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向着北京。
不是在写诗，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终于！
受回归意念的驱使，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火车全程软卧，一站到达，夕发朝至，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不必担心晚点，自在。车厢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着装标准，语言规范，真诚得让人感动。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
天气仍旧是热，桑拿天，一动一身汗。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厚重而养眼，是铁路的专用杂志。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吸纳了不少噪音，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气象预报以及车速和到达的时间。
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进来没打招呼，立刻进入两人世界中，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无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如青年们所言，爷看的不是电视，爷看的是心情。当年，插队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今天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去。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回归节目，一个宿命式的回程。坐火车回家，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坐”法也有了根本改变，但“坐车”的本质没变。
列车员敲门进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我让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还要往外看。他说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看得见，我要一站一站地倒回去，不放却每一寸土地。列车员在车上工作大概什么样的旅客都见过，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我说了谢谢。列车员说不客气，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谢谢妈……”的李玉和，于是心里为床尾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
倒也很贴切。
1969年，嘈杂混乱、运送知青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列车播音室大概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然而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
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母亲、父亲在走之前也为自己准备了酒，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的上路之物……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是“我”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矇昽欲睡的人弄醒。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布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发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挡，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四十一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块，他自己留十五，给北京寄十五，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西四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姓旁人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
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成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做主嫁了个大资本家，金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与她的局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抢救，局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抡着扫把，脏污不堪；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1969年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宿，停了，是临时停车。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两个字。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