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夫妻輪得上狀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說狀元本就稀少，難得的是這稀少的人群還與人說媒，這當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京劇《狀元媒》是狀元給人做媒的一例，說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隨宋王去狩獵，被番邦掠走，多虧楊六郎奮戰群敵，救郡主得以生還。柴郡主以珍珠衫贈楊六郎，以示愛意。回鑾後，救郡主的功勞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將竊取，皇上主婚，將郡主許與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狀元呂蒙正從中周旋做媒，說服皇上，最終如願以償。
《狀元媒》是戲，是杜撰的故事，而現實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卻真正是由狀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營房曾傳為一段佳話。“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狀元做媒，走到了一起，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他們相攜著經曆了金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敗，走向了人生的終點；淡出了後輩人的視線，化做了清風，了無痕跡。
在北京城內留下了“狀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親，我不能不說說北京朝陽門外的南營房。南營房四甲57號，是母親的娘家，現在，那裏已經變成了一片居民小區，與北京眾多小區如出一轍的相似，如出一轍的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沒了，成為了記憶；那些熟識的老街坊們也散了，無處查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還回過那裏，去看望頭腦已不甚清晰的舅舅。盡管那時母親已經故去十幾年，南營房的街坊們見了我還在盛讚母親的婚姻，懷念從這裏走出去的母親，談論著狀元媒人劉春霖。
記得我最後到南營房的時候是個溫暖的冬日，舅舅陳錫元和他的朋友老紀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紀帶來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來自老紀兒子從四川出差回來的奉獻，在北京是一種新興食品。倆老頭兒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緒有些不穩定，被某些悲壯的氣氛包圍著，引得炕上的黃貓也張牙舞爪的有些亢奮。我進門的時候，兩人都是眼淚汪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