爱的这座漂亮、坚固、宏伟、古老大厦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
他对待宗教也是典型的农民的态度：他从不考虑玄妙的问题，从不考虑万物的起因，也不考虑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他认为，上帝是人们假想出来的，他的这个观点和德国物理学家阿拉哥的观点一样，直到现在他还没有遇到过需要上帝的时候。他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有关。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来的，是摩西说得对，还是达尔文说得对？他的同志们都认为达尔文说得有道理；可他却认为达尔文的说法就和六天里创造出世界的说法一样，也是一种思想游戏。
他不研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因为他面前始终摆着一个现实的问题需要他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怎么才能生活得好些。他从不考虑来世的问题，他思想深处始终有一个坚定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这个信念是祖辈传下来的，是农民们所共有的，这个信念就是：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存在的一切都不会完结，都处在不停的变化中，从一种形式变化为另一种形式，比如大粪变成谷子，谷子变成鸡，蝌蚪变成青蛙，软体虫变成蝴蝶，橡子变成橡树；那么人也一样，也不会消灭，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他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总是勇敢地、甚至是愉快地面对死亡，勇敢地忍受那些可能会导致死亡的苦难和煎熬。但他不喜欢谈这些，也不善于谈这些。他就喜欢工作，整天都忙于做实际工作，他也推动同志们去做实际工作。
这批犯人中另一个平民出身的政治犯马克尔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从十五岁就开始做工，并开始吸烟和喝酒，为的是排遣心中的不平。他第一次感到不平是过圣诞节的时候，那时他们这些童工被带到老板娘装点的圣诞树前，他们每人得到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包括一支只值一戈比的木笛、一个苹果、一个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无花果。
而老板的孩子却得到很多玩具，他觉得这些玩具简直就是仙姑送的礼物，后来他才知道，这些玩具值五十多个卢布呢。他二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所在的工厂当了女工，这位女革命家发现了马克尔的非凡才能，就开始给他书籍和小册子看，并经常和他交谈。她告诉他，他现在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以及造成他这种地位的原因和改善这种地位的办法。当他认识到，他和别人能够从这种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时，他就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比以前更残酷、更可怕了，他不仅急切地要求获得这种解放，而且还急切地要求惩办那些建立和维护这种残酷的、不合理的制度的人。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人告诉他说，有了知识，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于是马克尔就拼命地学知识。他还不太清楚，怎么通过知识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是他相信，是知识使他懂得了他所处的地位是不合理的，同样还是知识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此外，只有知识才能使他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因此，他戒了酒，戒了烟，把全部工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当他当了仓库管理员后，他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帮助他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女革命家盛赞他惊人的学习天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学习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欢的历史，他还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主要是社会主义理论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了，马克尔也一起被捕了，因为从他的住处搜出禁书，先是把他关进监狱，后把他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他在流放地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又读了很多革命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从此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就更加坚定了。流放期满后，他领导了一次工人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工人捣毁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又被捕，又被判处剥夺公民权和流放。
他对宗教就像对现行的经济制度一样，持反对的态度。他是在宗教信仰的熏陶下长大的；可是当他一旦明白了宗教的荒谬性和欺骗性之后，他就努力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起初他还有点心有余悸，后来就不怕了。他好像是为了报复他和他先辈受到的欺骗，他辛辣地和尖锐地嘲笑神甫和宗教教义。
他过惯了清贫的生活，所以只要有起码的生活条件，他就心满意足了。他从小干惯了活儿，他的筋肉特别发达，他什么体力活儿都能干，他干起活儿来，既轻松，又利索。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羁押站，他最珍惜的是时间，他抓住一切空余时间学习。他现在正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就像保存无价之宝似的把这本书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自己的背包里。他对所有的同志态度都比较冷淡，但惟独对诺沃德沃罗夫态度无比热忱，他认为诺沃德沃罗夫对事物的见解都是不容置辩的真理。
他很看不起妇女，认为她们是一切工作的障碍。但是他很同情玛斯洛娃，对她很关切，他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一个典型。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不喜欢聂赫留道夫，不和他说话，不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道夫先主动跟他打招呼，先把手伸出来，他才把手伸过去，和他握一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