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为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仍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渐臻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现今的大格格没了琴师护驾,也没了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的心灵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护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便与医院的德国某女护士有染,后来女护士回国了,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儿的格格竟是这般情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渺,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像戏文中唱的那样“抱琵琶另有别弹”了。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儿,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过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儿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视为逆产而被官方查没。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她那儿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栖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护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阜成门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儿打晃儿,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扎一扎,将窟窿揪住;裤裆极大,裤脚毛着边儿,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腿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上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就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当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护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吧?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地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蜡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院子里树底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让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哪。母亲问唱什么来着,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儿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痴迷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程度,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兄弟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据说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儿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儿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抚摩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拎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待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到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号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撕心裂肺、惊天动地的哭。
曲终人散,时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记不得了。我说,是唱了,我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的。老七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我问是不是《锁麟囊》。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的魂魄一直嵌在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