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子的確知道我們。
1969年在陝北，最大的問題是餓；不是不夠吃，是吃不夠，永遠吃不夠。
我們是一群眼睛冒著藍光的狼，無論看到什麽，第一個念頭總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三十斤精糧，是政府撥給的，需我們按時到劉家河公社去取，這是國家對插隊知青極大的照顧了。馱糧的時候我們一個不落，傾巢出動，早早從發財爹那兒趕出灰叫驢，打打鬧鬧沿著崎嶇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著我們，黑子是我們從村民王趕趕家抱來的小狗。來的時候眼睛還沒睜開，硬是用麵湯喂大，現在已經很有點兒狗樣了，一身毛在陽光下緞子般地閃光，線條極佳，叫聲也響亮。黑子隨著我們跑前跑後，興奮而歡快，成為我們馱糧隊伍的一道風景。
隊伍轉過山峁逃出發財爹的視線，老二立刻爬上驢背，在驢背上拉開山大王的架勢，高唱“將酒宴擺置在聚義廳上，我與同眾賢弟敘一敘衷腸”。我們幾個沒有騎光板驢的能耐，隻好揪著驢尾巴走。叫驢也很重視這趟差事，平日倔而擰，不好使喚。但隻要去公社馱糧，從來都是乖乖兒的，讓走就走，讓停就停，連臭屁也不放。
在公社我們可以用從北京帶來的全國糧票買燒餅，一人四個，男女平等。並且也包括叫驢和黑子的，黑子的減半，吃四個燒餅得把小狗撐死。多出兩個給發財捎回去，以示我們的友情，感謝他的關照。驢馱糧食是為我們服務，為我們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理應受到好招待。
給驢和狗吃燒餅，把發財爹心疼得直罵我們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說我們要遭報應。我們不相信報應，我們相信平等。有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說過，在水溝裏草履蟲的生命和人一樣高貴。草履蟲都高貴了，何況是驢和狗。
馱回來的糧食擱在我們窯裏，由老大張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實，話也少。女生窯裏原本四個女生，一個回去養病了，得的病很時髦，抑鬱症。平時也看不出哪兒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鬱，臉衝著牆一坐一天，不說一句話。支書怕她自殺，讓她回去了。另一個她爸爸是個造反派幹部，寫了個條子，就調縣裏當播音員了。窯裏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條可以睡七八個人的大通炕，我們倆一頭一個，中間是空空****的炕席，誰不挨著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