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和律师一块儿走出参政院，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律师让自己的马车跟在后面，他开始给聂赫留道夫讲参政员们谈到过的那个司长的情况，讲他是怎么被揭发出来的，讲按照法律他本应该被判处苦役，可是却被任命到西伯利亚当了省长。律师讲完这个司长的丑恶行径，还饶有兴味地讲了一件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侵吞捐款的事，这笔捐款本来是用于修建纪念碑的，就是他们俩今天早晨路过看到的那座搁浅的纪念碑。律师还讲了某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的横财；还讲了某某人卖老婆和某某人把他的老婆买下来的事。律师还讲了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营私舞弊行为和各种犯法行为，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被关进监牢，至今仍然坐在各机关的第一把交椅上。律师掌握的这一类材料多得很，恐怕讲上几天也讲不完。律师对这类事情津津乐道，这是因为这类事情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这个律师捞钱的手段，和彼得堡的那些高级官员捞钱的手段相比，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所以当聂赫留道夫还没有听完高级官员犯法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同律师告别，然后雇了一辆马车，准备回滨河街姨妈家时，律师觉得很奇怪。
聂赫留道夫的心情很沉重，因为参政院驳回了上诉，无辜的玛斯洛娃就会受到无端的折磨。他已经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因为上诉被驳回，这就给他实现自己的决心增加了难度。他的心情所以很沉重，还因为他从律师的口中听到这么多令人发指的罪恶事实；另外，他脑子里老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的那个善良的、胸怀坦**的谢列宁不见了，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冷酷的、令人憎恶的谢列宁。
当聂赫留道夫回到家里时，看门人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递给他一张便条，说是一位妇人在门房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在便条里写道，他搭救了她的女儿，她是来向恩人表示感谢的；此外，她还请他，还恳求他，来她们家一趟，她们家住瓦西里岛五马路多少号。她还写道，这是薇拉的意思，薇拉尤其需要他来。他不必担心她们会用许多感谢的话烦他，她们不会说感谢话的，她们只是想跟他见一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就来。
另一封信是聂赫留道夫的老同事，现任宫廷侍从武官博加特廖夫写来的，他的字写得又大又刚劲有力。聂赫留道夫请他把自己以教派信徒名义写的申诉书亲自递给皇上。他在信中说，他答应把申诉书一定亲自交给皇上，不过他有一个想法，他建议聂赫留道夫最好先去找一个人，求此人帮一下忙，因为这个案子最终怎么判，此人是关键。
聂赫留道夫在彼得堡待了这么多天，奔走了这么多天，他已经完全绝望了，因为他觉得他在这里什么事也办不成。他觉得他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就像是青年人的幻想，青年人如果带着幻想步入社会，必然会失望的。但是他现在仍然在彼得堡，他认为他有责任继续去办他希望能办成的事。他决定明天先去找博加特廖夫，然后照他的建议，再去找那位对教派信徒的案子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
聂赫留道夫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申诉书，看起来，就在这时，恰尔斯卡娅伯爵夫人的侍仆敲了敲他的门，走进来说，伯爵夫人请他上楼去喝茶。
聂赫留道夫说，他马上就来。他把申诉书放进皮包里，就到姨妈那里去了。他上楼梯的时候，往窗外瞥了一眼，看见玛丽艾特的那一对枣红马，心里觉得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玛丽艾特的到来正合他的心愿。
玛丽艾特头上戴一顶带檐的帽子，身上穿一件浅色花衣裙，而不是原来的那件黑衣裙了。她手里拿着茶杯，坐在伯爵夫人身边，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她那双美丽的、充满笑意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当聂赫留道夫走进房间时，玛丽艾特刚说了一件可笑的、有失体面的事（这是聂赫留道夫从她们的笑声中听出来的），引得心地善良的伯爵夫人哈哈大笑起来，她那肥胖的身躯不停地抖动着。玛丽艾特的那张脸洋溢着青春活力，同时也流露出几分轻浮，她咧着嘴，歪着头，默默地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伯爵夫人。
聂赫留道夫凭着他听到的片言只语就猜出她们说的是当时彼得堡流传的第二大新闻，说的是新任西伯利亚省长的一件事，玛丽艾特正是在这方面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引得伯爵夫人笑个不止。
“你真要让我笑死了。”伯爵夫人咳嗽了好半天，才说道。
聂赫留道夫问了她们好，就坐到她们身旁。他刚想责怪玛丽艾特不该这么轻浮，玛丽艾特已经发现他脸上的那种严肃的、不满意的表情了，不过为了博得他的欢心（她从看见他的那天起，就想博得他的欢心），她不仅马上改变了自己面部的表情，而且也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情绪。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她对自己的生活也表现出不满，她似乎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和有所追求的人。她的这种表现可不是装出来的，而确实是她控制自己思想情绪的结果，虽然她用言词无法表达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情绪，但此时此刻聂赫留道夫就是这种思想情绪。
她问他，他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告诉她，参政院驳回了上诉，他还告诉她，他遇到了谢列宁。
“哎呀，那可是个正派人！是个无私无畏的人！”谢列宁在上流社会是出了名的“正派人”，所以两位太太也这样评价他，“正派人”已经成了谢列宁的代称。
“他的夫人怎么样？”聂赫留道夫问道。
“她？哼，我不想骂她。不过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同意驳回上诉？”她深表同情地问道。“这可太不像话了，我真可怜她！”她叹息着说道。
他皱起了眉头。他想改变个话题，于是就谈起舒斯托娃的事，他说，她被关在要塞里，多亏她说了情，她才被放出来。他感谢她在丈夫面前为舒斯托娃说了情。他还想说，这个女人及其全家所以受苦，只是因为没有人过问她的事，想起来，真是可怕；但是她没有让他继续把话说完，自己先就愤愤不平起来。
“您不要说了，”她说道，“我丈夫一跟我说，她可以放，我就觉得蹊跷，如果她没有罪，为什么把她抓起来？”她说了聂赫留道夫想说的话。“这件事太令人气愤了，太令人气愤了！”
伯爵夫人发现，玛丽艾特尽说她外甥愿意听的话，讨她外甥的好，心里很是高兴。
“我告诉你，”当他们两人都不说话了，伯爵夫人说道，“明天晚上你到阿林家去，基泽韦捷尔明天要到她家去讲道。你也去。”她对玛丽艾特说。
“他注意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都告诉他了，他说，这是一个好兆头，你一定会来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艾特，你对他说，让他去，你自己也去。”
“我嘛，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劝公爵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玛丽艾特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瞅着聂赫留道夫，她想用这目光确定他俩之间的一种默契，也就是说，他们对待伯爵夫人的话和对待福音教派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一致的，“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是啊，你总是喜欢唱反调，反正你有自己的一套。”
“我哪来的自己的一套呢？还不是大家信什么教，我就信什么教，”她笑着说道，“第三，明天我要到法国剧院……”
“哎呀，你看过她演的戏……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伯爵夫人说道。
玛丽艾特说出了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她演得好极了。”
“那我可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我是先去看法国女演员呢，还是先去看传教士呢？”聂赫留道夫笑着说道。
“你可别抓我的话柄。”
“我看还是先去听传教士讲道，然后再去看法国女演员演戏，如果我们先去看戏，恐怕就没有兴趣听讲道了。”聂赫留道夫说道。
“不，我们还是先去看法国戏吧，然后再去忏悔。”玛丽艾特说道。
“得了，你们别取笑我了。听讲道是听讲道，看戏是看戏。为了救出自己的灵魂，完全不需要拉长脸哭鼻子。只要有了信仰，心里就亮堂了。”
“姨妈，您要是传起教来，比任何一个传教士都传得好。”
“您听我说，”玛丽艾特考虑了一下，说道，“明天您到我的包厢来吧。”
“我恐怕不能去……”
仆人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仆人说，有客人来访。来访者是伯爵夫人任主席的慈善机关的秘书。
“这位先生很乏味，我就在客厅接待他吧。你们等我，过一会儿我就回来。玛丽艾特，您给他倒杯茶。”伯爵夫人说完，就迈着快步，一摇一晃地朝客厅走去。
玛丽艾特摘掉手套，露出刚健的、扁扁的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宝石的戒指。
“您想喝茶吗？”她问道，并拿起酒精炉上的银茶壶，奇怪地跷着小手指头。
她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也不高兴了。
“我很重视别人的意见，可是人们往往把我和我处的地位混在一起，我一想到这，就非常痛苦。”
她说完这最后一句话时，似乎想哭。如果分析一下她的这几句话，虽然她的这几句话或者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意义其意义也不大，但是聂赫留道夫却觉得这几句话非常深刻，非常真挚，非常亲切，这是因为这位年轻、貌美、衣着上乘的女性说这番话时，还频频送来迷人的秋波。
聂赫留道夫默默地看着她，他的两只眼睛都看得发呆了。
“您以为我不理解您，您以为我不理解您的所作所为。要知道，您的所作所为都出了名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很赞赏您的所作所为。”
“说实在的，我没什么可以赞赏的，我做得还很不够。”
“反正一样。我理解您的感情，我也理解她。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事了，”她发现他脸上表现出不满，就不说他和她的事了。“但是我还理解，当你看到监狱里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灾祸，”玛丽艾特一心只想着怎么才能使他对自己发生兴趣，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她凭着女性的敏感，知道他看重什么，珍惜什么，于是就说道，“你就想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我理解，为了帮助他们，甚至都可以把命豁出去。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不过一个人一个命。”
“难道你还不满意自己的命吗？”
“我？”她好像有点吃惊，因为她没想到，他会问她这样的问题。
“我应该满意了，我很满意。不过我也觉醒了，我也要积极行动起来……”“是不能再沉睡了，应该树立信心。”聂赫留道夫说道，他已经完全被她迷惑住了。
聂赫留道夫后来每每想起他和她的这次谈话，脸就发烧；他常常想起她那些主要不是欺骗他，而是讨好他的话，他也常常想起，当她听了他讲的监狱里的悲惨和农村的赤贫，她那种悲天悯人的样子。
伯爵夫人从客厅返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人谈得相当投机，好像他们不仅是老朋友，而且已经成了知己了，好像大家都不了解他们两人，而他们两人却互相了解。
他们谈论政府的不公正，谈论苦役犯的艰辛，谈论老百姓的贫困，而实际上他们是借着谈话的机会，互相用眼睛暗暗传情。他们互相用眼神问道：“你能爱我吗？”又互相用眼神回答说：“能。”他们两人都堕入**织成的意外的、幸福的情网中。
她要走的时候，对他说，她随时准备尽自己所能为他效力，并请他明天晚上一定到剧院去找她，即使去一小会儿也行，因为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他谈谈。
“是啊，什么时候又能见到您呢？”她叹息着说道，并小心翼翼地戴着手套，因为手指上戴着好几枚戒指。“您就说您来吧。”
聂赫留道夫答应了。
这天夜里，聂赫留道夫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躺到**，吹灭蜡烛，可是好长时间睡不着。他想起玛斯洛娃，想起参政院的判决，想起他仍然决定跟着她去西伯利亚，想起自己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玛丽艾特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像是释疑解惑来了。他仿佛看到了她的面容、听到了她的叹息声，他仿佛又看到当她说“什么时候又能见到您”时她送过来的秋波和微笑。他真的仿佛看见她了，他自己也笑了。“我去西伯利亚究竟好不好？我放弃自己的财产究竟好不好？”他这样问自己。
透过拉得不严的窗帘，可以看到彼得堡的夜色是多么明亮，可是这些问题老在他脑子里萦绕，却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他的脑子乱极了。他想唤回当初考虑这些问题时的情绪和思想，可是他发现，这些思想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说服力了。
“如果当初的决定都是我异想天开做出的，如果我到了那里无法过那样的生活，我会追悔莫及的。”他心里这样想。这样的问题他实在是无能为力解决，此时，他苦恼极了，悲观极了，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苦恼过和悲观过。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睡着了，即使睡着了也是尽做噩梦，就像以前他赌博输了一大笔钱以后，睡着了尽做噩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