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对革命向往异常。
成天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穿的开裆裤刚封上口，没有参战的资格。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疏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髙髙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从那断脖子流出的血把周围皑皑白雪都染红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我的读后发言是反思我打预防针，怕疼，把同学一个一个往前让，自己到最后不得已，没有退路了才伸出胳膊，让人往肉里扎。跟伟大的刘胡兰比，差得太远。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问敌人“我是怎个死法”，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就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自信上色的本事不比他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的。
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吗？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专用的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给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气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嘛！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把人绑紧堵上嘴推到坑里，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没能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他们被杀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
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地上停放着十几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尸骨已经腐烂，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无法辨认。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故去的二娘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鞋。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跟她的同志一起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
金家的坟地在北京东坝河太阳宫附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跟着父亲去上坟，出了东直门要走很远的路。我们在东直门门脸驴窝子雇头驴，我和父亲骑，哥姐们在后头跟着，热热闹闹一大帮，不像上坟像春游。
金家的坟地是传统的满族样式，当中是老祖，两边八字排开，依次是他的儿孙，绝对的长幼有序。哪个后死，他的穴位便给空着，从排行来说一点不会乱八”字的两头排满了就往中间埋，叫做“怀抱孙”，好像老祖用他的子孙们组成的两条大胳膊把后代牢牢地拥入怀抱中。
私家的坟地是不立碑的，立碑的是乱葬岗，怕找不到才立。自家的坟地都是立在后代的心里的，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永不会错。最高最大的冢前头有石头桌子，两边跪着两只石头羊，还有石头的马。从家里带来的祭品在石头桌上摆了，都是好吃的东西。天福号的酱肘子，稻香村的萨其马，厨子老王给做的各样精致卤品，胡同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和通州大顺斋的糖火烧，摆在石头桌子上香阵冲天。甭说我们的老祖在里头躺不住，就是站在外头的我们也光想着吃食想不起祖宗了。
奠酒之后烧一大堆纸，纸钱中有黄表纸、金锞子、银锞子。最有意思的是还有我们各人值得给祖宗看的文字，其中包括我的作业本和考试卷子，满分也烧，不及格也烧。这是父亲的別出心裁，他要让祖宗们随时掌握后代们的工作、学业情况。把对子女的教育交给祖宗，是父亲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老祖坟前表现完了，对其他的坟冢就只磕头不烧纸了。我问为什么不给其他的祖宗送吃的和钱，父亲说，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们自然也就有了。
清明上坟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头，一条新上身的夹裤，膝盖处磕成了两块厚厚的泥片，铠甲一样地坠在腿上。我发现，只有我磕头最认真，连同父亲在内，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们好像随时等待着什么，窥探着什么。给圈子内最后一个土堆磕完头，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开始。
此时的父亲会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喊叫着率先奔向祖宗的供桌，他的身后紧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看坟的老刘和他的儿子们也绝不落后。什么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全不在计较之列，往日那种威严冷漠的等级观念突然消失，人的天真快乐的本性孩童般地得到充分的释放。一群人瞬息将桌子上的美食哄抢殆尽，全不顾失态于祖宗跟前，跌份于光天化日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祭奠后分吃供品据说能得到先祖的庇佑，祛病消灾。难怪他们蜂拥而上争抢争吃、嘻哈打闹。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我人小，挤不进去，只从老七的手里分到半块枣儿糕，气得哇哇大哭，没人理我，大家都自顾自地吃。
太阳已过正午，众人收拾东西回家。走到地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给添把土吧。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5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堆完土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金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原来三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金家之外的。
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儿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
“文革”我烧毁金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荒郊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路过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可惜，旷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我上的是方家胡同小学，我们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做派和我们不一样，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玲“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玲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玲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
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掏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儿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家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上了弦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玲老师还一个劲儿地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玲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了。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一个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卑微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就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
其实父亲没有胡说，他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恼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他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