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刚坐下，李冬明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全安，说：“我和顾乡长说了一下你们村干部集资款减免的事，减是要减一些，不过要放到后一步。你的那一群山羊我也交待乡政府的大师傅了，要他好好喂养几天，别掉了膘。”李冬明顿了顿，“老全呀，你家的山羊我肯定会让你赶回来的，你家该交的集资款你也得想办法交。”全安似乎并没有认真听李冬明的话，他的眼睛盯着那张纸条。那是一张收据，从全安家赶去的那一群山羊折价一千五百五十八元八角。每斤山羊毛价二元一角。全安说：“市场上山羊的毛价是三元一角。我这是良种山羊，价钱应该更贵一些。却比市场上的价钱还便宜那么多呀？怪不得刘所长昨天来，我怎么问他也不肯说。”李冬明解释说：“这收据是拿给大伙看的。说起来，大家要是积极想办法交集资款，一两千块钱还是凑得齐的。大岩村的群众不但交集资款踊跃，他们还卖猪卖鸡卖粮捐款修桥，你们村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我这里逼得急了，你们都把猪呀鸡呀往乡政府赶，用它们抵集资款，大桥还修得起来？因此，山羊的价钱不能定那么高。”全安就不好做声了。李冬明问全安：“把你家的山羊赶走之后，村里有什么反映没有？”全安说：“没有什么反映，大家没说交也没说不交。”“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人们都说我们苦藤河乡的村支书中，你和大岩村的莫支书几个人的能力是最强的，莫支书在大岩村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我很满意，你可不能落后呀。”全安面无表情地说：“你李书记亲自带着人下来，我就没有多考虑这个事。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家的集资款你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去乡政府赶山羊，我什么时候就把集资款带到乡政府去。”李冬明说：“老全，看你们村这个样子，不碰几下硬是不行的。我又带了两个乡干部下来，你看先从哪一户开始？”李冬明对于全安的这个态度心里有些不高兴，板着脸说。
全安不看李冬明的脸，说：“就从邓启放家开始吧。”全安心想，由于他妹妹的事情邓启放一直对顾家兄弟意见很大，如果这回又惹得他心里起火，说不定就会再一次把火烧到顾家兄弟身上去，李冬明弄得收不了场了，就只有去向赵书记反映顾家兄弟的问题，让赵书记派人下来查他们的案子。如果纪委周书记能亲自下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就不怕顾家兄弟的案子查不出来。全安说：“邓启放家和别的人家比，不是最困难的人家，他在群众中比我的威信还高，工作做通了，估计会拿得出钱来，村里其他人家的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李冬明问：“他家妹妹是个什么情况？你说给我听听。”全安十分同情地说：“惨啦。我们苦藤河乡哪个不知道邓启放的亲妹邓美玉是我们苦藤河乡的一枝花呀，被顾家富招去做酒店的服务员，怀了小孩，跳火车自杀，人没死，却成了终身残废，还带着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儿，靠老母亲养活。老母亲七十多岁了，生了病也不肯住医院，自己弄些藤藤草草煎水喝，昨天才被邓启放送到医院去。”李冬明听他这么说，心情不免有些沉重，问道：“邓美玉的问题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当农民的能跟他顾家兄弟打官司？人家有靠山。他顾家富说邓美玉自己不学好，给她三千块钱的医疗费，还说是看见她可怜，不然一分钱不给。”“她生的孩子是谁的，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全安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说：“李书记，你应该去看看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你毕竟是苦藤河乡的书记啊，老百姓把你看成是父母官呀！”李冬明说：“走吧，我们这就去邓启放家。”全安走几步，却又不动了，问：“去邓启放家是收集资款还是去看望邓美玉？”李冬明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款，再顺便看看邓美玉，问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全安就不做声了，带着李冬明一行人来到邓启放家。
邓启放住在村子的东头。李冬明他们去他家的时候，邓启放和他女人各人拿着一把镰刀准备去地里割红薯藤，看见李书记几个人来了，做着笑脸说：“李书记你昨天不是回乡政府去了么？”邓启放没有停住脚步，仍然往外走。
李冬明说：“邓启放你慢点下地，我们是来收集资款的。”邓启放说：“昨天才把我老娘送到医院去，哪来的钱交！”李冬明说：“桥修好了，苦藤河乡的经济才发展得起来。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李冬明看见邓启放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又说，“你是竹山垭村的文化人，自然比别的群众觉悟要高一些。
你能不能带个头，给你们村的群众做个榜样，把修桥集资款交了。”邓启放并没有被李冬明的这些话打动，说：“我家真的没钱，靠做阳春能发得起财来么？要像人家顾主任，一个月有几十万的收入，我不但交集资款，捐十万八万我也不在乎。”李冬明说：“邓启放，你的家底我清楚，你在竹山垭村算是个能人，家里没放着一万也放着八千。当然，我们只要你交一千五百块钱，多的不要。捐款我们收，但要自愿，如果带半点勉强，逼着落后群众捐款，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李冬明的这些话有些刺耳，邓启放脸面的颜色就不怎么好看了。对站在一旁的全安瞅了一眼，心想你昨天还在骂顾家兄弟，今天却把李书记带到我家来了，还向李书记说我家是富裕户，说：“你们说我家有钱就有钱吧。我们平头百姓，一不能贪公家的污，二沾不到别人的便宜。勤扒苦做来的，家里有钱也睡得着落心觉。对你李书记说句得罪的话，有钱我也不会交的。”李冬明生气地说：“昨天晚上我在大岩村开会，那里的群众交修桥集资款特别踊跃。莫胡子是你娘家哥哥吧，你和他真的比不得呀。”“人和人怎么能比哩，你怎么才做个乡党委书记？为什么没有做市委书记？为什么没有做省委书记？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有他的思想好。要我交钱可以，你把前面的账清查好，把上次的集资款转过来。还要交多少，我一分不少地交给你。不算好前面的账，别说你李书记上门来没钱，就是县委赵书记来也没钱交。
我们做农民的，口袋里几个钱来得不容易，是从口角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汗水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你们这些端着国家的饭碗、做着这样领导那样领导的人，别说不放心，想起来真的心寒哩。”李冬明瞪邓启放的眼睛有些发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他的话，底气有些不足地问：“你说前面的账该怎么清？”邓启放一字一顿地说：“四年前，乡政府收的五十万集资款，连同县里拨下来的三十万，一共八十万，他们只在连山镇买得一块荒坡地，这个账要清查，上次来的那三个人是他丁县长弄来的，做的结论我们信不过。我们要县纪委周书记下来查。是真的买上当了，我们也就认了，算我们领导没有能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学费学个乖。如果有问题，就要处理。不处理也行，你们把那钱分摊到我们老百姓头上，减少我们的负担。那里的亏空你们自己找钱去填。我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再就是这些年乡企业办收上去的这样费那样费，原来说也是为了修桥做准备的，把这些钱也要集中起来，多少也能减少我们一些集资款。这些钱原本就是从我们手里弄去的，交出来修桥不为错吧。”邓启放顿了顿，说，“说起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知道苦藤河乡富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交通不便。说句公道话，集资修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的确算不得乱收费。”李冬明心想，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苦藤河乡除了邓启放，只怕是再不会有人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的。他说：“你邓启放说话是不是太那个了，丁副县长可是我们西山县的常务副县长，按行政职务排他是二把手。他都信不过你还会相信谁呀？”“还要说么，火车站旁边的三层楼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启放说着，拔脚就走，“你李书记只是在我们苦藤河乡打个转就走，并没有真正是在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你急着修桥只是为了给自己能回城里去弄政绩。对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时，竹山垭村的许多群众都围拢来看热闹，听邓启放这么说，都一起起哄。
李冬明心里就冒起了火，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邓启放，你不要用个别现象来诋毁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没有变得那么坏。”邓启放说：“那就请还没有变坏的干部把前面的问题给解决一下吧。我们做农民的每人少集资一百块钱，等于一家每年多养一头肉猪啊。”李冬明就有些沉不住气了：“邓启放，你要清楚，我李冬明是铁心要在苦藤河上修桥的。谁不肯交集资款，我们就搬他家的电视机，抬他家的猪。”邓启放的声音也高了八度：“哪个要是搬我家的电视机，抬我家的猪，我就告哪个。共产党的天还没有塌哩，我就不相信没有说理的地方。”邓启放平时说话有个习惯，说得激动起来就爱手舞足蹈。人们说那是他看电视看多了，学了电视里那些大领导说话时爱挥手的原故。他手中拿着一把镰刀，磨得锃亮的镰刀在李冬明面前一晃一晃。全安这阵一直站在李冬明的身后听他们说话，也不劝邓启放。心想自己带李书记到他家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让邓启放一古脑儿把该说的话全说出来让你李书记听听。不然，你李书记还以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不知道好歹，给自己修桥还要让你李书记为难，还会责怪我们村干部不支持你书记的工作，让他把话挑明了，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不处理，只是想把桥修好就拍屁股回县里去，别的事你一概不闻不问，这桥就只怕难得修好，苦藤河乡也不会安宁。看见邓启放拿着镰刀舞，觉得不好看，别人以为他拿刀吓唬人哩。于是全安走过去拦邓启放说：“邓启放，有话好说，有道理好讲，拿刀舞什么。”邓启放对全安把李书记带到自己家来有看法，见他这么说，冲他道：“我是农民大老粗，不会像他们做干部的面子上装得斯文，心里全是鬼。”没承想，他不自觉地抬起手来，那镰刀正好碰着全安的胳膊，胳膊咝地一声就张开了两寸长一条口，鲜血直流。
全安万万没有料道邓启放的镰刀会砍伤自己，蹲在地上，一只手紧紧地握住鲜血直流的伤口，口里骂道：“邓启放，刀不长眼了呀。”李冬明原本心里有火没地方发，看见全安被镰刀砍伤了，发怒道：“邓启放你行凶砍人呀，这还了得。给我抓到公安局去，蹲几天笼子，看你还张狂不张狂。”一旁的派出所金所长原本是不想介入乡政府这类事情的。上面有规定，乡派出所只管刑事案件，不能参与乡政府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收款之类的事情。这次李冬明硬要他来，他寻思下来也只是做做样子。不承想这个邓启放全然不把乡党委书记放在眼里。你心里有意见，也不该这么对着李书记拿把镰刀舞呀。苦藤河乡要是再有几个邓启放，还不翻天了，乡政府还能开展工作？
见他砍伤了全安，心里那火一下就蹿了上来，从腰间摘下铐子，咔嚓一声将邓启放就给铐了。
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早就吓傻了，见男人被上了铐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冬明的面前，哭着求他不要把男人抓走：“集资款我现在就交。你把他抓走了，他老娘住在医院里还不急死。”她从房里拿出一沓钞票，“刘所长，你清点，连同我母亲家的一起全交。共计三千。”李冬明看见莫如华拿钱交集资款，心中的恼怒早消了一半，说：“阳天白日拿刀砍人，不处理不行。金所长你先把他弄到乡政府去，看他的态度如何。态度好，在乡政府待几天就回来。态度不好，就往县公安局送。还有，金所长你再不用下来了。其他村里肯定还有不肯交集资款的人，你下来了，弄人上来就没人管了。”李冬明后面的话是说给大家听的，谁不肯交集资款，他还要抓人的。
邓启放自己也没有料到手中的镰刀会砍伤全安。看见全安的胳膊被割了一条口，不免有些害怕起来，金所长拿铐子铐他他也没有抗拒，口里分辩说：“我不是故意的。”金所长说：“故意不故意，暂且不说，他被你砍伤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不是竹山垭村的秀才么，就不知道还有一条过失罪？”邓启放无奈，只有跟着金所长往乡政府去了。
李冬明看见全安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说：“老全，你也去医院上点药去。医药费由邓启放负责。”全安蹲在地上说：“算了，我自己弄点草药敷敷。”过后就对围观的群众说，“你们还围在这里做什么，是准备接李书记到你们家收集资款么。你们都看见了的，邓启放不肯交集资款，被弄到乡政府去了。我说上次的集资款就不要再提它了。”过后就对李冬明说，“我到全金来家去，请他父亲给我弄些草药。你们先到各家各户走走，做做工作。看看有没有人交集资款。”说着，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走了。
其实，全金来一直站在一旁看着邓启放和李冬明吵架。全安走过去的时候，全金来说：“我启放哥不是有意砍你的。”“我没说他是有意砍我，他要是有意砍我，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全金来担心地说：“我启放哥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李书记今天让他惹发火了，他还不往死里整治他呀。”全安说：“明天我到乡政府去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弄回来。”过后就问，“你爹在不在家，请他给我弄点草药。这个邓启放，割红薯藤的刀磨这么快做什么，胳膊碰在上面就两寸长一道口。”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是苦藤河乡小有名气的中草药郎中。全金来把全安带到自己家里，让父亲给他弄了些草药敷了。全金来就问全安：“全支书，你和我哥平时的关系不是很好么，你明明知道我哥对顾家兄弟有意见，怎么还要把李书记往他家里带？”全安心里的烦恼真没地方说了，说：“你们哪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不一样憎恨那些把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当人的人么？可我是村支书，一个村的带头人，我不但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大家。不但要考虑现在的事情，过去了的事情也要考虑哟。
这个邓启放，偏偏这个时候闯出祸来了。”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说：“也别怪启放火气大，他亲妹那么个样子，他心里好受么？能让他没火么？”全金来说：“我家红玉那住在医院里的老娘，要是知道她的儿子被抓走了，还不急死呀。”全安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你去找找顾乡长，看他能不能说一说，把你哥放回来。”全安心里盘算，顾乡长现在怕的就是群众闹事，就是群众要求清查上次的集资款，特别像邓启放这样的人，你抓他，他心里的火气会更大，弄不好又会告状。这个时候或许顾乡长会做个顺手人情，讨个好。全安说着，就着桌子抬起那只被割伤的手，写了邓启放不是有意砍他，他的伤也不重，请求顾乡长将他放回来的话。然后交给全金来，要他邀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一块去：“女人的眼泪多，那么一哭，顾乡长或许会放了邓启放的。”全金来有些犹豫：“顾乡长不一定肯说话，他恨我哥。”全安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要你嫂嫂去找一下她哥，让她哥想想办法。”全金来走后，全安就去找李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样子还得做出来。吵也吵了，闹也闹了，目的是让李书记知道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把过去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答复，再一个就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拿着老百姓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但大桥还是要修的，不修大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只有永远受穷。
好在邓启放让金所长铐走之后，人们就有些怕了。李书记和刘所长他们走到哪家，人们都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交了。一些没有钱的户不是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钱，就是把猪抬了去卖。一时间，村子里就传来阵阵鸡鸣猪叫声。
李冬明叹道：“这是何苦呢，为什么硬要弄翻脸才愿意把钱拿出来。修桥是为你们自己好啊。”全安说：“群众虽然把钱交了，但他们心里并没有解决问题。”李冬明的脸色一下变了：“老全你还是村支书呀，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对你就有看法，你怎么也和他们一样的觉悟？”全安说：“李书记，你别批评我。我说句直话，你越是想早些把你想办的事情办好，你好早一些离开这里，你就越是走不脱身的。不信的话你等着看吧。”这天上午，全金来将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交了集资款，然后和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匆匆忙忙地到乡政府去了。中午，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便挑着几十斤中药材桑皮出山到连山镇去卖。老人上午看着儿子把家里准备交农业税和提留上交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刘所长，还欠一百二十块钱。金来说等他回来之后把收下的黄豆全部卖掉再交那一百二十块钱。老人心想，今年的猪肯定是没杀的了。养的猪要卖掉交农业税，交提留上交款，自己把桑皮卖了，得几个钱，也可以少卖一些黄豆，过年才有黄豆做豆腐吃。
不然，过年只怕就只有萝卜白菜吃了。全宝山已经七十岁了，六十年代三年苦日子的时候，由于饥饿，吃苦藤草吃多了，肠胃落下毛病，经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消消停停在家里休息过。他和他女人跟着儿子儿媳一块生活，一家五口，一个八岁的孙子。儿子儿媳两个主要劳动力，又十分的勤劳，要是在条件比较好的农村，日子肯定过得很富裕。可在苦藤河乡这地方，山多地少，交通又不便，一年累到头，也才弄个温饱。一家五口，两亩水田在半山坡上，是天水田，到了阳春三月，就盼着老天爷将乌云堆上天顶，就盼着扯闪打雷。扯闪了，打雷了，就全家出动，往半山坡上赶。赶到半山坡，雨也落地了。儿子全金来犁田耙地，儿媳邓红玉和两位老人一边用脚踩水田的坼口，一边用手捧稀泥做田坎关水。禾子插下去了，还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天爷赏脸了，十天半月下一阵雨。八月到了，天水田里还有谷子收。老天爷不赏脸，五月六月旱上二十天，八月连稻草都没收的了。三亩旱地也在半山坡上，插红薯不怕天旱，他们家也和别的人家一样，收下的稻子交公粮。遇到天干地燃，田里没收成了，就把养的猪卖掉，用钱抵交任务，自己家一年四季以红薯做主食。他们家的日子比别的人家好一些的原因，是他全宝山识得很多中药材，加上他又吃得苦，七十岁的老人了，仍然起早贪黑地爬上村子后面的大山里去挖中药材。春天剥桂皮，秋天挖桑皮，挖黄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少说也有三百天是在山上度过的。一年下来，要说收入也没有多少，除了交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给乡企业办，也不过一千多块钱。但和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家比，抵得人家养两头肉猪呀。苦藤河乡的人们对乡企业办收那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有意见，说是乡政府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丁安仁却说不是，他说你们的中药材是从哪里挖来的？只有大山肚里才有吧。山是谁的？国家的啊。国家的土地上长出的东西，能随便让你们挖，让你们采摘拿去卖钱？现如今租种人家的责任田还要交租谷哩，从国家的山里挖来的中药材卖了钱就不要交山价费了？何况乡政府收这个钱是存那里日后修苦藤河大桥用的。
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叫加重农民负担呢？丁安仁是副县长，他说的话代表县政府，谁还敢说不交山价费？你不交也不行，顾家富他们开始只跟连山镇生资站打个招呼，凡是苦藤河乡的人去卖中药材，由他们代扣百分之三十的钱，乡企业办一个月去结一次账，给账的时候当然要请生资站的人吃一顿饭。后来发现去卖中药材的人给生资站的人一些好处，他们就不扣那百分之三十的钱了。顾家富就想了一个绝招，在苦藤河渡口修了一间小屋子，由匡兴义和宁占才在渡口轮流值班。谁要过河去卖中药材，先到那里去称秤算账开票，卖了钱再回来交钱。没有企业办的条，渡口不得渡他们过河。发现渡船老人渡了没有条的人过河去卖中药材，就扣渡船老人的工钱。匡兴义和宁占才都是懒、馋、贪、嫖、赌惯了的五毒俱全的家伙，哪肯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就让渡船的老人十分的为难。有几次，那些远远地从老崖村赶来卖中药材的人因为找不着匡兴义和宁占才，让他们过了河，他自己一个月的渡船工钱被扣得干干净净。好多次，苦藤河乡的人们趁着风雨交加的夜里，硬是把河边的小屋给砸了。
这天下午，全宝山挑着桑皮来到渡口，小屋里没有人，老人等了一阵，便将桑皮挑上了渡船。渡船老人认得全宝山，问道：
“你的条子呢？”全宝山抱怨说：“他们要收钱，小屋里就不能离开人，我等了老大一阵，连鬼都没看见。”渡船老人为难地说：“他们要是看见了，我这一个月的工钱又没有了。”“他们的心肝也太黑了，在山上挖点中药材卖，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一块钱抽三角，他们还不愿坐那里守着。我家里还欠乡政府一百二十块钱的集资款，李书记坐在家里等着要，不然我也不着急的。”一担中药材有五十多斤重，全宝山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将衣服也脱了，露出瘦骨嶙峋的身子。肋骨被汗水一淋，一根一根就显得更加突兀起来，老人喘了一阵气，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个世界的事也看得多了。日子真的难过了。”渡船老人说：“我们苦藤河乡和人家连山镇只一河之隔，收的费就大不一样。人家连山镇的人摆摊子一天只交一块钱的费，赚再多的钱政府也不要。我们苦藤河乡越是穷，收的费却越多，卖中药材收百分之三十，卖木材是四六分成。把木材从山上砍伐下来，再搬运出山，一个立方少说也要三十个劳动日，脚板皮走出了血泡，卖得三百来块钱，乡企业办抽去一百多块，农民也只得百多块，真的划不来呀。”“卖木材抽山价钱，卖中药材抽山价钱，这些东西是山里长出来的，要抽我们也没地方说理了。养鸡养鸭，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要收家禽家畜费，你说有道理没道理？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收担保费、平安费、管理费，他们管理什么了？这些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他们坐在乡政府能担保他们平安么？村里人吵架打架，他们也要收费，说是收什么调解费。县里来的那个副县长说是不收这些费，农村扯皮打架的事就没办法管了，收了费，就没人扯皮打架了。你说说，这个县太爷说的是不是人话？你老头子在这里渡船，渡船钱也要交企业办。如今过河费从一角涨到三角，你的工钱却一分不加。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全部收去让他们吃喝嫖赌，真的要遭天雷劈的啊。”渡船老人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几天乡政府又要下文下去，说是还要加收什么人丁费和婚嫁喜酒费哩。”两位老人说着话，渡船就慢慢地穿过激流，向对岸驶去。没料到船刚靠岸的时候，匡兴义却从连山镇渡口走下来。不知在哪里喝多了酒，马脸中间的大蒜鼻被酒精烧得像一只烂红的牛角辣，走路歪歪倒倒的样子。全宝山见他来了，一边挑着桑皮下了船，一边说：“匡会计，你去河那边了呀，我在开票房门前等了好久，也没看见你。我回来就交山价费。李书记住在我们村等着交集资款的。”匡兴义两只被酒精烧红的眼珠子就瞪圆了：“我要是没有碰上你呢，山价费不是就逃脱了？”全宝山争辩道：“我没有想不交山价费，是你们不在嘛。”“谁能证明你没有逃费的想法？你过去就逃过费。”匡兴义两手叉着腰，双脚跨开，一脸被酒精烧红的肉皮**着，“今天终于被老子抓住了呀。把桑皮挑回去，交了罚款再说。”过后，匡兴义指着渡船老人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偷偷渡他们过河，从中得了多少好处费，要从实招来。不然，两个月别指望给你发渡船工资。”全宝山说：“这点桑皮，总共才能卖多少钱，还要罚款呀。
我这么一把年纪了，上山挖点中药材不容易。不是李书记催款催得急，我一定会在开票房等你的。”“少跟老子废话，”匡兴义伸手扯住全宝山的挑子，只一推，全宝山连着打了几个趔趄，连人带挑子一块摔倒在地上了。
“你他妈的还跟老子发泼呀，蹲在地上就不起来了。”抬起脚，狠狠地朝桑皮担子踢过去，就将桑皮踢下河去了。
全宝山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挑着五十多斤的担子走了七八里山路，早已累得不行了，半天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急得大喊：“我的桑皮流走了，我的桑皮流走了。”一旁的渡船老人连忙跳下河，才将桑皮拖上岸来。
匡兴义跳上船，说：“全宝山，罚款五十，三天之内将罚款交到乡企业办去。三天之内不把罚款送去，罚款翻倍。过一天翻一次。”过后又对渡船老人说，“扣你两个月的工资。今后再发现你偷渡卖中药材的人，今年的渡船工资全部扣掉。”渡船老人说：“我的钱你要扣就扣吧，你看人家宝山老人多不容易呀。我说老伙计，把桑皮挑到生资站卖了，凑五十块钱交了罚款吧。也怪我，不渡你过河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么。”全宝山无可奈何地说：“桑皮打湿了，生资站哪肯收。要挑回去晒干了，才卖得掉。”全宝山这么说的时候，深深凹下去的眼坑里溢出了两滴浑浊的泪水，从苍老而黯黑的脸上慢慢地淌落下来。老人像一棵老树蔸公一样，在河边坐了老大一阵，一直到太阳渐渐西去，才吃力地挑着尽湿的桑皮一步一步往竹山垭走去。那天下午，只有莫如华一个人哭哭啼啼回到竹山垭村。她对全安说全金来也让金所长给铐了。
全安吃惊地问：“金所长从来不随随便便铐人的。顾乡长不在乡政府？”莫如华说：“顾乡长在乡政府，我们找到他，把你写的条子也让他看了。他说邓启放不是他叫铐来的，找他做什么。顾乡长说邓启放经常告他弟弟和他的状，现在出事了，就记起他来了呀。让邓启放知道一下县里下来的干部的厉害也好，李书记说往县里送，就往县里送，该关多少天就关多少天，该判几年刑就判几年刑，都与他顾家好无关。全金来开始给他说好话，后来就和他吵，他便叫金所长将他也给铐了。”莫如华顿了顿，又说：“茅山冲村和当阳坡村也送来了两个人。一个听说是不肯交集资款和郑书记干起来了。另一个听说是要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写信，问一问乡里的干部拿着老百姓集资修桥的钱炒地皮为自己借鸡下蛋是不是腐败，于是他们就都被抓到乡政府来了。”全安问：“我要你去找你哥，你找了没有？”“我怕我哥骂，他总是说我不听他的话。我没敢去。”全安沉吟一阵，说：“你现在赶快去找你哥。我去对李书记说一说，你娘住在医院里，启放和金来他们是不能往县里送的，那样她老人家的病只怕要加重。”说着就找李冬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