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来到法院，他走到走廊里时，遇见了昨天的那个法警，于是他就问法警，经法院判决的犯人都关在什么地方，如果要同他们见面，需经过谁的批准。法警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最后判决没有公布之前，要见他们需经副检察长批准。
“等审讯以后，我告诉你，并亲自带你去。副检察长现在还没有到，等审讯以后吧。现在您该入庭了，审讯马上就开始。”
聂赫留道夫今天觉得这个法警特别可怜，他对法警的盛情表示了感谢，然后就朝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当他走到议事室门前，陪审员们已经从议事室往外走了，他们正要去审判庭。商人仍然是乐呵呵的样子，仍然是酒足饭饱的样子，仍然像昨天一样，看见聂赫留道夫，就像看见了老朋友。格拉西莫维奇对人还是那么不拘礼节，笑起来还是那么张狂，可是他今天并没有引起聂赫留道夫对他的反感。
聂赫留道夫很想把他和昨天的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所有的陪审员。他心想：“昨天审判的时候，我真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所犯的罪。”可是，他和其他陪审人员一起走进审判庭时，昨天的那一套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宣布“开庭！”，又是穿绣花领制服的三位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又是陪审人员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宪兵、沙皇的肖像和神甫出现在眼前，这时他觉得，昨天审判时，他还是不能站起来，因为他不能破坏这庄严的气氛。
审判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和昨天一样，只是免去了陪审人员的宣誓和庭长给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理的是一起撬锁盗窃案。两名持刀宪兵押着被告进来了，被告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人很瘦，肩膀很窄，身穿灰色囚服，脸色也是灰的。他一人坐在被告席上，眉头紧锁，看着一个个进来的人。该青年被指控和一同伙撬开板棚的锁，偷走几块旧的擦脚垫，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起诉书上写着，该青年和肩上扛着擦脚垫的同伙一起在街上行走，被警察拦住。该青年及其同伙立刻承认东西是偷的，于是两人被关进监牢。该青年的同伙是个钳工，已死在狱中，所以今天只有该青年受审。旧擦脚垫作为物证摆在桌上。
审讯过程和昨天完全一样：查看罪证，讯问证人，证人宣誓，审问犯人，讯问鉴定人，交叉提问。作为证人的警察在回答庭长、公诉人和辩护人的问题时，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总是生硬地用两三个字答对他们，比如“是的，先生！”“不知道！”“是的，大人！”……这个警察虽然像大兵一样有点傻头傻脑，只是机械地服从上级，可是看得出来，他很同情这个青年，不愿意说这个青年是他抓住的。
另一个证人是一个小老头儿，他是房主，擦脚垫是他的。看样子他是一个肝火很旺的人，当法官问他，擦脚垫是不是他的，他很不高兴地说是他的，当副检察长问他，他还打算不打算用这些擦脚垫，他是不是还需要这些擦脚垫，他生气地回答说：“该死的擦脚垫，它们对我已经毫无用处，我正愁没地方扔呢。如果我知道，这些擦脚垫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我不仅不去找，我还会倒贴钱的，哪怕是倒贴双倍的钱呢，只要不把我拉到法庭上来。我坐马车到这里来已经花了五个卢布了。我的身体又不好，又有疝气，又有风湿病。”
两名证人说完了，被告都承认，他像一头被捉住的野兽，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断断续续地说着偷盗和落网的经过。
案情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副检察长还和昨天一样，耸耸肩，又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最狡猾的罪犯面对这些问题也会招供的。
他在发言中论证说，罪犯是在住人的房间里盗窃的，而且是撬锁盗窃，所以该青年应该受到最重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辩护说，他们偷盗不是在住人的房间，所以虽然偷盗罪不能被否定，但是罪犯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如副检察长所说的那么大的危害。
庭长还像昨天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人，给陪审人员讲解他们知道而且不可能不知道的道理。还像昨天一样，庭长宣布休庭，大家都掏出烟来吸，然后是法警大声嚷道：“开庭了！”两个宪兵仍然强忍着瞌睡，手拿军刀，为的是威慑犯人。
通过案卷了解到，该青年被父亲送进卷烟厂当学徒，他在卷烟厂干了五年，后来工厂主和工人发生了纠纷，他就被厂主解雇了，他没地方可去，就在大街上游**，把最后的一点钱也买酒喝了。在小酒馆里，他结识了这个钳工，这个钳工失业比他还早，酒喝得比他还凶。他们两人于夜里趁着酒劲儿，撬开锁，摸到东西，扛起就走，也不管这是什么东西。后来他们被抓住了，他们全都招认了。他们被关进监牢，钳工还没有等到开庭审理，就死了。现在审讯的就是这个青年，他被当做社会的危险分子，社会对他必须严加防范。
“这个青年和昨天的那个女犯都被当做社会的危险分子，”聂赫留道夫听了审讯后，心里想，“他们危险，而我们倒不危险？……我**，我**，我是骗子，知道我底细的人，了解我秉性的人，不仅不鄙视我，反而尊敬我，这是为什么？如果退一步说，就算这个青年是这个审判厅里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人，那么当他被抓的时候，我们合情合理地想一想，他能轻易就范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这个青年不是什么歹徒，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大家都看见了，他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他生活在产生这样人的环境中。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为了不出现像这个青年这样的人，就必须设法铲除使这种不幸的人产生的环境。
“可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虽然心里明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青年并没有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只是抓住一个偶然落入我们手中的青年，把他关进监牢，让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或者是让他从事一种有害健康的、毫无意义的劳动，整天和他打交道的仍然是和他一样误入歧途的人，然后由公家出钱把他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把他和那些最腐败的人放在一起。
“我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铲除造就这种人的条件，而且我们还一味地奖励造就这种人的机构。这些机构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工厂、作坊、酒馆、妓院。我们非但不铲除这些机构，反而认为我们需要这些机构，并大力奖励和发展这些机构。
“这样的人我们培养了可不是一个，而是几百万个，可是我们就抓住一个，我们自认为已经完事大吉了，我们的安全已经得到保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要把他从莫斯科省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道夫坐在上校旁边自己的位子上，听着辩护人、副检察长和庭长的不同发言，看着他们那张狂的姿态，心里想了这么多，这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思绪很有条理。“瞧吧，他们为了装腔作势，花了多少力气！”聂赫留道夫继续往下想。他环视了一下这个大审判厅，他环视了一下审判厅里的肖像、灯火、椅子、军服、厚实的墙壁、窗户。他想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进而想到更加庞大的机构，进而想到由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组成的大军，这支大军不仅在这儿有，在全俄国都有，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却在这里演戏。演对谁都没用的戏。“如果他们能拿出演这种戏所花力气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无人关心的人，那多好啊！可是我们现在却把那些人看做是为我们制造安逸和舒适的工具。这个青年由于家庭贫困从乡村来到城市，”聂赫留道夫看着这个脸色苍白、表情胆怯的青年，想到，“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怜悯他，关心他，能够帮助他克服困难，甚至当他到了城里，在工厂里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然后被年龄大的伙伴们拉去酒馆喝酒，如果这种时候能有人对他说上一句：‘别去吧，孩子，到这种地方没什么好处。’于是他听了这个人的话没有去，他也就什么坏事也不会干了。
“他进了城，当了学徒工，他什么也不懂，他怕生虱子，把头剃得光光的，他经常为师傅们跑腿儿，给他们买东西，可就是没有人怜悯他、关心他，相反，自从他进了城，他从师傅们、同伴们口中听到的都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玩儿女人，谁就是好汉。
“他除了干有害健康的活儿外，就是酗酒，就是玩儿女人，因此他不仅身体垮了，人也垮了，也变坏了。他整天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无目的地在城里瞎逛，结果一时糊涂，钻进板棚，扛走几块人家已经废弃的擦脚垫。可是我们这些有钱的人，知书达理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的人，不是致力于消除导致这个青年走上歧途的原因，而是想通过惩罚这个青年达到惩一警百、改善现状的目的。
“真不像话，真不知道这是出于残忍，还是出于无知！在我看来，无论是残忍，还是无知，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聂赫留道夫想了这么多，这期间他完全没有注意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注意审判的情况。他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惊讶，他为什么过去就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为什么别人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