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谢列宁，那时的谢列宁是个好学生，是信得过的朋友，就他的年龄来说，他是上流社会年轻人当中很有教养的人，他很会处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同时又是一个很实在，很诚恳的人。他学习很出色，但并不费力，也没有一点书呆子气，他的多篇论文都获得金质奖章。
他始终把为众人效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他不仅在口头上这么说，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认为为众人效力，就是要在政府机关中担任一个职务，所以他大学一毕业，就对他能够贡献力量的各种工作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他决定到主管立法的某办公厅的二处工作。他认为自己到这里工作比较有利。但是，他尽管办事认真，态度严谨，出色地完成了要求他完成的一切任务，他并不认为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就成了一个有益的人了，他并不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他的这种不满足的情绪与日俱增，后来，他由于和虚荣心强、器量小的顶头上司发生了冲突，就干脆离开了二处，跳槽到了参政院。他到了参政院觉得好多了，但是这里也还不能尽如人意。
他仍然觉得，他在这里谋到的职位完全不是他预想的职位和他应该担任的职位。他在参政院任职期间，经过亲戚们找门路，托人情，给他谋到一个低级侍从的职务，于是他穿上金边制服，坐上四轮轿式马车，去感谢为他担任这个职务而出过力的方方面面的人。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到宫廷里当奴才，他就是挖空心思也找不到一个高贵的字眼来诠释他这个卑微的职务。他觉得这个职务还不如他原来的职务呢。可是，从一方面来说，他不能不接受这个任命，否则那些深信为他做了一件好事的亲戚就会伤心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任命也符合他的性格，因为他就是一个奴性十足的人，所以当他穿上金边制服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当这个任命引起某些人对他的尊敬的时候，他还是很沾沾自喜的。
他在婚姻问题上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别人为他张罗了一桩婚事，在上流社会看来，这桩婚事是很美满的。可是他之所以结婚，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不同意这桩婚事，新娘就会伤心的，因为新娘希望这桩婚事能够成功，另外，张罗这桩婚事的人们也会伤心的。他之所以结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娶了一个年轻、可爱、出身名门的姑娘，这就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使他的虚荣心也得到满足。不过婚姻带来的麻烦比在机关任职和在宫廷当差带来的麻烦更大。妻子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不想再要孩子了，因为她要参加社交活动，她要过那种灯红酒绿的悠闲生活，并且要求丈夫也陪她参加，她也不管丈夫愿意还是不愿意。她长得不很漂亮，但她对丈夫忠诚。她过的这种生活除了折磨丈夫，除了消耗大量精力，除了换来疲惫不堪，什么好处也没有，但她还是坚持要过这种生活。丈夫也曾经尝试着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可是他的尝试一碰上她的反对，就像鸡蛋碰到石头上，完全粉碎了，因为她的亲戚，她的朋友都支持她。
他们的孩子是个姑娘，她披着长长的金色鬈发，光着大腿，父亲很看不惯，她的所作所为和父亲的要求差距太大了。夫妻之间常常不能相互理解，甚至不愿意相互理解，双方老是斗心眼儿，虽然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从不声张，从不让外人知道，有时为了顾全面子，他们也尽量克制一下自己，但是他觉得，家庭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家庭生活造成的麻烦比在机关任职和在宫廷当差造成的麻烦要大得多。
其实招来最大麻烦的还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从小就受着宗教迷信的熏陶，随着智力的发展，他也像同时代同阶层的其他人一样，毫不费力地就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摆脱这种束缚的。不过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他什么时候摆脱了东正教的迷信，他是不会隐瞒的，他说他是上大学的时候，和聂赫留道夫最接近的那个时期，摆脱宗教迷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的职位的提升，特别是随着当时社会上反动保守势力的复苏，他就不可能固守他这块信教自由的天地了。比如他家里，父亲死后，需要到教堂举行祭祷亡灵的仪式，母亲希望他斋戒，让他准备去参加仪式，当时也有一部分社会舆论要求他参加仪式。比如在机关里，他不得不无休止地参加祈祷、祝圣、感恩等仪式，他就是想躲开也躲不开，难得有哪一天没有宗教仪式。参加这些宗教仪式，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假装信仰（但这是他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因为他本性诚实）；另一种态度是认为这些宗教仪式都是欺骗，那就不应该参加认为是欺骗的宗教仪式。其实参加不参加这些宗教仪式都是无所谓的事，但是如果不参加，他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比如，他必须同周围亲近的人经常进行斗争；比如，他还必须改变自己的现状，必须放弃职位（这样一来，他也就不能再为人们做有益的事了，他认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他希望将来还会做更多有益的事）。如果不参加，就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就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思想健康的、有学识的人不可能不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多少了解一点历史，了解宗教的起源，了解基督教是怎么产生的，后来又是怎么分裂的。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是正确的，他认为教会学说不符合真理。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不得不撒一个小谎，他对自己说，为了证明谬误终归是谬误，那就首先必须研究这个谬误。这是个小谎，但正是这个小谎牵着他走进了他无法脱身的大谎中。
他出生在一个信东正教的家庭，从小就受着东正教的熏陶，周围的人都要求他接受东正教的信仰，他如果不皈依东正教，就不能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工作，所以当他提出东正教是否对，是否正确这样的问题时，他心里预先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不读叔本华，也不读斯宾塞和孔德，而是去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去读维奈和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著作。当然，他在他们的书中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比如他们都说，宗教教义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它正确的一面。他是在宗教教义的熏陶下长大的；可是他的理智早就把宗教教义否定了。但是，如果不承认宗教教义，整个生活就会充满麻烦；如果承认宗教教义，这些麻烦立刻就消失了。他也学会了人们常常利用的种种诡辩。比如有人诡辩说，单独一个人的智力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只有许多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现和认识真理；而认识真理的惟一方法就是靠灵感，只有教会才能启发人的灵感。类似这样的诡辩还有。从此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祈祷，祭祷亡灵，做弥撒，斋戒，对着圣像画十字，而不觉得这些行为都是欺骗了。他可以继续在机关任职，还可以为人们做有益的事；同时这也可以慰藉他那颗因不愉快的家庭生活而受伤的心。他认为他是信仰宗教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信仰宗教是不得已。
因此，他老是愁眉苦脸的。因此，他一看到老朋友聂赫留道夫，就回忆起他当年的情况，那时他还没有染上这些虚伪的习气。特别是他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宗教观暗示给聂赫留道夫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感觉到自己的虚伪，所以他心里特别不好受。聂赫留道夫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看见老朋友时，开始心里也很高兴，可是之后不久，他就发现老朋友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
因此，他们两人彼此都许诺说，还要见面，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没有打算再见面，所以聂赫留道夫这次来到彼得堡，他们两人只见过一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