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为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仍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渐臻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现今的大格格没了琴师护驾，也没了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的心灵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护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便与医院的德国某女护士有染，后来女护士回国了，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儿的格格竟是这般情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渺，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像戏文中唱的那样“抱琵琶另有别弹”了。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儿，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过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儿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视为逆产而被官方查没。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她那儿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栖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护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阜成门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儿打晃儿，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扎一扎，将窟窿揪住；裤裆极大，裤脚毛着边儿，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腿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上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就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当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护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吧？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地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蜡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院子里树底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让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哪。母亲问唱什么来着，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儿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痴迷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程度，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兄弟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据说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儿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儿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抚摩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拎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待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到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号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撕心裂肺、惊天动地的哭。
曲终人散，时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记不得了。我说，是唱了，我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的。老七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我问是不是《锁麟囊》。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的魂魄一直嵌在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