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没有按顺序接待聂赫留道夫，等到律师接待他时，又立即谈起了梅尼绍夫的案子，他读了有关此案的材料，他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起诉感到愤慨。
“这个案子真令人气愤，”他说，“这把火很可能就是房主自己放的，他为了能拿到一笔保险金，就诬陷是梅尼绍夫放的；可又没有任何证据。这都是由于侦查员过分卖力气，而副检察长又过分粗心，才弄出这个冤案来。如果这个案子不是在县里审理，而是在这里审理，我保证这个官司能打赢，而且我还不要任何报酬。现在谈另一个案子吧，玛斯洛娃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如果您去彼得堡，就把呈文带上，并亲自递上去，最好求人说说情。要不然上面只是向司法部查问一下，司法部对于这种区区小事根本不愿意管，所以只是敷衍一下，随便写个东西，上报了事，最后什么结果也不会有。所以您一定要设法把呈文递到最高层。”
“递到皇上手里？”聂赫留道夫问道。
律师笑了。
“最高层不是指皇上，皇上是至高无上的。最高层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长或委员长。就这样吧，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一件事，有一些自成一派的教徒给我写信，”聂赫留道夫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们信里写的这种事如果属实的话，是很令人吃惊的。我今天一定设法见到他们，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成了漏斗或瓶口了，监狱的冤案都从您这儿流出来了，”
律师笑着说，“监狱的冤案也太多了，您哪能管得过来。”
“不，这个案子太令人吃惊了，”聂赫留道夫说道，他接着简略地讲了一下这个案子的实情：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读《福音书》，来了一位上司，把他们撵散了。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上司派来警察，并起草了一个公文，把他们送上法庭。法院侦查员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副检察长起草了起诉书，法院批准了起诉，法庭开始审理此案。
副检察长宣读了起诉书，桌上放着《福音书》，作为物证。然后这些人被判处流放。“这个案子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道夫说，“难道真有这种事？”
“这个案子中，什么地方你不能理解？”
“好多地方我都不能理解。比如，警察都是奉命办事，这我知道，但是起诉书是副检察长起草的，那么他总是一个有学识的人吧。”
“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那些检察长，那些司法人员都是些新派，都是些自由派，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许他们曾经是新派，曾经是自由派，可现在不是了，完全不是了。他们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只关心每月的十二号，因为这一天他们领薪水，他们需要领到更多的薪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想起诉谁就起诉谁，想审判谁就审判谁，想判处谁就判处谁。”
“一个人因为和别人一起读《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难道有这样的法律吗？”
“只要能证明他们读《福音书》时，没有按规定的框框向别人宣讲《福音书》，从而违背了教会对《福音书》的解释，不仅可以被判流放，而且还可以被判服苦役。当众诋毁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可以判永远流放。”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我常对那些法官老爷说，”律师继续说道，“我看到他们，就不能不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监牢，你也没有被关进监牢，我们大家只能感谢他们的菩萨心肠了。其实，如果他们想剥夺我们的权利，想流放我们，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检察官的个人意愿，一切都取决于那些可以用法律手段也可以不用法律手段的人的个人意愿，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起来。
“瞧您提的这问题！老兄，这里面有学问呀！怎么着，关于这个问题，咱们还可以探讨探讨。您礼拜六来吧。到时候，您会在我这里见到几位学者、文学家和画家。我们就这些共同的问题好好地谈谈，”律师说道，当他说到“共同的问题”这几个字时，带着一种讥讽的口气。
“您同我的妻子也认识，到时候来吧。”
“好吧，我尽量来，”聂赫留道夫回答说，实际上他说的不是真心话，他是想说“尽量不来”，他不想和那些到律师家聚会的学者、文学家和画家交往。
聂赫留道夫觉得，他和律师和律师的朋友看待事物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因为他想起来刚才当他谈到如果司法人员可以随意使用或不使用法律，那法院还有什么用时，律师听了他的话竟哈哈大笑起来，还有，当律师说到“这里面有学问”和“共同的问题”这些词儿时，用的是一种讥讽的口气，所以他认为，他和过去的朋友申博克已经格格不入，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那么他和律师以及律师周围的人就更加格格不入，和他们的距离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