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美國電影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攝《戰爭啟示錄》時曾說，他拍這部電影，就是想帶著觀眾去東南亞的熱帶叢林做一次探險旅行。當然，他做到了。我在看這部片子時，確實有一種跟隨威拉德上尉走進熱帶叢林的感覺。雖然威拉德此行的目的是奉命去叢林深處尋找庫爾茲上校，而我的目的，似乎就是做一次探險旅行。
我在寫這部小說時，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他不是因為這部電影，而是他曾經說過的這番話。我從一開始就想，寫這小說，也權當是帶著有興趣的讀者回到過去的一百多年裏，遊曆一下這座城市曾經的市井，在曆史風雲的籠罩下，也體驗一下天津人曾經的生活。
但是，在我真寫起來時，才發現，這事兒好像沒這麽簡單。
天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擺在明麵兒，你看得見，也摸得著，但就是無法用一兩句話把它概括地說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難一言以蔽之。我也聽一些人說過，天津是碼頭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運文化，或商業文化乃至工業文化等等等等，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種說法也都能舉出證據。比如，我曾有一個中學同學，他從小說話就有個習慣，烙餅時翻過來，不說翻過來，說“劃過來”，兩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說走岔了，而是說“走向了”。他這樣的說話習慣，顯然是受家裏影響，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後來我才明白，他說的這些話，其實都與船家的禁忌有關。在河上使船，當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網，行船自然也最擔心走岔了，所以才會躲著這些字眼兒。當然，如果說天津是別的什麽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樣能找出很多確鑿的證據。可見，關於天津的這些說法兒似乎都對。可再細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對。其實這就對了。天津就是這樣一個矯情的地方兒。一百個人看天津，會有一百種看法兒，也有一百種說法兒。而這一百種看法兒和說法兒，也都有自己的道理。當然，這也就是天津這個城市真正的特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