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小小“新世界”的心路历程
革命的潮流就在他的眼前突然发生，不管他在感情深处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革命的狂潮就像六月天里海面上突然而来的台风一样，这一次，革命党的势力虽然不是那么强大，却是不可阻挡的。
在一番考量之后，状元身份的张謇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顺应共和潮流。他的顺应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讲：“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他想象中，他追求的这个目标也许还有可能实现的前景。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以一股精诚之心，参与“南北议和”的幕后协调，参与民国筹建的宗旨讨论，还在北京政府担任公职，为经济立法想办法出主意。但是，最后他发现：“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这一次，差不多所有追求进步的人士，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给打蒙了。一时间，无论是真诚的革命派，还是真诚的立宪派，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政局，都从希望的山顶一下子跌落到失望的深渊。失望之中，张謇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既拒绝袁世凯搞帝制的邀请，也不介入南方的反袁斗争，即护国、护法运动都不参与，而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实业、教育中。此时的政治已经让他太失望，他这一辈子也努力地想用政治的路径救国，然而，中国顶层政治人物的变化无常让他越来越迷惘。
为什么那些站在台上的政治家，如袁世凯之流，他们明明白白说出来的话，怎么是假话呢？他可能没有找到答案，也可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寻找答案。事实上，他选择远离政治主流，在军阀争夺地盘的缝隙中，千方百计保全通海一隅。
他再一次回归自我，再一次坚定地选择当初自己的选择，努力营造他用心血铸成的小小“新世界”。“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我似乎看到一个老年人，在政治失望中，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老泪纵横。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的无奈，却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担心。
当他再一次站在自家门前时，他低头又看到了另一个事实，花了他30年精力，苦心孤诣营造的“新世界”，没能推广到全国，甚至都没能推广到江苏一省。
这一次，他悲愤的心情真的可以与古代的屈原有一拼了。
穷小子为何能办成大事业？
在我讲学时，很多学生提出了一个差不多同样的问题：仅仅凭借个人力量，张謇这样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何以能够在通海地区办成这么大的事业？即使是今天，一个考上大学的普通人要办成这么大的事业，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我还要再加一点条件限制，在那样一个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落后社会环境中，他这个做生意办企业半路出家的人，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确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有人说，是张謇自身的人格、气魄、能力以及知人善任，让他走向成功。我认为这句话说了等于白说，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摆在那里：这样的人，无论是清代还是今天，都多得数不清，为何就他张謇能成事？当然，我的答案也是有的，两个字：机遇。我认为，是机遇给他提供施展抱负与才能的必要空间。
当我提出这个观点时，那些立即想否定我的人，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让我自己打自己脸的问题：那你说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
我还真的能就这个机遇扯出个一二三四来。首先说个总的看法，你也可以叫作指导思想。这个研究的成果来自张謇的一段话。
1903年访日期间，张謇有一个关于政、学、业三者关系的感悟。在日记中，他写道：“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
这段话读起来怪怪的，我来解读一下。“君相”即政府，“政”即政策，政府对于工商企业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在中国的古代自然是打压政策，在古代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无商不奸。从日本的考察中，张謇认定，清政府应该改变过去的做法和观念，对工商企业持鼓励、保护乃至必要的优惠与补贴政策。
在张謇的观念里，玩政治的人往往玩虚招，善于忽悠，而农工商业是实打实的，赚到钱就是钱，赚不到钱就得哭鼻子，丝毫不跟你玩虚的。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企业的职能，除给予积极政策之外，啥也别做。一句话，政府不必干预企业的独立运作，当然更不应阻抑企业的正常运作。这些理论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政府给企业的运作以足够的空间。没有足够的空间，企业想活也会被憋屈死。
那么，张謇的那个时期，清政府给他足够的空间了吗？他遇上的是这样的机遇吗？
从资料中，我们看到张謇对清政府有颇多怨言，比如骂清政府的鼓励徒托空言，说清政府的补助有名无实，苛捐杂税繁多，官吏敲诈勒索，如此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那时的清政府给企业运作留下的空间还是相对充裕的，不然的话，在30年时间内，张謇岂能办成那么多新式事业？何况其中许多是创新的举措。
上面说了总的，下面我要在一定深度上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分析。理论的分析较为无聊无趣，我会按照我的方式，力争让大家一路读来兴趣盎然。
机遇一：绅权的扩张。
这个概念表面上看有点儿专业，实际上也确实有点儿专业的味道。
我们知道，在中国君主专制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它的体制、观念、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都已发育到极致，极为完备严密。就像一棵生长了两千年的大樟树，从树根到树身到树枝树叶，该生长的地方全部长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封建体制却给别人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留下的空档是县一级政府与乡村之间，这之间的空档是由谁在把持呢？相信大家能猜得出来，是由“绅”这一群体发挥中介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绅”这一群体的组成很是有点杂，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一群又一群有知识的人，有钱的人，有话语权的人，他们衣着整洁、肚儿圆饱，表面上看知书识礼，客气又和气。这些人在宗法、公益、祭祀等方面很有话语权，官方、民众都愿意听这批叫作“绅”的人的话。
绅权在清初被压抑，大约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又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而且一天天地扩张开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汉族地主出身的曾国藩、李鸿章有关。晚清新兴绅商当然也享有传统的空间，同时他们又用合法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市政建设、企业投资、商业经营等多个方面。
反过来看，如果张謇没有遇上绅权扩张的大好时机，他的事业岂能做成做大？怕是在萌芽阶段就会被人给掐掉。
机遇二：强势督抚与新兴绅商群体融合。
强势的督抚往往有这样的特点：有开明而不是保守的倾向，这些督抚与中央之间有渐渐疏离的想法。对于中央集权，他们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愚忠，而是有了自己的个性和头脑。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根据之一是1900年两江、两湖总督在中央朝廷已经对外宣战之后，仍然敢于公开策划“东南互保”。
为什么这些督抚敢于牛到连清朝的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呢？还敢于自玩一套？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重新定性一下，界定为准军阀。
准军阀们的做派，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重要的关联。当时，有两大恐怖传闻在官员们中间流传，一是自立军密谋在长江中下游起义，一是革命党计划在港、穗独立。风来了，雨来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这样恐慌的局势下，形成“各自飞”的景象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在晚清时期，清朝政府从表面上看还是中央集权体制，但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那种集权统治了。
还有两点也很明显，经过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这样的重锤猛击，清政府整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了。另外，它内轻外重这种不得已的玩法，也进一步在为地方绅商的实业活动留下较为宽松的余地。
身为状元、绅商的张謇与有离心倾向的强势督抚之间互相援引，就为穷二代出身的他发展企业加注强劲的助推剂。显然，张謇也非常喜欢、非常乐意、非常善于玩互相援引的游戏。
机遇三：“黄金时代”。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努力建立中央政府的强势地位，但事与愿违，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想法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不仅如此，他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割地称雄而且混战不休的政治黑暗时期。在20世纪前十年中央集权政府缺位的时期，反而成了实业家们发展的好时期。没人管，经济反而能够自由地发展。这和明朝末期中央集权衰微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一样的道理。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在通海地区，张謇凭着自己手头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有机会做成“遗留一二有用事业”。
中国近代实业的发展，有史家曾提出“黄金时代”一说，的确让人深思。国家发展经济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最为需要的，是政府留给企业正常运转的必要空间。说白了，政府的管制太严，干预太多，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巧取豪夺，杀鸡取卵。
回到历史现实中，这一“黄金时代”的形成，并不是当时政府的本意，而是相反：清政府力不从心，没有精力全盘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对于经济主体缺乏实际干预的力量。没有手，你叫我如何伸？更谈不上把手伸得太长。
上述的局面并不是真正有利于晚清、民国时期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发展的正常环境，我所讲的留有空间也只不过是极为有限的活动余地，而且，有很多不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内外因素。一句话，那时的情况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模式，姑且称它为“南通模式”。这样的模式，不是十全十美，垂诸永久的模式，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张謇的做法，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限南通一地，并不适用于其他的地区，也不适用于其他人。毕竟，状元的光环能为几个人所有？
那么，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这个结论是有的，而且是公认的：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成熟机制。
我们研究张謇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答案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中吸取相关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能照抄照搬张謇的做法，或者说“南通模式”，但我们可以学习“南通模式”所彰显出来的张謇精神！
张謇的自责
上面我说的是张謇的成功，下面我要说点张謇的失败。1929年，胡适评价张謇时，说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失败英雄。那么，他失败在哪里？
我们看到，张謇的结局的确有悲剧性。不过，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一位真正伟大的英雄的结局不带有悲剧性？为了中国梦，孙中山奋斗了40年，百折不挠的40年啊，在他临终时，他的话依然充满了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晚年的张謇对自己事业的失败常常深深自责。那么，面对难题，张謇决策失当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张謇自己定位自己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民营企业家，那么他应该准确地估量自身的承受能力。然而他却越位承揽了许多本应该由政府办理的事情，这样一来，就理所当然地耗费许多本应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本来你的资金就不足，你只能做些为政府“拾遗补阙”的事，然而你却去扮演了“二政府”的角色。你本来只能担160斤的担子，却额外给自己再加了60斤，你的身体不被压垮才怪。
在企业内部，张謇是法人代表，那就应该尊重董事会的民主运作机制，建立与完善这一机制。最怕的是张謇自己来破坏这一机制，最怕的是他以大家长自居。晚年张謇的自责，停留在“壮志未酬”的慨叹上，在企业运营方面的自我反思却不多。为什么他不深刻地反思一下企业的运作模式呢？或者深入地看一看日本与西方股份制企业的运作模式？我想，这才是中国很多企业家真正的悲剧。
当然，我们今天重温张謇的一生，是想发扬张謇的精神，学习张謇的品格，借鉴张謇的成功模式，吸取张謇的教训，这才是最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