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组团玩“政治”
现在，我们必须用广角镜头来看一看整个国家此时的情况。因为一起重大事件，把一些一天到晚忙着读书的人，忙着做生意赚钱的人，也纷纷弄到政治的舞台上来。
哲学老师说，出现矛盾的原因，不会只有一个方面，常常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件事情的起因也的确有两大原因：一是大清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大清战败。你也可以称这为外因。二是热血的大清人与冷血的大清人之间的矛盾，双方为了战败之后的《马关条约》在较劲。用历史老师的话说，这个时候，民族危机在不断加深，救亡图存已经成为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愿。士大夫称谓，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白领阶层，主要组成人员是大清开明的知识分子。
这件事的导火线是一位举人，这位大侠式的举人此时已经是大名鼎鼎，此人名叫康有为。他用各种手段，居然弄到了1300多名举人的签名册，搞了一个“联名上书”的举动，极为大胆地提出一整套叫作“维新变法”的主张。
应该说，此时的康大侠是一位不要命的人。在大清的天下，在万恶的旧社会，躲在墙角说说“变法”或许没有人来找你的麻烦，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地说“变法”，那就是玩命的游戏。变法是什么意思，在大清极端守旧的最高层的一些人看来，这就是变天的代名词。而这些极端守旧的人物形成顽固派这样的政治集团，他们手握着大清的最高统治权。
康有为当然不是真的不要命，实际上，他之所以联合这么多举人来搞这件事，也有自己的考量。古代有个词叫法不责众，一个人在大街上喊“我要变法”肯定会被杀头，而让1300多人一起喊“我们要变法”就有可能不会被杀头，何况这些人还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举人，类似于当代在校的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当然，作为这1300多人的头儿，还是有可能被杀头的，这就要看他的玩法和他的手段。
不管如何，康有为弄这个联名上书的招数，不仅脖子上的脑袋安然无恙，而且还让他自己弄出了名气，成为那个时期热血人群的时尚偶像，他的身边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人。那个时候，大清的朝野上下一时之间掀起一股叫作“维新变法”的声浪。
这位康大侠似乎不想搅动这一股浪潮之后就回家睡觉，他还有更大的理想——又是一个身无分文却心怀天下的人。1895年7月，他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从自己的支持者那里四处筹钱。筹钱干吗用呢？他不是用来买北京的房产，而是有一个让很多人震惊的想法，他想办一份报纸，报纸的名字他早就想好了，就叫作《中外纪闻》。是的，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的创意，看上去完全是直白的名字，然而却是一个可以打擦边球的名字，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也没有“变法”“变天”“维新”这样的字眼。从字面上看，这报纸就是谈谈中国与外国的新闻时事而已，纪闻，你可以理解为纪实性质的新闻大事。
8月，作为这份报纸的发起人，康有为找到了一些投资人，也搞到了不少的订单和客户，一个报社就这样从无到有地让康大侠搞起来了。办报纸的做法让康有为找到了很好的感觉，现在，他越做越起劲，觉得现在这样还不过瘾，做着做着，他又想做更大的事情。现在，他整天想的问题是如何让报纸的读者越来越多？如何让报纸的销量越来越大？他想出来的办法是制造声势，用专业术语讲，就是造势。
如果这份报纸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都想看一眼，那么，这份报纸还愁销量吗？还愁没有更多的人来投资吗？有了钱，还愁找不到更好的写手吗？有给力的写手，还愁写不出最畅销的文章吗？
康有为不是为赚钱而办报的，是为了实现他伟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这一切的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大，做得天下皆知。该如何办呢？办法很快就被他策划出来。
这种新的做法是成立学会，每天他都要安排一个聊天主题，什么“从国民而起”“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奋国民之精神”，如此等等，只要能刺激人的，只要能振奋人心的，都弄来聊。
自从有这些新的做法，报社里约请的写手们就有了更多、更刺激的素材。你们就坐在那里聊天吧，我们就把你们聊的话题变成文章，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低调地说，是为了卖出大价钱，拔高了说，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政治理想和伟大抱负。
创办《强学报》
张謇的精神里面本来就有不少政治因素，现在虽然天天忙着做生意、管理企业，那份关于政治的**和冲动虽然一直压抑着，却每天都在他的心头唱歌。现在，天天看着那份叫《中外纪闻》的报纸，天天看着那些热火朝天的报道，他也开始天天跑到强学会去聊天。一来二去，他成了强学会的“群管理员”。后来，张謇觉得做管理员不过瘾，他打算自己新建一个聊天群。
当然，张謇不能在北京建群，那里是康群主的天下，不能跟他抢地盘。那就到上海吧，上海人多，再说，这里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比北京更加开放，毕竟这里的洋人多，而且离自己的家乡也近，自己去打理企业也更近，一来二去，方便着呢。这样一来，说不定还能为自己弄到数不清的支持者，而且，上海这里还有更加新鲜的聊天话题。
上海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新建一个聊天群是要花大钱的，总不能让大伙儿到大街上去聊天吧，那样容易影响交通，再说，下雨下雪天怎么办？所以，必须得花钱租房子。当然，要租就租繁华地段的房子来聊天，这样参加聊天的人才会多，聊天人员的素质才能更高。当然，这些黄金地段的房子的租金那也是贵死人的。不过没关系，现在的张謇不比往日，背后有大企业撑着，腰包里有的是钱，租个房子做聊天室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只是聊天，那还是不过瘾。
张謇越想越兴奋。他想借强学会已经形成的声势，办一份报纸叫《强学报》。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叫风险，也叫玩命，如果能拉一群人来一起做，那就是玩技术，或者叫技术级玩家。真是想啥来啥，一个高大人物的形象立即在张謇的脑海里浮现。
1895年11月，在张謇的游说下，张之洞被拉来为他撑势。
随后，张謇立即开始着手做两大工作，在南方的上海创办自己的聊天群——上海强学会，办起了自己的报纸——《强学报》。
想个罪名你以为容易吗？
就在这些热血人群在北京、上海玩得全身是劲、浑身燥热难耐的时候，一群冷血人受不了了。京城、上海办学会、办报社、出报纸的信息一波接一波地传到慈禧耳朵里。一直以来，言官们拿着望远镜、放大镜到处找黑材料，现在大家突然发现，这些材料用不着使劲找，不就摆在那里吗？什么叫变法，什么叫维新，什么叫强学，不就是变天的另一个说法吗？不就是要推翻大清朝廷吗？
这么一对应，言官们自己也吓得不轻。当大家清醒过来时，立刻拿起笔，向不知深浅玩政治的康有为、张謇开火。一句话，“强学会”这些热血人的所作所为，让朝中的顽固派突然产生了一种大祸临头的强烈感觉，尤其是皇太后慈禧，当她看了言官们的奏章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人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闹得沸反盈天，实在太可恶。
“好好的日子不过，硬是要跟我们头头儿过不去。这变法也是你们这群嘴上无毛的年轻人想变就能变的吗？”到年底的时候，言官们终于把这些人的罪名想好了——“植党营私”。谁要是摊上这么一个罪名，不死也要脱一身皮。啥是植党？就是把很多相干或不相干的人弄到一块，为了某个目的做某些事，特别是政治上的事。啥是营私？不说别的，你们这些人弄什么学会，什么报纸，那不是赚钱的买卖吗？不是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吗？这个屎盆子往你们头上一扣，你们还是唱一曲“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吧。
于是，朝廷以“植党营私”的罪名，立即在北京城里把学会、报馆给查封了。
京城那边传出查报馆封学会的消息后，上海这边身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很快就听到了风声。那年头出门做事得站队，还得站对位置，一旦站错了队，在朝廷里当再大的官都有可能说没就没了，甚至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为了给自己迅速洗去那些沾染过来的强学会、《强学报》的色彩，张之洞立即动手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请求上海的强学会给自己除名，把自己的会籍什么的快快除掉，越快越好。
第二件事是立即停止向强学会、《强学报》输血，不再投资，资助也停止。
到了年末，大家都忙着回家过年的时候，全国各地所有的学会、报刊全都停下来了。好了，清爽了，大家可以安心过一个平静的春节了。
你躲猫猫？我安钉子！
1896年的春节就这样来了。中国人过大年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是凑在一起，而这些平时走南闯北的人，要是凑在一起的话，往往会有更多的谈资。“看来，世界末日要来，天要变。”当然，这些话只能小声地说说，除非有人不想过年。事实证明，大家都在祈求过一个平安欢乐年，没有人想跟过年这样幸福快乐的事过不去。
1896年春节过后，城市里又开始出现新的打工潮。在大清的城市里，跟我们今天北上广一样，这些城市再一次聚集了数不清的打工人。在这些人群中，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晃动，这个人也是一个大侠级的人物。他的身影一晃，后边就有一群人跟着晃，因为这人有一种特异功能，他的那支笔甚是了得，你也可以叫他超一流写手。他的文章，影响力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是热血人群崇拜的真正偶像级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很多读者也都知道，梁启超是也。
梁启超来到大上海是受到一群大腕级人物的特别邀请。
去年上海强学会里翻江倒海的一些人物，今年想出了新的做法。朝廷不是说办学会搞群聊是“植党营私”吗？那好，我不搞群聊，我只办报纸行不？办报纸不会是植党吧？
于是，这些人改头换面，跟朝廷里的一群人玩起类似躲猫猫的“游戏”，至少，在言官们还没有发现目标、找到罪名之前，还是可以兴奋地玩上一阵子的。
这些人创办的报纸叫《时务报》。《强学报》太刺眼，已经被上面给封了，同时也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个名字不太吉利，咱现在叫《时务报》，完全是新闻类报纸，报道报道时事新闻，如此而已。当然，你也可能想到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过，你要怎么想那是你的事，你来买我的报纸，来看我的报纸，让我们这些办报的投资人赚到钱，那我就要谢谢你。
《时务报》的主笔是梁启超，他从踏进报馆大门的那一刻起，脑子里就转着一个问题：如何写出有吸引力的文章？
一个清晰的想法逐渐在他的脑海里形成：想写出有吸引力的文章，最好是揭露当代社会的弊端。用我的笔，往社会上的痛处戳，这样的文章才有强大的吸引力、震撼力。这个社会有许多地方在流脓，我的这支笔就是一把手术刀，要把那些流脓的地方剖开。这个社会有许多的阴暗面，我的这支笔就是一把锄头，把社会的阴暗面挖出来，放在读者的眼皮子底下暴晒。但我只有一双眼睛、一个大脑，一个人单枪匹马，无论如何无法完成那样一个伟大的工程。我要找几个助手，组建一个团队，明确这个团队的任务：寻找大清社会破皮烂肉的地方，研究社会窟窿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设计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规划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
说干就干。在梁启超的带领下，《时务报》的每一期报纸，都如一个重磅炸弹，投向社**暗面的深水区。每一期报纸，都会载着一两个社会问题飞向读者。每一个主题从社会现象入手，揭开社会弊端，分析弊端产生的原因，探究现实的解决方案。
《时务报》成为揭发社会弊端的大平台，在梁启超的带动下，各路社会精英、名家大腕、专家学者纷纷在《时务报》上发表时评文章。《时务报》受到读者的热捧，销量节节攀升，投资人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有一个人却紧紧盯住了《时务报》。
吃一堑长一智，或者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之洞先前在张謇的鼓动下成为强学会、《强学报》最积极的支持者，而且是大股东之一。眼下，他的思想，连同他的做法，发生了180度的惊天大逆转。现在张之洞每天起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而是阅读《时务报》，他倒不是这份报纸的热心读者，更不是想做追捧者，而是当起了审察官。
他用审察官的眼光看着报纸里的每一个字，寻找每一个过激言论——寻找每一个可能引起朝廷震怒的字词。
张之洞紧紧地抠住每一个有可能表达过激言论的词，然而，仔细掂量之后，似乎又够不到上纲上线的标准。
该如何办呢？在自己的治下，不能犯这样的低级政治错误。然而，又不好跟这帮说闹事也在闹事、说不闹事也不是在闹事的人明枪实弹地对着干。想来想去，这位两江总督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可以不明着叫你们这辆跑车熄火，但是我可以在你们经过的路面上做点手脚，比如弄上几个轧胎的钉子，叫你们这辆车子老是扎破轮胎，这样你们不就开不动了吗？
张之洞迅速出台了自己的措施。他指示自己的幕僚汪康年针对梁启超的言论大唱反调。读者不会只看你的文章吧，我们这些唱反调的文章说不定比你们的还火呢。钉子，就这样在地面上给梁启超一一埋上了。
梁启超也好，汪康年也好，这些动作，张謇一直看在眼里。当张謇看到两拨人这样杠上之后，张謇认为，现在到了自己出手的时候了。
用你的手堵你的嘴
“你两江总督面子大架子大，我搞不定你，换句话说，要搞定你就得花太大的成本。那么，我搞定你的手下，也就是搞定你的幕僚汪康年，这应该是可以的吧。”张謇的想法很特别，他也不明着跟汪康年较劲，而是暗中给汪康年写信。
这封信如何写是个问题。他不能叫这些喜欢写文章的人停下手中的笔，但是，如果他来出个题目，能让写文章的人的观点自动转向，那不就成了？张謇想好了这个题目，我们现在可以叫这个题目为“官毒”。
在信中，张謇是这样来扯这个官毒话题的。
第一层，亮明靶标：如果天下人个个都说应该申民权，然而，有一群人却说应该保君权，这到底谁对谁错呢？谁对谁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海内名人之中，张南皮（张之洞字南皮）是大力主张保君权的。
第二层：我个人认为，大家之所以不喜欢君权，原因不在于君权，而在于一个东西，叫官毒。正是官毒弄得天下人讨厌君权。
第三层：所以我说，保君权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官毒上，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去除官毒呢？
您且看清楚，张謇他不否定张南皮保君权的观点，而把目标定在去官毒上。正如历史上有的人想夺皇帝的位子，却提出“清君侧”一样，只是说要去掉皇帝身边的害虫，皇帝听了都感到高兴。
第四层：官毒不去掉的话，君权就是想保也保不住。
第五层：你大可以对官毒的观点发表一篇你的大作，“可就此意透发一篇，请质之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发，如何？”
张謇的做法实在很特别，不是叫你不要为张之洞写材料，而是请你写一篇有关官毒的文章，并且提示你，去官毒才能保君权。这保君权的提法，又契合你以及你领导的心意。
用你们自己的手，堵你们自己的嘴，这就是张謇玩法的巧妙之处。
向老师汇报
这么斗来斗去，两年的光阴就这样在争吵中过去了。1898年，新的一年又到来了。伴随着这一年到来的，还有一样可怕的东西——一股让大清人非常不安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用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是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诸位列强就像热天里几个人切分西瓜那样，要把大清的江山给分了。你得东北，我得长江流域，他得珠江流域，如此等等，大家就这样拿着西瓜刀在大清的地面上不停地比画，协商分割比例。
今天的我们无法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感受，但有一个词语把当时的情况形容得非常贴切——民族危机。这种刺激太强，只要是个大清人都受不了。当一个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当自己的江山、自己生活的家园要被敌人们占去时，那感觉是很不爽的。这不爽的人，不只是大清的子民，连大清的掌舵人慈禧，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有掌舵人之一光绪皇帝，也在开始做救亡运动的热身操。
在大清最高层的庭院里做这种奇特热身操的主要有两个人，并且是一对师生。老师叫翁同龢，学生叫光绪，人称光绪皇帝。在这对师生做热身操的操场墙壁上，被人刷上了一句标语：“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这师生俩在京城里做变法图存的热身操这件事，不知通过怎样的传播途径，七传八传，居然传到了张謇的耳朵里。翁同龢是谁啊？不就是当年自己科举成功之后拜的第一位老师吗？现在，老师有想法，学弟有想法，自己还不去帮助他们一下？这样的时刻不出手帮助，说不过去啊。
张謇听到这些消息，躺在**时就已经做出决定，要立即结束美好的假期，进京销假。现在如果立即进京，该如何行动呢？张謇想了想，认为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5月初，张謇来到上海，专门拜访文廷式、郑观应，大家坐在一起，就时局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列强们都来到我们的家门口要分我们的家析我们的产，下一步该如何办？三人一番激烈地讨论后，张謇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某些想法。“是的，这些想法我已经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动手做点什么，不然的话，列强们真的要对我们分家析产。”
讨论之后，张謇一分钟都不愿停留，立即动身前往北京。是的，那里才是政治高手们聚集的地方，那里才是大清的心脏。政治斗争，就要从心脏里下手。别人的刀子都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还能天天坐在家里吃红烧肉喝啤酒吗？
5月6日这天，张謇紧走快跑，终于来到京城，当即来到翰林院销假。手续办定，屁股在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还没坐热，就听到安徽巡抚于荫霖在说话。当他听到于荫霖讲翁同龢“误国无状”这句话时，张謇忍不住了，立即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
“兄弟，你这是在说谁啊？翁同龢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他是我的老师。这且不说，你自己做些什么丑事还要我来说吗？”张謇越说越感觉身上的热血在沸腾，“你于巡抚都忘记自己做的那些好事了吗？安徽的灾情你隐瞒不报，你啊，只会诬蔑朝臣，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误国。”
糗了于荫霖一顿，张謇感觉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憋屈在心头的那口闷气，找个出气口发泄了一下，好受多了。复职手续办好，他赶紧向恩师翁同龢汇报汇报自己这段时间的思想和工作。
张謇向翁同龢详细讲述了自己在通州创办大生纱厂的经过与感受。
如果只是汇报自己办了几个厂子，这样的汇报就没有价值了，反而还会引来老师的鄙视。在汇报之前，或者说，在来京城的路上，张謇就在想如何向老师汇报自己这段时间的心得。办实业，那不单单是赚钱，是要从实践中寻找理论，然后上升到实业救国的高度。那么，在这样的高度下，就应该有更多的“料”。当然，在老师这里，不能只是空谈理想，空谈只会让老师看轻自己。如何让自己在老师的眼中产生稳重的感觉呢？
张謇已经拿定主意。在谈理想的时候，只要赋予自己的观点以“可操作性”，就能从老师那里得到支持力量。这些年来，混迹于官场、商人堆中的张謇，对于这样的游说技巧已经掌握得相当娴熟。
在报告自己办实业的“创新之举”而且探得老师的首肯之后，张謇立即拿出自己设计已久的救亡图存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兴办“三会”。当然不是办强学会，那会引起政治危险。张謇的方案是兴办工会、商会和农会。
表面上看，这都是在发展经济，与政治不搭界，老师容易接受这样的方案，老师的顶头上司那里或许也能够通过，不至于太过新鲜，也不至于让听到这种玩法的人一下子受不了这份刺激而接受不了这个方案。而且，先在老师这里打个预防针，得到老师的这个赞成票，那么，皇帝那里不就有可能过关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是的，你们列强不是要瓜分我大清的江山吗？大臣们那里不是怕谈政治吗？咱来弄点经济改革，从发展经济这里弄起，一步一步地来。
果然不出所料，翁老师听了他的想法之后，不但表明要投赞成票，而且当面夸奖他一番，用的词语也让人很是受用。翁老师的用词叫“霸才”。当然，怎么个霸才法，张謇一时还没有弄明白。没弄明白没关系，回家查字典总能弄明白，现在有老师的赞同就够了。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到皇帝那里去讲解这一套理论与操作方法。
离开是非之城
张謇回京复职，具体说，张謇的工作汇报、思想汇报，一下子让翁同龢找到很好的感觉。先前就一直为维新变法人手不够、思想观点不够而苦恼，眼下，张謇回京了，而且还带回一肚子的主意，并且经过一番实践检验，那么，把这个工会、商会、农会一一地办起来，不就是维新工作落地有声吗？
翁老师交给张学生一个重要的工作：把这些新思想一步步落实成策划案，然后，再一步步地到朝廷中游说，争取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张謇回京后，啥事都得先放着，八达岭长城你也不要花时间去游览，京城里的景点暂且不要去开眼界，先当个幕后策划手，好好地策划这些方案，以及推动这些方案的执行。尤其是执行时，千万要注意，不要去触动顽固派的什么想法。且不说触及他们的利益，就算触动了他们的某种想法，这些维新的思想也只会有一个结果——遭殃。
于是，这师徒三人在顽固派包围的京城里开始玩风险动作。
首先是张謇在不停地策划方案，然后是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一帮人将方案带到朝廷里去游说。但这些新方案触动了顽固派某些敏感的神经，在游说进行到第100天的时候，被清政府最高层封杀，史称“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5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亲自出面，降下旨意，将翁同龢开除回家。
大家呕心沥血努力这么长时间的维新变法，在这道圣旨中说没就没了，作为方案策划人之一的张謇感觉很不爽，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虞山（翁同龢）开缺回籍之旨，（我）忧心京京，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6月17日，张謇奉旨到乾清宫面见光绪皇帝，看到光绪皇帝没有往日的神采，一副神情黯然的样子，张謇心中感到十分不安。
从光绪的神色里，张謇读出一个不用嘴就已经说出来的信息：有人可能要对付自己的老师。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他立即用暗语告诉翁老师。当然，在这样的风口浪尖，自己不能大摇大摆地去告诉老师“你快跑”。他用一个文人能看懂的动作将这个危险的信号传了出去。这个动作是他派人向老师传了一首新诗“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速行”，他相信，老师看过这首诗，一定会感知危险即将发生。
翁同龢那是何等聪明的人，看了这条短信之后，他当即决定7月1日启程离京，快快离开这座是非之城。这天，张謇和一些人偷偷地前往马家堡车站送行。唉，没办法，除了流泪，还能做什么呢？送走老师的第二天，张謇决定立即离开这个对自己来说也充满风险的城市。当然，不能不交代工作就逃跑，那样会被抓回来的。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他的请假得到上头的同意，这天晚上，他立即飞一样地离开北京。不管如何，在这样一个险象丛生的情况下，迅速离开这里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898年9月，光绪皇帝完全失去了权力，被慈禧太后软禁，维新变法彻底宣告失败。张謇、翁同龢打“跑得快”这张牌，才勉强逃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