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也要有爱国精神吗？或者更直白地说，有爱国精神的人做生意，就能做大做强吗？没有爱国精神的人做生意，就会失败吗？再缩小一点外延来问：生意人的成功，有多大一部分是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生意人的身份标志是钱，然而，生意人的精神世界与赚钱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有多大的“度”才是合适的？张謇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这份答卷，虽然有时代的特征，但在今天仍然有相当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止在于文化的传承，对于今天千万的生意人而言，也具有相当现实的指导意义。
张謇是个生意人，然而，张謇的一生又是爱国的一生。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定性，是有一定依据的，并不是我硬要在他的身上贴爱国标签。我们来看看这些依据：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这件国家大事，好像是件与张謇个人前途没多大关系的事，然而，张謇与一般人不一样，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逐条记下来，并且写了一条大大的批语“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在这样的国家大事面前，一般人肯定不敢多说话，莫论国事，这是普通老百姓最安全的生存方式。然而看张謇这些做法，可以推测出此时张謇的心境，如果用悲愤、屈辱、忧虑这些词语来形容的话，想必他自己也一定会接受。在这一点上，近代的张謇与古代的屈原在爱国的精神世界里可谓异曲同工。
大清军队的失败、大清人备受邻国欺凌的现实，让那时的大清人难以接受，然而却又不得不面对，此时的张謇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投身于革新大清的事业，使之走向繁荣和富强。
从1895年开始，张謇一个接一个的做法，往往迅速产生轰动效应。那么他是在什么境况下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的呢？
从1896年到1899年，已经是新科状元的张謇，可以安坐在那里吃皇粮。然而，他抛弃稳定的工作，冒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在通州创办大生纱厂。状元办厂——搁今天这叫下海，让那时的人们很不理解。更加让人不理解的还不只是这点，张謇的这个状元来得实在不容易，人到四十，才弄到这么一个几万万人梦寐以求的身份，以及用这身份换来的好工作，然而现在却又将这些全部丢掉重新创业，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心理考量？
张謇的心理考量，我没法描述，因为我的描述与他的真实体验之间一定相差很远。相比之下，我的描述只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我有一组数据，可以多少展现下张謇所做的人生选择之不易与伟大。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参加过中考、高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职称资格考试、研究生考试，每逢这样的考试，对于考生自己来说是一件极为磨人的事，甚至对于考生家庭、亲戚、朋友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家庭的命运，甚至是亲朋好友的命运。
而张謇参加的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达20多次，前后耗时26年。他光直接花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加起来就有120天。
我们今天幽默地称高考那一个月为“黑色的六月”，但其实高考也就两三天，而张謇这一生在这样紧张的黑色风暴里却整整待了120天的时间！
就是这样一个艰难地攀登到科举生涯顶峰的人，却毅然决然地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告别，把人生的坐标从做官转为做事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职业人转为事业人，这对于一个年过四十的男人来说，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你可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有一个人是白手起家，做生意终于做成亿万富翁，到了不惑之年，忽然来了一个彻底裸捐，将城市户口、房产、信用卡等全部抛弃，然后只身一人开着小帆船去环球航海去了。这种做法，换作是你，你能做到吗？
所以说，张謇办大生纱厂，与一般人投资纱厂，实在有很大的区别。毕竟，办纱厂这样的企业，对于一位年过四十，且本打算一辈子走科举成才路线的文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巨大而陌生的领域。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力量支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一辈子没搞过纱布销售，现在却毅然决然地去运作这样的项目，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就在大生纱厂初见成效时，张謇没有去享受自己的奋斗成果，而是连着又办了几件让人更加震惊的事——办通海垦牧公司，创建通州师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院，等等。这些全是大工程、大项目，在当时也全都不是小打小闹，而且全部都是开风气之先河，都是国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是拿着巨额资金去冒险，不过，这些巨额投资项目，都是既有远大的目标，又是脚踏实地干事，没有一件是浮而不实、哗众取宠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那么，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謇追求的不是个人名利而是社会福祉，他考虑的是乡土、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得失。
以通州纱厂为例，这是张謇实业救国实践的第一步。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看到这样一些资料。张謇反复翻看《海关贸易册》，从中得出一个深刻认识：棉织品是进口货物的第一大宗，又是国人的生活必需品，这是中国“第一至大漏卮”。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在历经种种波折之后，1899年选址在唐闸的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成为张謇经营南通实业的支柱性经济项目。
不知我这样分析张謇办厂的思想根源，你可同意？如果你觉得我的看法有某种偏颇，可以继续看我下面对张謇另一些做法的浅析。
张謇的理想国
按照张謇自己的说法，他的做法是弃仕言商。而在现实中，他从始至终都把工业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单单做一个纯粹为发财的商人。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对此张謇自己有过一段解释：“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
不过，我倒是有相反的看法。我举一事例：正是有浙江义乌发达的小商品市场，那些为义乌供货的生产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如果没有活络的市场，办生产型企业的风险有多大你可以想象一下。不过张謇估计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他的做法就是从创办大生纱厂入手，抓住“工”这个关键点。
当然，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去追究张謇的认识符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在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他为何如此执着地要办工业。
起初，他试图从纺织业起步还只是一个想法，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他发起并组织劝业研究会，通过研究清光绪年间（1871—1908）的海关贸易册，得出一个结论：“如寐始觉，如割始痛。以我国实业当从至刚至柔之两物质，为应共同发挥之事”。解释一下，他说的“至柔至刚”，后来叫“至白至黑”，即白色纺织业、黑色钢铁业。在张謇的梦想国里，是想建成这两大工业系统，以此为基础，营造中国民族近代经济体系，以此来摆脱大清贫穷落后的悲惨命运，达到能在世界范围“文明竞争”的目标。
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张謇的经济观不是着眼于某一工厂，而是逐步营造起一个企业体系，即产业聚群。同样，张謇的教育观不是着眼于办某一所学校，而是逐步营造出一个文教体系。张謇的救国观不只是局限于实业、教育两大类，他的思想在于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天我们有个差不多一致的看法，认为张謇有个最终目标：第一步，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成通海“第一城”；第二步，通过“理想城”示范效应，推广发力，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
上面是我研究的结论，下面来看支持我这些结论的证据。
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上，他对自己的理想世界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表达：“凡鄙人之为是不惮烦者，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营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注意这里的两个用语，“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地方自治”，这表明张謇借用股东的资产，不只是为股东创造收益，还要达到他的部分甚至全部理想国的目标。
到了晚年，目睹军阀混战、社会动**的局面，张謇站在自己理想国的高坡上，此时他一定是痛心疾首的。即使在那样的心境下，对于他的理想国，对于他秉承了一辈子执着的本性，他仍然念念不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他在那时写下的一段文字：“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直到此时，张謇还紧紧地抓着他实现自己理想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自治。
就像一个宗教信徒一样，张謇用一颗虔诚的心，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虽然无数个狂风巨浪向他扑来，他仍然不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他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令人钦佩。
三大人物的巨大落差
1895年前后，在那时的华夏大地上，就有三大人物叱咤风云。正是在1895年这一年，这三大人物，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
考试成绩不好、头脑里满是理论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海外漂泊的孙中山选择了武装革命；而考了头名状元的张謇选择了兴办实业。三个人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救国，这正合了中国的一个成语：殊途同归。当王者归来之时，大约是在19世纪末年，三个人物的知名度，在当时的社会上却差异很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
孙中山没有被那时的国人真正认识和了解，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犯上作乱的逃亡者。相比之下，张謇的名气却在如日中天之后再度跌宕起伏，早年，他以大魁天下而赢得天下仰羡，现在又以状元办厂的壮举让国人大为费解。
康有为参与的百日维新，那可是由光绪皇帝亲自主持的。他在光绪皇帝那里跑前跑后，只是最后的下场很悲惨，弄得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也成为朝廷通缉的要犯，逃亡他国。维新变法不过百日时间，一闪而过，保皇党逃亡海外，在国内，康有为的影响力明显淡出。相比而言，一直坚持办实业的张謇却在小试牛刀之后，名气暴涨，他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取代了康有为。
零资本如何起家？
张謇之所以后势走红，还不仅仅在于他办大生纱厂取得了成功，更多的是他又参与了不少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张謇不愿做官，这并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只不过他与我们一般人关心政治的方式不同，他亲自走上了他选定的新的政治战场——推动立宪。他这样做，不排除一个私心：身在商界，为了稳定的市场环境，他必须关心政治局势的变化。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具备足够的条件关心政治、参与政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状元头衔，同时加上大生集团给他带来的新的社会身份——绅商。这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也就天然地使他成为东南地区绅商的领袖人物。虽然实际上他不是最富有的人物，甚至有时他还是个“大负翁”。
在商界，读书人出身的张謇，生意做得实在不算好。毕竟，40岁之前，他一直在读书考试，没有经商的阅历；从商后，他家又不是大富之家，不是富二代，也就没有经商的资本。没有本钱，空手套白狼，能做大生意吗？没有经验，能一出手就做大生意吗？在商界，他这位半路出家的读书人，还没有成长为商业领域里长袖善舞的人物，这可以理解。然而，他有自己的优势，而且他也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在政界的人脉资源。
与当政的两江、两湖督抚之间，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他十年前就与清流派、帝党官员之间结下的深厚情谊——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在那个时代，这些人脉资源，跟资金一样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在这一点上，张謇十分清楚，他虽然没什么钱，但有着高层次的人脉资本。正是他善于运用这些社会资源，使他每当危急之时，就很容易地找到救星。他心中很清楚，自己也已经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延揽的一项社会资源。资源的叠加效应，就是他白手起家的资本。
一个没有家底没有真金白银的人，却成为在激烈的商战领域立于不败之地的牛人！一个成功地将政治资本融于商业资本的牛人。
时代的领潮儿
每一个时代都会涌起时代大潮，但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这样的人物被称为焦点人物、热点人物。在晚清时代，张謇不但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还弄出了不小的浪花来，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领潮人物。
1900年，张謇策划并促成“东南互保”，并达到他的目标：保持东南市场的稳定。同时还带出一个副产品：在全国极大地提高他的声望。不过相对于下面的政治潮流而言，“东南互保”还只能算是小儿科。
同时驾驭实业、教育、政治三驾马车，与汤寿潜等若干大佬一起领导立宪运动，这些都使他在东南新旧精英群体中脱颖而出。立宪运动是继戊戌政变以后重新崛起的又一波新的政治救国浪潮，而张謇正是这股时代新潮流的领潮好手。
立宪潮流与戊戌政变不只是内容上不同，形式上更是大不一样。后者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从光绪皇帝那里玩起；而立宪活动恰恰相反，用文雅的话讲，叫“隐于市而兴于市”，最开始是在市民阶层、底层民众中兴起。在新的宪政运动中，已经完全看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身影，此时，他们仍然作为朝廷通缉要犯而不得不躲在国外，整个时代大潮中已经听不到一丁点他们的声音。
张謇、汤寿潜、郑孝胥成为新的举大旗的人物，这些人的玩法，是通过预备立宪公会、各地商会、地方自治团体等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进行，主体活动是连续发起三次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用的是幻想招儿，幻想跟帝党携手合作，用自上而下的推进法来“诏谕革新”。说白了，它最后的实际作用力就作用于皇帝身边的几个人，其他人在思想上很难有大的变动，就是听听新闻报道，其实啥也没有变化。这就是传说中的雷声大雨点小。而20世纪初立宪派的做法却完全不同，这些人切切实实做了大量的社会动员工作，目标是用合法的手段，用自下而上的途径——请愿运动——来促动政府加快立宪的节奏和频率。
两者的靠山不一样，后者是幻想依靠年轻的光绪皇帝，前者是依靠底层的民众，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绅商阶层、市民阶层。立宪派选定的这套玩法还真有相当的作用力，这作用力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喊声特别响亮，更不是他们有多么的聪明，而仅仅是时代的形势造成的：国家已经濒于被列强瓜分的边缘，革命迫在眉睫，时常有革命党人在城市里打游击、扔炸弹。立宪人士的喊叫声在中上层人士中已经引起强烈的回响，注意，不是一般的回应，而是成为当时主要新闻媒体的热点话题，在今天就是天天上报纸头版头条。
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的拉幕人是张謇。他到日本考察之后，就有一个想法：效仿日本，在咱们国家也搞宪政制度。他认定宪政的玩法是日本变强的现实路径，中国也同样可以仿效着搞一下。从这样的思想观点出发，他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拟定请求实行君主立宪的奏稿。立宪运动的帷幕就这样被他用力地拉开。
拉开帷幕之后，接下来该如何走？张謇的办法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词：请愿。如果请愿之后领导不同意该如何办呢？张謇的招数是再请，用他的话讲就是：“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
这段话，读起来感觉有点儿悲壮，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加让人心伤。国会请愿运动只开展了三次，就被上面的领导给消弭掉。接着来的，是张謇最不愿看见却又不可避免的革命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