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穀賓館客房會客室。
兩位客人坐在正麵的沙發裏，他們背後的牆上是一幅巨幅國畫，這是本市知名畫家的墨寶，畫的是幾匹駱駝，一位身著蒙古族服飾的姑娘麵帶微笑審視著每一個欣賞畫作的人。對麵同樣掛著一幅畫，背景是金穀公司幾個標誌性建築，畫家把它們和沸騰的勞動場麵藝術地組合在一起，給人一種力量和運動的美感。側麵的沙發上坐著彭大鵬，胡尚德沏好茶，坐在一個皮質的小圓墩上，把兩位客人重新介紹了一遍。
兩位都是最早從永金走出去的淘金者。一位叫徐軍，原是市直機關的一名幹部，改革開放初期離開機關，下海撈世界去了。現在是一家做外貿生意的公司副總。
另一位叫張瑞龍，他是恢複高考之後考入名校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分配到市裏的一家銀行工作，此後不久，他就辭去工作跑出去闖**江湖。他是從做小買賣完成“原始積累”的，後來嚐試房地產生意。經濟特區成立後，他便從幾個特區闖來闖去，便把眼界闖寬了，心氣闖高了，目光闖遠了，膽子闖大了。一不小心就闖出了國門，闖到了馬來西亞，之後便在印度尼西亞、新加波倒騰了幾年，碾轉到巴基斯坦，後來到日本，最後到韓國。憑著中國人的勤奮和闖出來的一身膽識，幾年後成立了一家株式會社，經營文化產業。
他倆因與胡尚德同為永金老鄉，不同程度地幫助過胡尚德，算是患難之交。
“幸會，幸會。”彭大鵬由衷地讚賞道，“都是從咱永金走出去的人物，了不起哪！”
“彭主任錯愛了，”張瑞龍說，“那時候都說，見了紅燈繞道走。說實話，當初做的那些個，基本上都是鑽政策的空子，打法律的擦邊球，討——你說騙也行——政府的援助，才走到今天的。”
“嗬嗬，”彭大鵬玩笑道，“所謂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