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追求和平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张謇的话，可以看出，他的一生都在想着做成一件事，而且他花了毕生的精力与热情做着同样一件事：用政治改良的办法，求得社会平稳进步。正是这样一个追求的人，到晚年却生活在军阀混战、彼此割据的社会之中，他的晚年，北洋军阀们专制黑暗的程度远远超过前期的晚清社会。
唉，这个社会，也跟他的大生资本集团的晚期差不多：走入痛苦的深渊，走进可怕的泥潭。这样的一位老人，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心情是何等的不爽？痛苦、苦闷、抑郁，用这些词语来表达毫不过分。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年逾古稀，还在做一件他认为必须做的事：力尽所能，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乱，为争取和平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休战呼吁。
张謇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我之所以这样说，绝不是故意抬举他。看下面一些事实，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得出上面的结论。
1918年，护法战争之前，战争过后，他向南北双方发出劝和通电。
1919年，江浙军阀混战，张謇向齐燮元、卢永祥（江浙督军）发出停战通电。
1920年，直系军阀、皖系军阀混战。张謇先建议南北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然后发出通电，劝直皖两方休战。
1921年，为了让南北之争平息下来，张謇参加了张一麟等人发起的“国是会议”，支持张绍曾等在庐山召开的教育会、农会、商会联会（和平会议）。
1922年，张謇发通电，劝直奉和江浙战争停战。
1923年，张謇发通电，劝江浙战争停战。
1924年，张謇发通电，劝奉直战争和江浙战争停战。
1925年，张謇发通电，劝阻南北军阀（大混战）停战。
如果他是一位教师，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如何追求自己的目标：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一辈子寻求和平的一位老人，对这样的乱世，难道不充满愤懑吗？由此看来，我突然觉得，今天我们的和平生活是多么的宝贵。
在全国性战乱中，如何才能保得通海一方的安宁，成了晚年张謇不得不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为此，他不得不在各派军阀之间周旋往返。为他的实业梦想，为教育梦想，为地方自治，他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寻求各级政府的保护。
国内形势如履薄冰，对于外国对华扩张，尤其是日本的侵华图谋，张謇也格外关注，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
1919年，皖系政府搞亲日卖国外交，张謇通电反对，对他们这一做法狠狠地痛骂：你们这样做，就是在挂着“亡国奴隶”的四字招牌，无南北无智愚不肖皆耻之，行见举国沸腾也。（不论南北，不论是聪明人还是笨蛋，都会鄙视你们）。
1921年，他出席“即将撤废二十一条协约及收回胶济路自办”的大会，在会上，他大声呼吁各派势力在这个时候，应该一致对外，不要窝里斗。他呼吁各派之间捐弃前嫌，把对日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不过，在政治苦闷中，张謇的晚年生活还是亮光闪闪的。
1921年7月，张謇举办七十大寿，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寿。
为了给寿宴增加喜庆气氛，也为了答谢来宾，张謇创办的伶工学校几乎全员出动，搭戏台，挂灯笼，从长桥西到更俗剧场，将四个公园里装扮的喜庆非凡。祝寿的人非常多，场面十分热闹，尤其是晚上，梅兰芳在更俗剧场一曲《麻姑献寿》更是将寿诞推向了**。
寿宴上，酒酣耳热之际，几个好朋友说出了同样的话：“您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多，您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多，要是您能把您这一生写下来，一定是一件造福于后世的功德。”
张謇初听不在意，寿宴过后，他细细思索，觉得将自己走过的路，爬过的坡，翻过的山，栽过的跟头写下来，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啬翁自订年谱》。
除了修订年谱，张謇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依然做了很多有益于地方、有益于人民的事，比如下面这几件“平凡的小事”：
1926年2月，女校工程视察工作。
3月，清明节，令人分别祭扫沈寿昌等公墓。九千九百元购入沙田产权，资助男女两师范。
4月，女子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会召开，参加会议，发表演说。视察垦牧水泥工程。
5月，参加各公司董事会议。通过向江苏省府进言，为火柴联合会解除厄运。参加通海官绅会勘县界工作。至老洪港返经竹行镇。
6月，视察保坍会十七楗沉牌，到姚港视察十八作楗工程。
1924年，当时他正在努力谋求日、美两国给予巨额贷款，而对于无视中国国家权益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他公开谴责，他提出，要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关税协定。他的呼吁，他的劝说，在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上，在列强们的分赃会上，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尾声
1926年8月1日，一个炎热的夏天，张謇到户外散步。
张謇居住的梅宅建在狼山西麓，这里满眼都是山石树林，空气清新，有时有江边吹来的阵阵微风，居住环境算是南通最好的去处，搁到今天，这样的环境就是山乡别墅。张謇在户外休闲地散步，走着走着，突然感到全身不对劲。他就着小路旁边的一块石头坐下来，想歇息一会儿。但是，感觉还是不对劲，他感到手脚发凉，头脑发胀，胸中闷得慌，他试着站了几次，又不得不坐下来。
家人见张謇好久没有回来，立即外出寻找。找到他时，看到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喘粗气。家人连忙把他扶回家里，上床休息。不到中午，他开始全身发烧。
家人连忙请来医生，号脉，开药方。张謇喝完药，躺下睡了一觉。
第二天，他感到浑身上下轻松许多，就没有引起警惕。这天，他约好和宋希尚一起去巡视树棣沉放。
8月初的天气异常炎热，他扶着拐杖，冒着酷暑和宋希尚一起在江堤上走了十多里。这样热的天气，70多岁的人，实在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两人一边走，一边围绕主要危险地段筹备护江保坍的石料交换意见。
一连几天，张謇都这样工作。最后，筋疲力尽的他终于支撑不住，又不得不卧床休息。8月8日，请上海的德国医生前来医治，打针服药一周，情况仍无好转。
8月24日，上午11时，张謇病势转重，无论中医、西医，全都回天乏术。这位“造福一方，影响全国”的老人，撒手西去。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江苏南通，沉痛悼念这位为中国的实业、和平等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12月5日，张謇出殡。这一天，南通万人空巷，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最后一程。下面全文引用张謇之子张孝若的记述：
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明净到居然没有一片云彩。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入肌骨，好像天空有意给我父亲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
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和地方上的人士，共有万余人，都步行执拂。凡柩车经过的地方，沿路观望的乡人，有数十万，都屏息嗟叹，注视作别，目送我的父亲到他永远长眠的地方。
这坟地是他生前自己择定的，已种不少树木，前面正对着南山。墓上不铭也不志，只在墓门横石上题八个字：南通张先生之墓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