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集资金比登天还难
《马关条约》除了割地之多、赔款之巨让人震惊外，还有一条甚至比割地赔款对中国的危害还大。该条约规定，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机设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
从表面上看，这是通商口岸向日本人开放，实际上，列强各国通过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利益均沾的条款，都可以让中国从此成为藩篱尽撤的裸国。再看一眼大清的现实状况，“外洋之工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我国”，无论从资本雄厚的程度、技术先进的程度，大清都不是能跟外洋各国在一个级别上PK的对手。这一条款的恶劣程度，如果对一个人来说，就叫“剥肤之痛”。把活人的人皮活活剥掉，那个人该有多么痛苦。
1895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张謇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陈述了一个设想：发展工业、富民强国。
这年夏天，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张謇又向他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自己想实业救国。说白了，就是发展工业、富民强国，从我张謇做起。张之洞听了，十分赞赏他的这个“从我做起”的想法。
为什么张謇的想法从先前的军事救国变成经济救国了呢？或者说，为什么张謇从当初反李鸿章，现在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支持者、追随者呢？其实，人的思想转变，有时非常简单，有时又十分复杂。张謇发生这一重大转变，当然不是因为他父亲去世，至于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先前有过做生意的经历，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促使他要下海经商，这个复杂无比的难题，可能要留给读者们去细细探究了。
这一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张之洞出面，委派张謇创办通州实业公司，他的工作职责是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本来多少有些商业头脑的张謇，这次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具体来说，就是着手创办一家纱厂。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原因只有一个——通海一带是“亚洲产棉胜处”。
这一工作迅速开始落实，纱厂的名字不久就取好了：大生，取意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张謇发现，这绝不像文化人取名字那样简单，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其艰难曲折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1895年的冬天，张謇开始着手办厂的第一项工作——募集资金。办厂的第一件事是要有钱，大量的钱。既然张謇的大生纱厂定性为商办，那么清政府就不会出钱，而张謇本人除了那个状元的光环，口袋里实际上是瘪瘪的，啥也没有，可以说是穷光蛋一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祖上没有给他留下钱财，他还算不上是富二代，也没有当什么大官，只是在天子脚下转了一圈，除了一点可怜的工资，啥收入都没有。
手里没有钱，清朝官府又不拨款，该如何办？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向有钱人集资。
到1896年的冬天，经过长达一年的劝说，既有清朝官府出面劝导，又有董事们四处奔走游说之后，张謇发现了一个事实：天底下到处都是拥有良田数万亩的大地主，然而这些人却全部采取同一个动作——推托。
为什么有钱的人捂着钱袋子不愿意出钱呢？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摆着能赚钱的项目吗？其实，天底下所有的有钱人都是精明人，不精明的人也成不了有钱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摆在精明无比的财主们面前：张謇虽然是状元，但他以前没有办过纱厂，可能只是个书呆子。差不多所有的富人都紧紧捂住自己的钱袋子，然后用一种眼光盯着他，这道眼光叫不信任。
没有人愿意入股，即使有勉强入股的也不肯多出银子，比如有的人出了37两白银，已经算是给他张謇天大的面子。“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张謇身陷募集资金的难题里，他应该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当时他发出深深的感叹：“通州风气未开，见闻固陋。”
在通州集资入股的活动，就这样在忙乎一年之后宣告失败。张謇飞快转动脑筋，终于想到了第二个办法。既然咱们通州家乡的风气未开，那到风气开放的上海去集资不就行了吗？犹太人不是有句话：穷人堆里是赚不到钱的，只有在有钱人的人堆里才能赚到钱。这个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令张謇很兴奋，他来到上海，一待就是几个月。
表面看来，这项工作在上海有了很大进展，因为在这里他最后找到了六位有钱人来当厂子的董事：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樊时勋。
经过商量、策划之后，六位董事集体通过了让人心动的集资方案：沪董三人（郭茂芝、樊时勋、潘鹤琴）负责在沪筹集资金40万两，通董三人（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负责在通州等地筹集资金20万两。
为了让董事们对“通州办厂”这个项目充满信心，从而更有力地说服潜在的股东，张謇特地一一邀请他们来通州实地考察，重点推介通州离通扬运河、长江港口很近，交通很方便。张謇的游说，至少让这六人发出同样的赞叹：这里一定是、必定是，也的确是办厂的风水宝地。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1896），在六位有钱有势有身份的董事们奔走相告去通州办纱厂一定能赚钱的时候，一个恐怖的景象在所有人的面前突然出现——纺织行业出现了全行业塌市，上海的码头、货栈里，积压的外国纺织品堆得像山头那么高。面对塌市难题，洋商们全部采取同一个动作：降价销售。这些动作的结果是另一番更加恐怖的现象发生：大清的民营纱厂因为资金困难，扛不住这番折腾，纷纷倒闭。
沪董们个个都是精明无比的商人，之所以拥护张謇，目的只有一个——利用张謇来赚钱。没有什么振兴民族工业、企业救国之类的思想境界，现在一看势头不对，立即行动起来，将原来商定集资40万两大幅度缩水，一缩为25万两，再缩至16万两，连原来计划的一半都不到。要只是数字上缩缩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集资这件事被慢慢拖着，一拖就是三年。三年之后，结果出来：张謇没有收到他们一文钱的集资款。
通州董事们的集资情况也不见得比沪董好到哪里去。
现在，张謇睡不着觉的时间到了。用他自己日记里的话说，就是“彻夜不寐，绕屋而走”。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纱厂商办”的想法到此宣告彻底失败。三年的工作完全白费，所有磨破的嘴皮子打了水漂。天哪，如果这三年去打工，还能赚上不少钱吧。而他这三年的收入是零。
事业人跟打工人不一样。如果张謇是打工人，肯定立马去上海或北京打工去了，而事业人是有事业心的，也叫身无分文却心怀天下。就在别人看来张謇这样玩下去一定会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张謇再一次努力地想，拼命地想，似乎又想到了另一条可能通向成功的路子。
三位“资本家”大忽悠
张之洞、刘坤一是曾经的清流派，现在已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张謇想出来的新办法是向这两位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求助。求助很快就有了结果，张、刘两人嘴上答应支持张謇。接着，两人又拿出实际行动：用手上一批原价70万两的纱锭，现作价50万两，作为官本入股。
当然，有一个秘密他们俩没有告诉张謇。
早在1893年，张之洞就打算在武汉办纱厂，当时向英国商人购买了四万八百枚纱锭。这些纱锭到上海时，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张之洞手头的资金短缺，办厂的事只好不了了之。在这样的艰难情形之下，只好委屈那些纱锭，全都放在了杨浦码头，任由风吹雨淋。张之洞一直想找人来领办纱厂，俗称“背黑锅”，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现在张謇居然找上门来，提出希望清朝官府支持办厂的要求，这简直是让张之洞要笑出声来。那好，这些锈蚀的纱锭我就作价卖给你。
当然，黑锅不能这样由张之洞自己直接扣在张謇的背上。他张之洞是有面子的人，要装作对锈蚀之类的事一无所知，那就得绕个弯子，想办法把张謇给绕进去。第一步，先把合同签了，用50万两的官股把张謇捆住，等张謇发现真相时，一切都已来不及。毕竟，合同那是白纸黑字的法律依据。于是，在张之洞的安排下，1896年11月，由江督刘坤一指使，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委员桂嵩庆出面与张謇签约。
当三个人合起伙来玩一个人的时候，就算是状元级的头脑，也玩不过他们。
张謇打破头也没有想到，他这次居然是当了一回废品回收站站长，他还兴冲冲地以为自己这个“状元”一出面，由志同道合者一帮助，就空手套白狼弄到50万两的官股呢。于是，他立即动手做了第二件事，就是拿着这份合同，兴冲冲地找到三位沪董。张謇心中盘算着，自己单枪匹马，一出手就集资到50万两的官股，你们仨先前那40万两的承诺，这下子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在张謇理想化的想法里，有了设备，有了流动资金，这办厂子的理想不就很快要实现了吗？
当他把这份官股合同拿出来给三位沪董看时，三位沪董立即说出了一句让张謇彻底傻眼的话：立即全部退出。原因就是三位沪董坚持不同意官商合办的方式，当着张謇的面，他们仨反复强调：我们商人再怎么玩，也玩不过他们那些当官的人。三人举出的案例非常简单却非常刺眼：看看那些官商合办的企业，不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吗？一旦拿到我们商人的血汗钱，当官的为了中饱私囊，啥事儿干不出来？
这下真是彻底没办法了。不过，张謇这人的脑子转得快，他没有立即泄气，他的头脑里还有一个观念，叫“找对人，办对事”。他没有跟那三位董事级的人物过多理论，而是另外找来两个人：一位是桂嵩庆，也就是跟他签约的那一位；另一位是上海的通商督办盛宣怀。这两人一听他的要求，一口答应帮他另筹流动资本。张謇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此真挽救之一大关键也”。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人使出的是同样的一招，叫“画饼充饥”。
有了这两位大神那响亮无比的应答声音，1897年12月，大生纱厂终于在鞭炮声中破土动工。基建的材料、人工费都等着要钱，运输物料也等着要运输费，这些材料费、人工费、运输费，都不是小笔的钱，天哪，这钱要到哪里去找？张謇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桂、盛两人承诺的那份支持。最后，张謇发现，这两人是在忽悠他，从头到尾，他们根本就不兑现他们说过的话，没有拿来一文钱。
张謇的脑子似乎有些转不动了，因为他接下来没有想出什么像样的办法。对他来说，唯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到上海去集资。这时的张謇，连自己来往上海的路费都快要掏不出来了。山穷水尽，这是一个最让生意人讨厌的词，然而这个词就这样缠住了张謇。不过，作为读过书的人，他还有最后一条生存的小路——用笔画画，用卖画所得的那点可怜的钱凑些去上海的路费。也是因为张謇的状元身份，所以他的画还是很值钱的。
又一年的宝贵时间就这样在煎熬中过去了，到1898年末的时候，用那些七拼八凑又挪又借弄来的钱，大生纱厂的厂房终于建成了。下一个项目是装机，张謇这时才发现另一个比资金更头痛的问题：官股中的四万钞锭，经过长期风吹雨淋，很多已经是锈烂的废品。张謇不是傻子，他立即找到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对方补齐那锈烂的部分。刘坤一答应他“支持，一定支持”，然而实际情况是刘坤一手上根本就无钱可支，哪里来的补购？
除了继续跑有钱人家弄资金，张謇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他只好继续筹款，想办法来补齐那些机器配件，并且开始着手做收购棉花的工作。
收购原材料也要钱，这钱该从哪里弄呢？想来想去，张謇又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
官府救命钱成害命药
张謇的第一步棋是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辞职，你们委派给我的那个通州实业公司我干不了，我辞职总行吧；第二步棋是向刘坤一表示，如果纱厂真到了走投无路这一步，我也就只好转手，把这个厂子转让给日本人，一句话，这厂子是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机子也装好了，给不给点流动资金你们看着办吧；第三步，张謇向刘坤一提出一个建议：你可以运用一下你手中的权力，叫通州地方政府调拨8万两，暂时资助大生纱厂渡过难关。
这就像走象棋一样，前面的两步棋是将了刘坤一一军，后面的一步棋是给对手一点提示。差不多也是为了死中求活，接下来该是刘坤一出招。刘坤一出了一招——将计就计。
刘坤一的第一招是叫通州知州汪树堂给张謇拨款，然后放出风说拨出的这笔款是给通州秀才和举人参加乡试的津费补贴。这叫什么招？这就是传说中的故意刁难术。
这一招迅速起了作用，当秀才们听到这个被故意放出来的风声后，300名秀才联名递文，一个劲儿地指责张謇。张謇十分被动，开始为自己的那个建议而后悔。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汪树堂又使出一招，以“为张謇的纱厂集资”为由向民间集资，而且动用差役明火执仗地向民间逼索。汪树堂的这一招闹得民怨鼎沸，谣言四起，社会舆论一齐对准张謇。张謇一看这个局面，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张謇赶紧请求汪树堂：你不要再以我的名义弄什么集资了，你的那些款我都不要了，行不？经过这么一捣鼓，汪树堂的目的达到：把张謇拨借公款的要求，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泡影。
如何才能保住纱厂？现在这已经是摆在张謇面前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路已经走到这一步，张謇现在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饮鸩止渴、挖肉补疮。具体来说，张謇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已经购进的价值8万两的棉花运到上海变卖。张謇发现，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卖棉花到手的那点可怜的现钱，很快就变得无影无踪。
再接下来，纱厂开机，机器轰鸣，资金就更加紧张了。到了这个节点上，张謇明显感到，这副担子，自己的肩膀无论如何是扛不住了，他再一次向刘坤一发出请求：另外派人接办。刘坤一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硬扛的张謇又想出另一个办法——招租，将厂房、机器都租出去，自己只当是个物业公司，收点租金。
得到消息的上海商界巨子严信厚派人来跟张謇洽谈。然而，严信厚提出来的租用条件，张謇实在无法接受。住在上海搞招租的两个月里，张謇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急火攻心，张謇的嘴上起满了水泡。到最后，旅费也成了问题。实在没办法，张謇只得再次求助于自己的两只手——卖画卖字。幸好他有个状元的身份，他的字画成了抢手货，而且都很值钱。
就在他欲哭无泪的当儿，他的助手沈敬夫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在厂子里，恐怖的情况正在发生：本来厂子的生存是靠收购棉花来纺纱，用卖纱的钱再来收购棉花，更续自转。然而眼下由于没有资金收购棉花，将不得不停车闭厂，以还股东。
这封信让张謇感觉一下子跌进了深渊，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厂子要倒闭清算，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股东都将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
就在张謇走到人生、事业最低谷的时候，棉花市场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反转。1899年5月，江南正是梅雨天气，市场上纱价突然上涨，张謇纱厂里那些已经纺出来的纱，一下子卖上了好价钱。到这年年底，纱厂的账面已经获得纯利3.8万两白银。
真是峰回路转。坚持就是胜利，原来这句话，在市场上是这么写成的。第二年，纱厂获利12万两，纱厂的收益已经能保证纱厂的正常运营。到1903年，大生纱厂的纱锭和资金，比起开厂之初，分别增加了100%和238%。1907年，大生纱厂着手开办第二纱厂，投资83万两，纱厂步入辉煌时期。看来，人要发财，事业要顺利，市场是否给力实在是很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1899年5月大清的棉花市场会突然火爆，随后大清市场继续走暖？这个问题后文有详细叙述，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人物急着出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讲。唉，这个多事之秋，各种人物总是拼了命往台上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