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对革命向往异常。
成天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穿的开裆裤刚封上口,没有参战的资格。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疏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髙髙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从那断脖子流出的血把周围皑皑白雪都染红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我的读后发言是反思我打预防针,怕疼,把同学一个一个往前让,自己到最后不得已,没有退路了才伸出胳膊,让人往肉里扎。跟伟大的刘胡兰比,差得太远。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问敌人“我是怎个死法”,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就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自信上色的本事不比他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的。
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吗?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专用的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给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气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嘛!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把人绑紧堵上嘴推到坑里,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没能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他们被杀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
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地上停放着十几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尸骨已经腐烂,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无法辨认。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故去的二娘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鞋。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跟她的同志一起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
金家的坟地在北京东坝河太阳宫附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跟着父亲去上坟,出了东直门要走很远的路。我们在东直门门脸驴窝子雇头驴,我和父亲骑,哥姐们在后头跟着,热热闹闹一大帮,不像上坟像春游。
金家的坟地是传统的满族样式,当中是老祖,两边八字排开,依次是他的儿孙,绝对的长幼有序。哪个后死,他的穴位便给空着,从排行来说一点不会乱八”字的两头排满了就往中间埋,叫做“怀抱孙”,好像老祖用他的子孙们组成的两条大胳膊把后代牢牢地拥入怀抱中。
私家的坟地是不立碑的,立碑的是乱葬岗,怕找不到才立。自家的坟地都是立在后代的心里的,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永不会错。最高最大的冢前头有石头桌子,两边跪着两只石头羊,还有石头的马。从家里带来的祭品在石头桌上摆了,都是好吃的东西。天福号的酱肘子,稻香村的萨其马,厨子老王给做的各样精致卤品,胡同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和通州大顺斋的糖火烧,摆在石头桌子上香阵冲天。甭说我们的老祖在里头躺不住,就是站在外头的我们也光想着吃食想不起祖宗了。
奠酒之后烧一大堆纸,纸钱中有黄表纸、金锞子、银锞子。最有意思的是还有我们各人值得给祖宗看的文字,其中包括我的作业本和考试卷子,满分也烧,不及格也烧。这是父亲的別出心裁,他要让祖宗们随时掌握后代们的工作、学业情况。把对子女的教育交给祖宗,是父亲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老祖坟前表现完了,对其他的坟冢就只磕头不烧纸了。我问为什么不给其他的祖宗送吃的和钱,父亲说,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们自然也就有了。
清明上坟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头,一条新上身的夹裤,膝盖处磕成了两块厚厚的泥片,铠甲一样地坠在腿上。我发现,只有我磕头最认真,连同父亲在内,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们好像随时等待着什么,窥探着什么。给圈子内最后一个土堆磕完头,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开始。
此时的父亲会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喊叫着率先奔向祖宗的供桌,他的身后紧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看坟的老刘和他的儿子们也绝不落后。什么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全不在计较之列,往日那种威严冷漠的等级观念突然消失,人的天真快乐的本性孩童般地得到充分的释放。一群人瞬息将桌子上的美食哄抢殆尽,全不顾失态于祖宗跟前,跌份于光天化日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祭奠后分吃供品据说能得到先祖的庇佑,祛病消灾。难怪他们蜂拥而上争抢争吃、嘻哈打闹。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我人小,挤不进去,只从老七的手里分到半块枣儿糕,气得哇哇大哭,没人理我,大家都自顾自地吃。
太阳已过正午,众人收拾东西回家。走到地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给添把土吧。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5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堆完土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金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原来三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金家之外的。
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儿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
“文革”我烧毁金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荒郊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路过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可惜,旷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我上的是方家胡同小学,我们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做派和我们不一样,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玲“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玲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玲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
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掏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儿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家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上了弦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玲老师还一个劲儿地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玲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了。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一个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卑微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就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
其实父亲没有胡说,他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恼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他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