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北京從初一到高三的學生被分配到內蒙古、黑龍江、雲南、山西、陝西等農村、農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謂之“上山下鄉”。我作為一名超齡的高三學生，隨著滾滾插隊洪流來到了陝北，從此永遠地丟失了“北京人”的身份。
後來有人說我們這批人是“打不散”、“壓不垮”的“老三屆”，其實早就散了，所謂不散，是幾個“混出人樣兒”的精英們的糾集，是黴菜扣肉上頭的肉的張揚；而大部分是肉下頭的菜，是幹巴巴的鋪墊。當然，有時候下頭的菜比上頭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處於一種什麽狀態。肉有肉的光彩，黴幹菜們有黴幹菜們的友誼。我插隊的那一批人，張秀英、劉二東、李抗美、王小順，我們都屬於黴幹菜序列，我們是芸芸眾生中的幾粒草芥。我們的名字普通得讓人記不住，可卻深深地鐫刻在我們各自的心底，刻骨銘心。
插隊是我最艱苦的時光，也是讓我最留戀最難忘的時光。那是離開四合院的別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對生命的另一種詮釋，更是對人生經曆的重要補充。《狀元媒》作為一部北京題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將其跳躍過去，不作述說，但是作為北京“老三屆”學生的一段經曆卻是無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積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後順溝那山那水那人，鐫刻在我的心裏，如同七舅爺、王阿瑪、莫薑、張安達，除非到死，不會消逝……
1968年底籌劃動員，1969年的元月，告別了北京，告別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眾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車到西安，再北上直達銅川，然後到陝北。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車走那麽遠的路，看什麽都新鮮，包括那旋轉著後退的土地，那沿途一個個陌生的地名，邯鄲、鄭州、三門峽、潼關、臨潼……下火車的銅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們的臉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飄**著一層細細的煤末，跟雪混雜在一起，讓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積著的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