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它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那里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营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祜禄氏，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一块地方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挪动。所以钮祜禄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她那些钮祜禄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亲之外，再没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搞清钮祜禄那些庞杂的亲戚们。
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之人有旗兵后代，还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以及妓女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众。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与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显得空阔，房屋相对少，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房屋少住户就少，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淘粪的淘了，大都集中到东直门外和北营房，在这里发酵晾晒成粪干再出售。别小瞧这粪场，所得的利润却是不低，完全由粪霸控制，别人不得插手。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朝阳门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坛口，坛口是日坛入口的意思。坛口有条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处分为景升东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场的云集之处，热闹程度可以和天桥媲美。幼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跟着母亲回娘家，一多半是冲着这热闹来的。这里有说相声的，耍狗熊的，说评书的，拉洋片的，卖针头线脑的，也有卖各种小吃的。小吃以回民豆汁黑的豆汁和切糕张的切糕最为有名。三甲拐角有个叫井大姨儿的，专卖炸铬馇，蘸着蒜汤酱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个跟头。
市场中间有个“虫子铺”，就是卖打虫子药的。那时候，好像人人肚里都有蛔虫、绦虫什么的，卖虫子药的买卖就很兴旺。现在没听说谁肚里有虫了，我们吃的菜都使用了杀虫剂，杀虫剂杀了小白菜上的虫子，也杀了人肚里的虫子。现如今的人，畏杀虫剂比畏砒霜更甚，为买到不使用杀虫剂的菜，花大价钱也愿意。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过市场的“虫子铺”。“虫子铺”门口摆了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陈列着两个大玻璃瓶子，瓶子里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从人肚里打下来的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们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缠绕扭曲着，看着让人恶心。
我知道，那些虫子里面也有我们家老五的一条。母亲说我们家老五一度变得面黄肌瘦，无端地爱发火，母亲跟“虫子铺”掌柜的一说，掌柜的就给包了包药，母亲回家把药烙在发面糖饼里，专给老五吃。老五吃独食，自然很得意，结果拉了一脸盆扁虫子。
母亲这举动很有“下毒”意味，我后来看过许多文学作品，投毒者都是用这种方式下毒的。用饼下毒，不知是母亲从文学里学的还是文学向母亲学的，反正可怜的是我们家老五。据说拉虫子的时候肚子疼得满地滚，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了儿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母亲把老五拉的虫子兜到“虫子铺”，掌柜的认真检査了，看虫子脑袋打下来没有，若没有打下来还得再吃药。老五还算幸运，拉了一条全须全尾的绦虫，没再受二茬罪……
我每回从虫子们跟前过，都低着脑袋快走，如果那时嘴里还啃着糖葫芦什么的，也一定屏住气息，不再咀嚼。偏偏的，母亲和“虫子铺”的掌柜有交情，住斜对门，一到那儿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他们说来说去，就会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里的虫子，仿佛我肚里虫子的数量绝不会比瓶子里的少。末了儿，掌柜的就像治老五那样，也送我一包打虫子药，说我要不吃他的药，肚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
“虫子铺”的打虫药无外两种，“宝塔糖”和“山道年”。“宝塔糖”是个锥形的小糖堆儿，不难吃，是专给小孩子准备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着不起眼却厉害，吃了肚子拧着疼，大虫子一条一条往下拉，都是活着的，那感觉颇为恐怖。
“虫子铺”是坛口市场留给我的最不美好的记忆，跟它对面拔牙的地摊，大木头盒子堆积的拔下来的各种牙一样让人不愉快。
四甲北口有个戏园子，叫“群众剧场”，离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众剧场”很群众，很平民，它没有“吉祥”、“广和楼”那样压人的气势和严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几口白开水，吃一个“驴打滚”，回来可以照旧坐下看，也没人管，这搁其他地方可能不行。
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座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个样子了。这里一般以演评剧为主，我所接触的极其有限的评剧基本是来自“群众剧场”，在这儿经常演出的演员一个叫鲜灵芝，一个叫吴佩霞，都是坤角，长得很漂亮。每回来演戏都坐着专用的三轮车，用毯子盖着腿，嘴唇抹得鲜红鲜红的。我看过她们演《秦香莲》、《大劈棺》、《小女婿》什么的。还记得秦香莲见了皇姑的唱词，“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的梅花受尽了霜寒”，甚是悲切凄惨。
父亲管评剧叫“落子”，他说他不喜欢落子，喜欢京剧。我说我也喜欢京剧，说这话其实是讨好，为的是父亲能多带我去看戏。其实我从心底是喜欢评剧的。评剧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搁京剧就得跟人绕圈子了，说什么“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冰轮”和“玉兔”是什么东西的早就被绕糊涂了。跟父亲谈此看法，父亲说评剧是小戏，戏词浅显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艺术的含蓄。
母亲也爱听评剧，我们都喜欢“浅显直白”。我们共同喜好的是俗称“小老妈儿”的曲子，“小老妈儿在上房洒扫尘土，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我在群众剧场还看过《马寡妇开店》，里面的小寡妇可怜又可爱，拍着一个小布人儿在台上边走边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为什么没给孩子吃奶呢？是因为跟住店的小白脸调情去了。回到家我拍着我的小布人儿也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们家的老七，从后头给了我一脖儿拐。这出戏解放后曾经被禁演，原因是“内容不健康”。
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四百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槛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次旗兵的踩踏。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
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于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结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也属兔。
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隔了一道墙，应该是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可它却很不知趣地把枝桠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杨剌子”。“杨剌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儿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儿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布艺品。
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未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是母亲出嫁后从天津嫁过来的，她常听人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就下不来了。
钮祜禄外祖母自小长在南营房，一双大脚，一口京片子。所以母亲也如南营房的丫头们一样，有着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泼辣，敢做敢当。母亲跟她的兄弟陈锡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他们的两个父亲都姓陈，都是山东人。我的第一个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光绪年间来到北京。大概是没什么根底，来了没两年，就入赘在南营房我的外祖母家。后来做买卖有了点儿钱，在东安市场弄了间门面，专卖核桃、大枣、柿饼之类的干货，也卖北京的果脯蜜饯，这些东西搁得住，不爱坏，很少赔钱。
那时候的东安市场不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高级得几乎买不来什么东西。光绪时代的东安市场是一片地摊，地摊的范围东到现在的协和医院，南至同陞和鞋店，北到金鱼胡同，西临王府井大街。经营方式像现在的无序早市，乱哄哄地挤塞成一片。小摊上卖什么的都有，梳子、篦子、绑腿带、辩穗、旱烟、假首饰……想要什么就能在这儿找到什么。
东华门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见天儿要费力穿越自由市场，既有碍观瞻，又不方便。后经住在金鱼胡同的尚书那桐上奏皇帝，光绪二十九年才划出了东安市场的范围。有了市场就算有了组织，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为正直干练，被推举为东安市场商会的会长。现在一提“商会会长”一准是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是个和政界密不可分的大人物；可那时的会长，照旧是每天从王府井走到朝阳门，冋家吃窝头啃咸菜的普通买卖人。
那年，我的母亲十岁，十岁的母亲在她生日那天命运发生了变化。
跟袁世凯有关。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不南下，不离开他的北方老根据地，指使部下曹锟在城里发动了兵变，2月29日在北京闹腾起来。曹锟驻帅府园的炮兵和驻禄米仓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东安市场挨户抢劫。抢完之后兵们又从市场西门顺义斋煤油铺提出两大桶煤油，泼在东安电影院的木墙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将东安市场燃成一片火海，没有一家商贩得以逃脱。据说，大火过后，狼藉一片，整个市场找不出一件整装东西。
火烧起来的时候，外祖父并没在现场，那天他正在家和女儿一块儿吃打卤面，吃面的还有店里的伙计刘德贵。刘德贵从京庄杂货摊上给母亲买了副银手镯，还没给母亲套上，就听到了东安市场着火的消息，两个人撒腿就往火场跑。谁也没想到，这一跑，竟然跑得没了踪影。
外祖父自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他的伙计刘德贵，外祖父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母亲只知道她的父亲姓陈，山东文登人，别的一概不知。前几年，我査找过东安市场的史料，查到了那场人为的大火，却查不到山东籍的陈姓会长。我也曾托山东的文学朋友到文登县探寻，亦无下文。
外祖父的下落至今是个谜。
外祖母带着母亲再嫁，再嫁的还是山东人，依旧姓陈。继外祖父是个教私塾的先生，胖，爱喝酒，对母亲不好，母亲很讨厌他。再婚后的外祖母没有很快生养，直到过了两年，母亲的异父兄弟陈锡元才出生。我和母亲到东岳庙烧香，母亲不止一次地指着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炉的童儿对我说，你看他像不像你舅舅？
送子娘娘跟前那个童儿傻呵呵的，龇着牙，不知是哭还是笑，光光的秃脑袋上梳两个髽鬏，除了富态，别的跟我舅舅沾不上边。母亲说，外祖母在娘娘跟前烧香求子，香灰正掉在童儿的光脑袋上，老太太心一动，忙用手胡噜着童儿的脑袋说，小子，烫了你吧？
谁想，竟然把这个童儿给招来了。转过年，外祖母就给母亲产下一个弟弟，谁都知道，她这个兄弟是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炉的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