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举
汉和帝之后，东汉政治陷入了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的局面，也因此走上了下坡路。但在大局日益腐化的情景下，依然有诸多能臣脱颖而出。其中比较知名的，如汉顺帝时期的名臣周举。他做官之前，就以学问闻名京城，当时有“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举）”的说法。做官之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发议论，从做县令开始，他就喜欢频繁给朝廷上书，畅谈国家政策得失。因他文采好，论证又翔实，有一段时间，汉顺帝很喜欢把他的文章放在案头，作为规范个人行为的参考。
周举不光会议论，同样也会办事。他在做并州刺史期间就用灵活的手段改革了清明节的风俗。清明节在东汉时叫寒食节，该节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因拒绝做官而在当地被烧死的贤臣介子推。东汉时期的旧清明节习俗规定，在节日的这一个月里，老百姓家不许生火烧饭，只能吃生食，因此名为“寒食节”。到周举做刺史的时候，这个风俗的规矩已经越来越邪乎，甚至当时有说法称，如果谁家在寒食节期间生火烧饭，那么这家人就会遭到灾祸。所以长年以来，虽然这则风俗令人苦不堪言，但百姓依然遵从不辍。周举就任刺史后，到介子推殉难的介子山上以隆重的典礼举行了祭祀，并以他的生花妙笔写了一篇感情真挚兼论据充分的祭文，大体意思是说：当年介子推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之后又归隐身退，那是为了造福黎民苍生啊！而后人却因此禁止百姓生火烧饭，导致苍生寒苦，这岂不是违背了介子推的本意吗？因这篇祭文写得声情并茂，不但闻者纷纷流泪，更在当地儒生中广为传播。结果寒食节一个月不准生火的旧风俗，就顺理成章地破除了。他亲自定下的清明节祭扫的风俗，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周举以忠诚刚正著称，尤其上奏敢直言，但他的“直言”和别人直来直去不一样，相反很有技巧。他任冀州刺史的时候，正好赶上旱灾不断。汉顺帝认为是自己有失德的地方才闹得灾害频繁，因此昭告天下官员来直言君主的过失。别的直臣大多直接进谏，唯独周举有技巧。他的奏折里用了大段的篇幅来吹捧上古的贤君，接着又用大段篇幅来吹捧汉顺帝本人，等吹捧完了这才话锋一转说：“皇上您虽然勤政爱民，但是有时候您过度追求表面而不切实际，以至于贪污横行。”这篇拍马屁带说理的奏折让汉顺帝本人也动了心，特意召来周举问：“你既然说国家贪污横行，那举几个例子吧。”周举回答说：“我整天在地方上工作，中央有谁贪污，我哪里有发言权呢？不过我认为官员们应该忠诚视事，如果有谁阿谀奉承，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您的司徒当了六年，没见他有一次建言，这不是不称职吗？”周举的技巧没有白费，他说完了没几天，司徒刘琦就被免职了。
有技巧的周举其实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很多时候同样六亲不认，连对自己的老师也不例外。当年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司隶校尉左雄在物色将帅人选时犯了错误，所提拔的冯直犯了贪污罪。事发之后，周举二话不说上书弹劾左雄，闹得左雄狼狈不堪。事后左雄很恼火，事后他对周举说：“皇上让我选拔能打仗的官员，没说让我选拔清廉的官员啊。”周举反唇相讥说：“没错，可皇上也没让您选拔贪污犯啊。”左雄大怒说：“好你个周举，当年可是我推荐你，没想到你是这么对我的。”周举不但不让步，反而振振有词，说了一段典故：“春秋时期，赵宣子推荐韩厥为帅。不久之后，韩厥公正执法，杀死了赵宣子的亲信，赵宣子不但不生气，反而四处对人说：‘你看看我推荐的韩厥没错吧，他连我的人都敢杀。’这么一比，您可比赵宣子差远了啊。”听了周举这段辩白，左雄满脸羞惭，连忙给周举道歉。周举的清正刚直，连后来临朝的外戚梁氏家族也甚为敬重。外戚大将军梁商临终前，特意向汉顺帝推荐周举。
张衡
东汉中后期最杰出的科学家，当数历经汉和帝、汉安帝、汉顺帝各朝的张衡。早在汉和帝时，他就曾被举为孝廉，结果他拒绝征召。邓太后主政期间，曾经先后十次征召他，也都被他拒绝。出身名门的张衡生性高傲，从年轻时候起就游学四方。按照《后汉书》的说法，他眼光极高，普通人一般很难与他接近，能和他成为朋友的，都得是当时的牛人。青年时代和他交往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经学家崔瑗，另一个是南阳太守鲍德。崔瑗是贾逵的学生，更是儒学大家，张衡后来在天文著作《灵宪》中，将儒家哲学思想与传统天文思想结合的尝试，就是受崔瑗的影响。同时，从公元100年开始，张衡就担任鲍德的主簿，并得以接触到南阳地区典藏的中国传统天文、数学典籍，包括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著作。张衡的科学思想，正是在此时开始成型的。
张衡（公元78年—公元139年），字平子，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其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作为一位后世敬仰的科学家，张衡堪称东汉时期的“发明大王”。除了改良浑天仪及首创测试地震的地动仪外，北宋《太平御览》里记录，张衡曾经还制造出一种会自动飞行的木鸟。这种鸟肚子里装有机关，上足发条后就可以自动飞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正好京城有个公子出游，看到木鸟还以为是只活鸟，心血**，当场掏出弹弓拉直了打过去。没想到连打了两颗弹子，木鸟却照飞如故。那不服气的公子而后紧跟着木鸟跑出两里地，才见木鸟歪歪斜斜地摔在地上，却是一只鸟形的机器。此情此景当时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慌忙赶来的张衡赶快将木鸟带走。之后一连多日，不断有权贵造访张衡家，请求再次观览这只神奇的木鸟，却全被张衡拒绝。
杨震
东汉中晚期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官员，就是曾在邓绥太后临朝时期担任要职的杨震。杨震出身于陕西弘农杨氏，也属名门望族，但他从小就命苦，父亲杨宝英年早逝，撇下孤儿寡母三口。杨震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种地、打粮、挑水、劈柴，奉养母亲，照料弟弟，还开了几亩荒地种草药，以换钱贴补家用。《续汉书》上说他“奉母教弟，乡里称孝”，放在今天，也是自强不息的典型。粗通文墨的母亲深明大义，接过了小杨震的教育任务，时常以祖先的丰功伟绩训导他，要他时刻牢记光耀门庭，因此杨震也“少有大志”。杨震本人的天赋也好得很，读书过目不忘且悟性极高，时常能举一反三。到杨震十五岁那年，父亲杨宝生前的挚友太常桓郁登门拜访，一番交谈后大为赞叹，当场决定收杨震为徒，命杨震随自己去洛阳求学。临走时，杨震与母亲依依惜别，母亲更是一字一句说出了她对儿子的期望：“若负汝父之清名，则永不相认也。”杨震含泪叩别母亲，将这句话铭记于心。事实证明，他没有违背对母亲的诺言。
杨震在跟随桓郁求学的时候，除了刻苦学习外，也曾做过一件得罪桓郁的事：某一日桓郁开班讲课，说到了西汉欧阳派先贤、汉元帝时代名臣欧阳地余清廉自守的故事。这位官至侍中的大儒一生清贫，去世时家无余财，更留遗言给子孙，到死不接受官府赏赐。如此“廉政模范”，自然让众学生钦佩不已，纷纷表态要学先进。轮到杨震，他却长长地“唉”了一声。桓郁奇怪了：这个平时听话的好学生敢对先贤不敬？刚要张口训斥，却听杨震低头感慨地说：“他虽然清廉，可那时官场风气败坏，贪腐横行，难道就没有他的过失吗？”杨震敢议论大儒的不是，桓郁很恼火，刚想卷袖子教训他，却见杨震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他从此奋斗终生的理想：“儒家弟子当清廉自守，更要铲奸除恶，匡扶社稷，如此方不负圣人之教也。”此语一出，满座皆惊。桓郁愣了半晌，仿佛才认识他这个学生似的。终于，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欣喜地对杨震说：“你有如此抱负，这很好，但更要多历世事，体察民情，方能如愿啊！”
杨震（？—公元124年），字伯起，东汉大臣，隐士杨宝之子。拜时任太常的桓郁为师，深钻细研《欧阳尚书》，通晓经传，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之称。官至太尉，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后遭到罢免，回乡途中饮鸩自尽。汉顺帝即位后得以平反。
出师后的杨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家乡教书育人。他开始步入仕途，是在五十岁的时候。按照《后汉书》的说法，那天很有神话色彩：杨震正在讲课，突然有一只冠雀飞进课堂，口叼三只鳣鱼放下，然后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杨震不解，找人询问后得到答案：“鳣鱼是做大官的象征。三只鳣鱼，说明你将位列三公。”于是，杨震就放下教鞭，从此入朝为官。也有的说法是：彼时在位的汉安帝母亲邓太后赏识杨震，连续三次让其兄长大将军邓骘亲自登门邀请，终于打动杨震。“冠雀送鳣”的故事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坊间对杨震的一个期待：期待这位品行高洁的“关西孔子”，能亲手书写一段铲奸除恶、振奋朝纲的神话。
杨震入仕后，最早做的都是地方官，先做荆州刺史，再做东莱太守。他到任以前，那些地方都是变乱丛生的乱地；他到任后，都变成了欣欣向荣的乐土。他的执政方式，首先是清廉。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力求简单，而且带着属下一道搞廉政。其次是胆子大兼抓主要矛盾，每到一处都打击豪强，而且专挑最有背景的下手。他做荆州刺史的时候，把当地豪强杜家几十口抓了办罪，吓得当地豪强纷纷服软，主动配合杨震。而且杨震脾气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东莱当地连续多年水旱灾不断，乃至于“人相食”，可国家没钱，官仓早就空了。杨震想了个办法，他找当地富户豪强借粮，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耿家。杨震直来直去地登门求了两次，人家就两个字：不借。杨震倔脾气上来，干脆守在耿家门口，铁了心和耿家“耗”上了。这一耗就是整整三天，由于水米未进，杨震竟活活晕倒在耿家门口。饿死朝廷命官可不是好玩的，耿家急得连连告饶：“服了您了，我借，我借还不行吗？”接着，他在东莱各地广施赈济，安抚收容灾民，混乱不堪的东莱局势总算开始好转。值得一提的是，手握钱粮的他每天竟只食一餐。属下劝他注意饮食，他总叹息道：“民未果腹，我心何安？”
杨震有一句知名的语录，比他本人的知名度还高，这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杨震做东莱太守的时候，他的学生王密正好任昌邑县令，师徒俩是上下级。一日王密来拜访老师，两人久别重逢自然非常高兴，聊到深夜时王密神秘地打开包袱，送给杨震十斤黄金。杨震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才叹息着问他的学生：“我了解你，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王密很轻松地回答说：“您放心，现在夜深人静，这事没人知道……”话音未落，就见杨震怒目圆睁，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那一声振聋发聩、穿越千年的怒吼：“天知！神知，子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者！”王密满脸羞惭，当即拔脚开溜。而这句怒吼，在当时几乎传得大汉朝人人皆知，于是清廉正直的杨震，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杨四知。
在当时，杨震的清廉之名连土匪都知道。他做东莱太守没几年，就赶上河北涿郡暴乱，结果杨震又改任涿郡太守，受命平乱。谁知他刚到涿郡，土匪们却齐刷刷地投降了，领头的土匪说：“我们闹事，杀的是贪官。您杨大人是清官，我们怎么还敢作乱呢？”之后杨震公正处理，对大多数参与暴乱的农民赦免其罪，并发放赈济，只处斩了几个领头者。那几位依法伏诛的“贼首”，在行刑的时候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监斩的杨震叩拜。从此以后，杨震在涿郡与百姓同甘共苦，悉心治理地方。他谢绝一切请托送礼，整治官场陋习，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他的俸禄也大多用来周济他人。有人劝他好歹为子孙留点产业，他回答说：“让后人称我的子孙是清官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宝贵的产业吗？”他治理涿郡两年，当地“盗贼几绝迹，官民大安”。
杨震的飞黄腾达，是汉安帝在位前期，得到临朝的邓太后的赏识。当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时，杨震已经是东汉的太尉，手握国家兵权。而他的灾祸，也随着邓太后的去世而到来。早在邓太后临朝时，杨震就因拒绝给汉安帝的舅舅升官而得罪了当时还是傀儡的汉安帝。亲政后的汉安帝一面大肆清算邓氏外戚家族，一面却作践国家大事，成天除了宠信李闰等宦官，就是外出巡视游乐。他与杨震的交恶也起于此时。先是杨震辛苦筹集的边关军费被汉安帝挪作他用，引得杨震上书怒斥。然后，趁汉安帝外出巡视的时候，宦官李闰给杨震上眼药，提醒汉安帝说：“皇上您整天在外面，杨震留守洛阳，可是掌握着兵权呢！”就这一句话，导致了杨震此后的悲剧命运：公元124年，远在南方巡游的汉安帝下旨免去杨震的太尉职务，随后杨震一家人被强行押入囚车，由军队押送回老家监禁。在走到临近家乡的陕西华阴几阳亭的时候，万念俱灰的杨震不忍家乡父老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含泪为随行的两个儿子留下遗言说：“奸臣祸国殃民，我却无能为力；妖女**宫廷，我却不能阻止，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日月。我死以后，用杂木做棺材，用被单蒙住我的头，盖住我的身体，不要埋在家族的祖坟，不要祭祀。”之后饮毒酒而死，享年七十多岁。
死讯传来后，汉安帝下令杨震的棺木不许下葬，就地看押，让它在夕阳亭外饱受日晒雨淋。杨震的两个儿子被发配充军，受尽折磨。一年多后，汉安帝过世，即位的汉顺帝刘保为杨震平反，遗弃在夕阳亭的杨震棺木才得以在潼关厚葬。《后汉书》说，杨震棺木下葬之日，有一只大鸟从天而降，在杨震灵前俯仰悲鸣，血洒满地。之后，人们就塑一石鸟守护于碑前。此后，杨震家族英杰辈出，四百多年后更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帝王——隋文帝杨坚。
徐稚
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轮流坐庄的局面引发了清流士大夫的愤慨，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场政治斗争。而这些清流士大夫之间的友谊，也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美谈，比较典型的就是徐稚与陈蕃。丰城名士徐稚自青年起，就以见识高远、学问渊博著称。时任豫章太守的陈蕃非常钦佩他的才学，经常邀请他来府邸畅谈，徐稚每次来的时候，陈蕃都专门为他设立专座，两人纵论古今，时常谈到深夜。徐稚走后，陈蕃就会命人把徐稚的专座高悬起来，美其名曰“悬榻”，以表达礼敬爱贤之意。这则典故也成了初唐文学家王勃名篇《滕王阁序》中的经典段落：“人杰地灵，徐孺（徐稚）下陈蕃之榻。”
徐稚（公元97年—公元168年），字孺子，东汉名士，经学家。屡次拒绝出仕，世称“南州高士”。
徐稚之所以被看作名士，除了他的学问外，还因他的人品。在人际交往之中，他始终恪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曾经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太尉黄琼过世时，徐稚自己带着干粮，走烂了数双鞋，徒步到达黄琼的家乡江夏，在当地郊外痛哭一场后返回，却不让事主知道。另一位与徐稚交好的名士郭泰母亲病故，郭家吊客云集。徐稚到来后，只是将一把青草放在郭母的坟头，未等郭泰前来相见，就一言不发地离去了。闻听此事的郭泰也大为感慨，对朋友说：“我常听《春秋》里讲，送逝者一束青草，就等于把逝者看作美玉一样的人物。我何德何能，能担当得起徐稚这么隆重的赞誉啊！”
徐稚的才能更在于眼光。无论是陈蕃还是郭泰，都多次向当时在位的汉桓帝举荐他，汉桓帝还曾经派遣隆重的车马前来，以盛大的仪式邀请徐稚做官，却全被徐稚拒绝。终其一生，他只是在家中推广学问，甘于清贫。而对于东汉帝国此后的走向，他的看法却比别人清醒得多。他曾经在与郭泰纵论时事时对郭泰说：“您的才华就像一根绳子，可如今的国家，就像是一座腐烂的建筑，仅凭您一个人的力量又能挽救得了什么呢？”在徐稚的劝说下，郭泰回家闭门谢客，以教书为生。就在郭泰回家仅一年后，东汉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大批清流文士被捕，郭泰却因抽身较早得以幸免。
郭泰
与徐稚交好的郭泰，曾经也是一个著名的“愤青”。他出身贫苦，从小受尽饥寒。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求爷爷告奶奶，才为他在县衙找了一份差事。郭泰却放弃了这个成为“公务员”的机会，反投奔在大儒屈伯彦门下，做了一名穷学生。经过三年苦学，他成为当时著名的青年儒生。后来他游学京城，在屈伯彦好友，彼时名臣李膺、杜密等人的力捧下，很快名满京城。有了名气的他，同样以淡泊名利著称，不但多次拒绝东汉政府的邀请，相反还游学太学，参加当时清流士大夫举行的清议，多次在演说中抨击宦官乱政，甚至把外戚宦官的丑事编成民谣，四处散布传唱。当时越是位高权重的名臣做了错事，他就越编歌谣骂得厉害，以至于到后来，那些高官们竟然不敢去太学，生怕会挨骂。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郭泰虽然得免，但他的许多好友都在这场浩劫中殉难。悲愤万分的郭泰疾病交加，于公元169年去世。在他去世后的碑文上，当时的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这样一番评价：“我为很多人写过墓志铭，大多数都是出于礼节和客套进行虚伪的称赞。唯独郭泰，是我由衷敬佩的人，为他写下多么华丽的称赞，我都毫无愧色。”说这番话的人，是东汉末期另一位文化名人——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
李固
从公元145年汉质帝登基，至公元159年汉桓帝亲政，这十四年是东汉最后一段外戚专权时期——大将军梁冀专权时期。这十四年里，梁冀权势滔天，三代皇帝都是由他一手扶持，文武百官更在他的**威下缄口不言。唯一一位敢对他说“不”的人，就是大司农李固。
早在汉顺帝健在时，身为议郎的李固就曾上奏要求限制外戚权力，防止梁家外戚夺权，反遭梁冀陷害罢官回家。晚年的汉顺帝也深感外戚势力日益膨胀，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也曾再度召回李固等文臣，并升李固为大司农，意图限制外戚力量。可一切已经太晚，李固升迁后没多久，汉顺帝就英年早逝。随后梁冀扶持的汉冲帝仅在位不到一年也病逝。这之后，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梁冀与李固曾展开一场争斗。李固曾经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未承想，当年和李固一起接受汉顺帝重托的文臣如司空胡广等人，却在梁冀的威逼下改弦更张，纷纷附和梁冀。孤立无援的李固，也在这场争斗中失败。
汉质帝登基后，因深感梁冀专权，与之矛盾渐深，最终被梁冀派人在食物里下毒杀害。当时汉质帝在确信自己中毒后，第一件事就是召李固觐见，面对李固，汉质帝只说出“我吃了饼，肚子有些疼”，就溘然去世了。目睹了汉质帝死亡的李固，抱着汉质帝的尸体号啕大哭，并联合众臣追查真相。然而他的同僚们却再次背叛了他，不但汉质帝之死不了了之，李固本人也遭梁冀嫉恨。即便如此，刚直的李固却依然天真，他甚至在事后还向梁冀写了一封信，希望梁冀能够匡扶朝局，做汉室的忠臣。然而这封信只带来一个后果——逼梁冀快点杀他。
公元147年十一月，李固以谋反罪被逮捕入狱。在他入狱后，那些当初曾背叛他的同僚们也有多人竭力营救他，有数十名官员主动戴上枷锁，到牢狱外为李固静坐鸣冤。他巨大的威信，也再次震动了梁冀——如此人物非杀不可。结果，李固虽然在舆论的压力下一度得到释放，但回家没两天，又被重新投入监狱，最终被含冤处死。
李固（公元94年—公元147年），字子坚，东汉大臣，司徒李郃之子。少好学，与江夏黄琼等并知名于时。历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政称天下第一，官至太尉。遭梁冀忌恨，后遭梁冀诬告被杀害。
李固在与梁冀的斗争中，一度倚重的最主要的盟友是大司徒胡广。这位胡广也是东汉官场的一位奇人，他历仕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汉灵帝六代帝王，几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得以保全，高官厚禄终身。此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见风使舵，汉顺帝在位时，他眼见梁家外戚专权，就很知趣地辞官回家，直到汉顺帝晚期，才和李固一起再次得到汉顺帝重用。汉顺帝死后，李固与梁冀争斗。胡广起初和李固一道反对梁冀专权，后眼见梁冀势大，又很识趣地缄口不言。李固死后，他也因此得到好处，接任了李固当时担任的太尉职务。汉桓帝即位后，与梁冀之间矛盾日深，在看不清政治动向之时，胡广又一次选择了退休，直到汉桓帝诛杀梁冀后，再次得到起用。之后的汉桓帝和汉灵帝两朝，在宦官专权、国家日衰的局面下，他通常的把戏，也都是遇事不好立刻躲，两场株连文官甚广的“党锢之祸”，他也都平安躲过。如此八面玲珑，在当时也得了个评价：天下中庸唯胡公（胡广）。
两次“党锢之祸”的较量
从汉桓帝亲政开始，东汉由外戚专权转入了另一个政治常态——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争斗，成为此时东汉高层政治争斗的主要内容。这场争斗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两次“党锢之祸”。而“党锢之祸”的爆发，却起于一场看似平常的治安案件：公元166年，东汉天灾不断，汉桓帝欲大赦天下来避祸。消息传出后，诸多宦官的亲信们趁机肆意妄为，企图借大赦来脱罪。然而士大夫阶层的报复也开始了：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在东海犯法，被东海相黄浮羁押。宦官张成的儿子张泛也在河南犯法，被河南尹李膺逮捕。之后，这俩倒霉蛋并没有因为大赦而逃过惩罚，相反，黄浮与李膺更是在大赦令下后，依然将二人处死。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事情发生后，士大夫阶层的领袖太尉陈蕃火速上书汉桓帝，要求汉桓帝宽恕涉案官员，并以前朝诸多宠信宦官而亡国的例子，苦劝汉桓帝疏远宦官。但事与愿违，宦官张成等人只用了一句话就说服了汉桓帝：“这些士大夫们在民间四处收徒，遍布党羽，更加相互呼应，诽谤朝政。”这些所谓的“党羽”，便是“党人”。结果汉桓帝果然大怒，下诏逮捕党人。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之后，汉桓帝索性绕过正常行政程序，直接由宦官执行命令，逮捕涉案文官。牵涉此事的李膺、陈寔、范滂等大臣不等宦官动手，就自己慨然走进监狱，并受尽酷刑。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了。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东汉的官员们展现出了士大夫高贵的气节。所有涉入案件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人逃脱保命，更没有一个人苟且偷生，甚至有许多本与此事无关的官员在逮捕令发布后故意投案自首，自称自己就是党人。度辽将军皇甫勋在逮捕名单公布后，竟然以自己不是党人为耻，主动向汉桓帝上书说：“我也是一个党人，求陛下您快点把我逮捕吧！”闹得汉桓帝本人也哭笑不得。负责拷打涉案官员的宦官王甫，在亲眼见识了士大夫们在酷刑下的宁死不屈后，也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主动上书向汉桓帝鸣冤。而东汉帝国的另一大势力外戚集团也从中施以援手，汉桓帝岳父窦武向汉桓帝上书，力陈官员无辜。
窦武（？—公元168年），字游平，东汉外戚、大臣，窦融玄孙。桓帝时，因长女被立为皇后，入朝为官。任职时，多方辟召名士，所得赏赐也都捐助给太学诸生，得到士大夫的拥护。后与陈蕃定计翦除宦官，因事机泄露，兵败自杀。
真正导致事情草草收场的，却是投案自首的李膺的巧妙应对。他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故意散布消息，说许多宦官的亲信也是自己的同党。眼看火烧到自己这里，宦官头目侯览等人这才慌了，于次年一月借口要大赦，请求汉桓帝了结此案。公元167年六月，汉桓帝改元永康，并下诏赦免“党人”，但所有的涉案官员们一律遣送回乡，终生不得录用。这些吃够牢狱之苦的官员，出狱后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欢迎。比如涉案官员范滂，在被押送回家的路上被沿途成百上千的群众围观，并向他赠送食物礼品。回乡之后，家里每天更是高朋满座，各地仰慕他的人不远万里前来拜访，着实成了政治明星。
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没多久，汉桓帝病故。之后，同情士大夫的外戚集团首领、汉灵帝的外公窦武成为大将军，文官集团首领陈蕃官升太傅，与窦武一起掌握大权，而宦官集团的首领则换成了拥立汉灵帝有功的曹节。本来陈蕃与窦武合谋，欲借助此时临朝的窦太后力量彻底清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却临阵犹豫，始终下不了决心。是年九月初七，窦武休假在家，而其要求驱逐宦官的奏章不慎被宦官盗走。得悉计划的曹节火速行动，抢先劫持走了汉灵帝与窦太后，并下令逮捕窦武与陈蕃。事件发生后，陈蕃愤然率领太学的八十多名学生持刀攻打皇宫承明门，与守备在此的宦官王甫发生激战。窦武也以大将军名义调动步兵营攻打皇城。双方相持不下时，曹节以皇帝名义下令，调抗匈名将张奂前来助战。误以为窦武叛乱的张奂随即介入，将窦武打得全军覆没。局势陡然转变，兵败的窦武愤然自杀，陈蕃被生擒并遭当场处决。随后宦官们再次大肆搜捕“党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涉案的李膺、范滂等人纷纷被处死。持续数年的大搜捕，有三百多人遭处死流放，另有七百多人遭关押，这场规模更加空前的浩劫，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与第一次“党锢之祸”一样，面对风云再起的搜捕，东汉士大夫们再次以高洁的品质相对。窦武的亲信议郎巴肃起初并未遭到逮捕，但他得知窦武身死后，主动到县衙投案自首。结果办理此案的县令和他抱头痛哭，甚至要扔下官印和他一起逃跑，被巴肃拒绝，不久后巴肃被害。陈蕃的好友朱震在事发后解救了陈蕃的儿子陈逸，随后他全家被捕，宦官们用尽酷刑，逼他说出陈蕃家小的下落，他却咬紧牙关不松口，最终全家遇难。名士范滂当时远在家乡，依然被宦官们遣人逮捕。负责逮捕他的督邮吴导，进了范滂家乡河南漯河就一路失声痛哭。漯河县令郭揖试图和范滂一道逃跑，也被范滂婉拒。视死如归的范滂临走前唯独牵挂的就是他的老母，然而范母却劝他说：“你这一去，可以同李膺这样的名士一道赴死，还有什么遗憾呢！”随后范滂慨然拜别母亲，英勇就义。
在这场大搜捕中，还演出了一个东汉版的“赵氏孤儿”故事：窦武的孙子窦辅在当时年仅两岁，被窦武的部下胡腾冒充为自己的儿子收养，躲过了宦官搜捕，之后由荆州牧刘表做主才回复本姓。此外，名士张俭遭宦官通缉，一度四处逃亡，遇到人家就前去投奔。尽管之前宦官们就有严令，敢收留党人的百姓一律灭门，但依然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因此遭灭门的就有十多家。
第二次“党锢之祸”结束后，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平定了窦武军队的名将张奂。事情结束后，明白真相的张奂悔恨不已，甚至拒绝了汉灵帝给他封侯的赏赐，一年之后，他主动上书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结果遭到曹节等宦官诬陷。事后，张奂主动到廷尉府投案，之后被押解回家，囚禁终生，东汉也因此失去了此时最能征善战的将军。
第二次“党锢之祸”偃旗息鼓后，还曾发生过一次余震：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奏，要求为党人平反，结果激怒汉灵帝，反而再次掀起大案，数百儒生遭株连关押。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在政权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汉灵帝终于下令赦免除被处死的李膺等首犯外的大多数党人。五年后汉灵帝死，军阀董卓入洛阳掌权，为收买人心，特意用盛大的仪式祭祀了在“党锢之祸”中殉难的士大夫们。这场东汉帝国末世的最大冤案至此才得以平反，而这时候的东汉帝国，也同样已是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