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腓特烈大帝的统治和成就，其实就是阐述他的原则、方法和工作。这位伟人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世纪，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思想、政治与社会环境，也无法感受他给那个时代留下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只能评价他有哪些局限。正如巴杰特说的那样，评价历史的困难不在于辨别一个方案的好坏，而在于找到这个方案要解决的问题。
就腓特烈大帝而言，他的性格、原则和行为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成功以及普鲁士在他统治下的发展，似乎都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取得非凡成就之后，他却没有选择继续拼搏，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在1740这个年份，我们看到的不是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的普鲁士，也不是参加耶拿战役的普鲁士，我们看到的是发起解放战争、建立关税同盟，创造出俾斯麦、毛奇、威廉一世和柏林大学的普鲁士。我们以为当时的普鲁士是依靠各种资源才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但其实普鲁士没有这些资源，甚至在腓特烈大帝死后也没有。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腓特烈大帝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卡莱尔在评价他的时候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腓特烈大帝不像克伦威尔，我们越是深入研究他，对他的敬意就越少，因为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些都是无法分析的因素。腓特烈大帝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孤高冷漠的性格，但这一切背后藏着他的痛苦和泪水。虽然他一辈子辛辛苦苦地履行着国王的职责，也给普鲁士王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他的个人世界一片荒芜。真正伟大的人不是改变周围的世界，而是改变他自己。虽然不能全部归咎于时代，但腓特烈大帝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暴力、欺诈、诡计、野心、权欲、无视道德准则这些能把人送进监狱或者送上绞刑架的东西，在国家行为和外交关系里却十分常见，它们都不是腓特烈大帝的发明，也不会随他的离开而消失。
腓特烈大帝最大的问题是他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君主政体，让整个欧洲都相信只要把事办成了就能消除道德上的污点。他还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说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成为国家的第一仆人，集中智慧研究治国之道，提倡效率就是一切，而道德只是阻碍。他这种目的决定手段的学说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怕的诡辩论，诡辩虽然灵活，但是十分危险。而在18世纪的政治界，腓特烈大帝就是一位诡辩大师。他根据普鲁士的情况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哲学，让普鲁士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统治者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在普鲁士却能变成国家荣耀。18世纪的统治者们被腓特烈大帝蒙蔽了双眼，不断赞美他的品质，但在这个不受他影响的世纪，我们会对这些品质提出质疑和批评，同时默认自己也有类似的缺陷。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了解民族主义原则、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所以很容易低估或者忘记开明专制主义的启示——毕竟腓特烈大帝就是一位开明专制的天才，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子。
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人们见多了不开明的专制主义者、骁勇善战的士兵、强大的管理者和成功的征服者，但他们眼中的腓特烈大帝，不仅可以理性地指挥军队，精通所有的外交技巧，还能自己掌控一个高效集权的官僚机构。腓特烈大帝确实给统治者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君主的义务决定了君主的权利；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为君主；作为国家的第一仆人，统治者必须是王国中效率最高的人。腓特烈大帝唤醒了欧洲，将它从法国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如果我们要谴责他对人性的解释失之偏颇，谴责他不能理解女性在文明中发挥的能力和承担的义务，他大可以用事实来回应：国家在顺从的臣民身上榨取的钱，没有一分用在了他自己身上；他四十六年来的汗水和辛劳，只换得普鲁士国王的微薄薪资——那些邪恶的女人、无能的贵族、寄生虫似的封建派，以及腐败害人的教会在他的国家概念中没有任何地位。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虽然有很多污点，但它不像法国那样玷污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法国最优秀的人才虽然了解腓特烈大帝的缺点，但仍然歌颂普鲁士国王意志坚定，称他为人类文明和人类精神的启明星。
在普鲁士的发展史上，腓特烈大帝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值得在首都柏林拥有一座雕像。国家军队、官僚机构、君主政体——通过这三者的结合，他成了普鲁士思想和行动的核心，也是普鲁士国家的中流砥柱。后来的几代人粉碎了腓特烈大帝创建的国家机器，重塑了腓特烈大帝创造的社会组织。在他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留下的遗产似乎都已不复存在，但在建设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留下的艰巨任务）的过程中，后来的统治者们都主动沿用了他对目的和手段的看法。他们按照腓特烈大帝的思想把国家军队、官僚机构、君主政体重新引入到普鲁士。对于建设普鲁士的人来说，腓特烈大帝说得很对：普鲁士最重要也是最富创造性的原则就是实现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它独立于其他考量，也高于其他考量。为国家服务是每一个普鲁士公民应尽的义务。每个人都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理想追求，无论它多么有价值。每个人都要为国家服务，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普鲁士和英国的国家观念天差地别，因为这两种观念都有各自的起源和权威，反映出两国对生活有着完全对立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