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四世基本上是一位典型的霍亨索伦家族男子，但在一个重要方面，他属于家族中的例外。我们首先讲一下他例外的方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是一位军人，他缺乏军人的外表，即使在年轻时，他也是一个走路蹒跚、做事拖沓、身体臃肿的人。除了军事方面才能欠缺，在其他方面他却具有足够的天赋。他才思敏捷，意志坚定，性格合群，引人注目。无论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头脑简单的愚夫，腓特烈·威廉四世都可以和他们谈笑风生。很多杰出人士，比如化学家本生、亚历山大·冯·洪堡，雕塑家劳赫以及历史学家兰克，等等，都承认腓特烈·威廉四世具有迷人的风度和令人无法抗拒的谈吐。他天赋非凡、多才多艺，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一位天才的画家，还是一位感觉敏锐的音乐家。
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治判断力却远远不能与他的聪明才智相提并论。他的政治判断前后矛盾，无法一以贯之，他所持的观点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剧烈地来回摇摆。从根本而言，他既不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的保守只局限在某些狭窄的领域，这些领域里他对自己所持的观点极其顽固，一门心思要为自己所谓的理想献身。他的信仰结合了新教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发自内心的虔诚笃信。他的宗教信条主要是君权神授，仍然局限于神灵感召的观念。正如冯·西贝尔所言：“对他来说，国王的冠冕周围似乎环绕着一层神秘的光辉。”怀着浪漫的想法，腓特烈·威廉四世坚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理念。他从来没能完全地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分离看待。那个王冠虽然是哈布斯堡家族窃取的，却戴了如此之久。腓特烈·威廉四世惧怕革命，也恐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但他绝不是一位暴君，他全心全意渴望为国民获取利益，他试图在赋予人民权利的同时，仍然可以维持王国的稳定和秩序。不过在他心里有一项最根本的原则：人民的权利必须被解读为是君主所赋予的，君主是所有权利的唯一来源，是所有国民利益的唯一赏赐者。如果要组建议会，议会的权威必须来自君主而不是人民。议会中的大臣们只不过是君主个人利益的代言人。
以上就是腓特烈·威廉四世所坚持的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普鲁士人民，还有全体德意志人民的政治命运。伴随着一系列“辞藻浮华的、语言上崇高伟大但政治上毫无意义的演说”，腓特烈·威廉四世开始了其具有个人特色的统治。当东普鲁士的土地领主们在哥尼斯堡向国王宣誓效忠时，他们满怀希望但不合时宜地提醒国王：国王的父亲当初曾经承诺会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腓特烈·威廉四世马上表明他无意为之，但他承诺会承认现有的和自己未来册封的地方土地领主。他允许土地领主们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会上可自由辩论，并就会议议程向他做出报告。他欢迎各种批评，并扩大了媒体自由，尽管他私下里非常讨厌这些东西。即位之后，腓特烈·威廉四世采取了一些看起来会扩大政治宽容的行动：他释放了一批在押的政治活动家，恢复了阿诺特在波恩大学的教授职位，任命达尔曼为大学校长，任命格林兄弟在柏林任职。但是对英国式的议会立宪法的要求，腓特烈·威廉四世却显示出坚定不移的一面。
不过，“立宪主义者们”在1842年还是取得了一点进展。为了赢得一项支持铁路发展的贷款，腓特烈·威廉四世从各地土地领主中召集代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但是代表们拒绝接受此项委任。他们声称：只有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必须以某种形式获得资金时，他们才支持国王的决定。此次事件显然已经超出八个地方议会的范畴，毕竟这些地方议会的利益和关切点各不相同。很明显，当下形势需要的是一个以某种形式组成的中央联合式议会。1847年2月，国王颁布了有关中央议会的决定。所有地方土地领主将在柏林召开大会。该会议被称为联合议会或国民大会。议会分为两院：一个议院由诸侯和土地领主组成——类似于英国的上议院；另一个议院成员则是由低级贵族、市民和农民组成。议员代表各地区的诉求，可以对国王的行政措施提出建议。议员负责批准新的税收类别和贷款项目，在立法上具有审议权但无提案权。国民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八位成员组成，每年就财政事务召开例会。除此之外，会议的召集受到国王的绝对控制。
即使做了这些规定，威廉亲王（国王的弟弟，王位的假定继承人）仍然强烈反对建立议会。虽然亲王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勉强同意了，但是他满怀担忧地警告道：“随着法令的宣布，旧的普鲁士已经寿终正寝，一个新的普鲁士将会出现。希望新的国家能像曾经的普鲁士一样，变得伟大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