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登上中国所有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金榜鼎甲的顶峰，本来完全可以依照老路线，走上加官晋爵的“状元宰相”之路。然而，由于参与维新变法，深谙世情之下，他选择“退屏江海”。从1895年开始，他回到江苏南通，把大量的精力、心血投到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中。
从1895年回家到1926年去世，他创办的工业、农业、交通业，他举办的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对南通、对江苏省乃至对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通物质生产、文化事业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江海之滨的工业崛起，教育事业（教育产业）蔚然成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古训在他这里被改写。张謇富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思想，张謇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今天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里，我们也来试着深度研究一下，当然，是用我的方式。现在就请你沏上一杯香茶听我慢慢道来，这大约要花上你一炷香的时间。
富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想
张謇的教育思想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或者说，他让他的教育思想，浸透当时那个时代，从而散发无穷的魅力。
第一个时代特点，将救亡图存与教育深度地捆绑在一起。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救亡图存是什么滋味，只能凭想象。因为我们每天上班下班，按时领一份薪水，不会有国破家亡的威胁。可是，在那个时代却大不相同。
英国、法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过惯了封闭保守生活的中国人，突然之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叫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世界。
接下来，在英国、法国的后面，国际战争又在中国的地界上开打。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些战争打得让中国人心惊肉跳，经常有战争的威胁，生命的威胁。跟着这些枪炮可怕的炸裂声而来的，是列强用强迫的手段逼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条约，似乎与百姓关系不大，但是，要是看到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谁都受不了。国家领土、国家主权一步步被列强抢走，仅俄国就抢了中国北边近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抢了中国的台湾等地，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哪有自己国家的领土隔三岔五就被他国抢走一块的呢？是人都受不了这个气。这个就是仇恨，国仇家恨。
而这就是摆在中国人眼前的国难，人人都在想如何救国，张謇想出来的办法不是政治救国，也不是军事救国，而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他这办法能行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正是那个时代许多有识人士、爱国人士的强烈呼声。
为什么呢？
我猜想，当时洋务派用军队救国失败，维新派用政治救国失败，大家便改变了想法，想到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当时的人们或许是从家庭兴盛中得到了某种启发，比如一个穷人要想发家致富，通过练武术发不了财，通过政治手段去发财，说不定还会把小命搭上。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如果坚定地培养下一代读书呢，坚定地支持家中某个人做生意、办小厂子、开小商店，这样的发家致富，虽然速度很慢，但很实在。
我这样的猜想或许是有缺陷的，读者以及这方面的专家或许能给出更好的解释。至少，在那个时代，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认为“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系乎学校”。连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时代潮人都提出这样的观点，只不过在变法失败后，这两位在国内无法立足，没有把他们伟大的观点付诸实践的机会，而这正好为张謇实践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张开了一面鲜亮无比的旗帜。
这不只是接过别人手中的帅旗，因为张謇也信那个观点，用张謇的话讲就是“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就这样，张謇成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倡导者，也成为一位认真的实行者。世界最怕认真二字，张謇就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
说他认真，不是凭空乱点评的，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这些事实，我们在前文说过不少。在这里，我摘抄一些张謇在不同时期的语录，作为他思想的见证之一。
甲午中日战争后，张謇说：“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这话我们听起来轻松，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是用无数中国军人的生命，以国家耻辱做代价的，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是2亿两白银，这个价好高啊。
自己的这个结论性的观点对不对呢？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今天我们知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技术、知识、思想文化逐渐兴盛起来。
此时的清政府面对的景象是“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此时的大清人无论有没有爱国心，心情都不是轻松的，“惨莫大于亡国，然非人所能亡也，必先自亡而后人亡之”。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亡国表面上看来是别人来灭亡你的，而实质上是自己灭亡自己。就如人生病，并不是细菌来造访你，而是你自己的机体首先出现问题，给细菌造访制造了机会。
同样是国家，为什么你们欧洲人的国家就强大而文明，而我大清国就贫弱落后呢？张謇认定，唯一的不同在于后天的教育。从这里出发，他认定教育不力是国家衰败的“原罪”。张謇原话是：“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
病根找到了，处方就不难开出来：要雪耻，就得讲求学问；要讲求学问，就得普及教育。张謇的原话是：“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普及国之教育则无与。”这其中的意思，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张謇认为，那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教育培养了许多专业科技人才，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近代工业的缘故。把这个理论套用到中国，中国就成了反面教材：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低下，从而造成实业、教育双落后的局面。
在那个时代，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比如，洋务派就认识不到。洋务派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船炮这样的武器不如西方；顽固派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定中国的儒教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中国根本用不着学习西方。
张謇的这番认知，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与他考察日本有深刻的关系。近代日本的兴起，也的确与日本狂热地学习西方有极大的关系。日本称西学为兰学，日本人最早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是从荷兰那里开始的。
于是张謇的结论是：要让我们民族冲破危机，就必须大兴实业、大办教育。
此时的中国有很多人办教育，叫私塾，目的简单而明确：赚钱。张謇对教育的认识不同，他办教育的目的也就不同。与私塾先生们相比，张謇办教育的使命感更强烈，“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办同样一件事，带上“使命感”去办，难道就有什么不同吗？我一直对这样一个命题感到困惑，直到我看到松下幸之助的书。松下幸之助办电器企业，就是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而办，而且他用这样的精神法来为员工加油鼓劲。后来看到更多的日本企业上班前唱企业歌的做法，我相信，“使命感”这种工作理念真的有不一样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张謇把兴学育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看成是图国家之强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他彻底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此外，“教育救国”是张謇在教书育人这个重要领域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试验。
如果有记者就今天的教育状况问张謇，张謇的回答一定很干脆：应该跟学生们高声讲中国梦，就从中国近代的屈辱史讲起。
第二个时代特点是振兴实业必须首先兴办教育。张謇认为，“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
这套理念，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办教育与办实业之间没有那么必然的联系吧？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张謇看来，是必须这么做才能成事。在这一点上，张謇又超越了同时代其他办实业的人。
张謇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
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在中国一系列对外战争失败之时，张謇认定实业、教育是救中国的两驾马车。而且他还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深刻的联系，这个联系具体来说，叫相得益彰。
今天，我们很少听到实业这个词，偶尔在写字楼里能看到某某实业公司，也要想一想，这实业到底是什么业？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张謇所说的实业，包括农工商。注意，他弃仕从商的时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他所在的那个时期，中国自己的实业叫民族资本主义，正处在艰难的发展阶段，既没有资金、技术，还受洋商的排挤、打压，就如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幼儿被母亲遗弃在荒郊野外，体质弱不说，还有无数的细菌、可怕的寒冷、野狗和饥饿向他发起进攻，这样的生命要生存下去是很难的。
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张謇在江苏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渔业公司、盐业公司、榨油厂、电厂、淮海实业银行。摊子是一个接一个地铺起来，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改进管理，改良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拓展市场，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才，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需要懂管理、懂市场的人才。中国人是多，但是真正的人才却少之又少。正如一个大平原，遍野是草，却没有几棵能做栋梁的大树。
同样是办企业做生意，有学问的人跟一般人确实有所不同，对于商业竞争，张謇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而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他把列强与大清国的关系认定是学问竞争的关系，而不是洋务派认定的船炮关系。洋务派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船炮要赶上西方，而不是在学问上赶上西方。办实业就要与对手竞争，就得有人才，而指望清政府提供人才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找不到人才，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个现实的难题呢？
张謇一开始找到了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用重金聘请外国人才。不过这个做法很快出现了问题。
张謇请来英国工程师汤姆斯、技匠忒纳。为了洋专家，张謇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洋楼，类似于外宾招待所，请来西餐厨师，就像皇帝驾到一样，百般伺奉。洋技术人员高兴地领取高薪，其中汤姆斯个人的月薪就相当于普通工人的200倍。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积极工作、努力干活才是吧。然而现实是，汤姆斯每个月只到工厂上几天班，这让张謇很苦恼。然而，更苦恼的事还在后头。
企业的技术管理权操控在洋人手里，这个企业的命运在技术领域就得听他们摆布，即使你是老板、出资人也得靠边站。“夫如是则安足以自立之一日哉！”
痛定思痛，张謇痛下决心要创办学校，这已经不是什么理论上的高调，而是切肤之痛后的深刻感悟，“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因为办实业，却走到办学校这条路上来，事业者的人生真是不可捉摸。“南通有纱厂，爰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爰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张謇办实业与办教育之间，还真是取得了互相支持的效果。事实证明，他的教育事业适应实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他的实业发展又为办教育提供更多的经费、实习场地和就业机会，这对他的办学信心、办学积极性有极大的促进。
第三个时代特点，用历史老师的话说是开启民智必由教育；用政治老师的话说是普及中高等教育；用街头大妈的话说，就是人人都能进大学，老年还有老年大学呢。
一个明显的道理摆在那里，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不是由财富组成的，或者说，财富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么，国家落后是什么原因呢？张謇给出了答案，“民智未开”。如何开启民智？张謇给出的解决路线是提高国民教育程度，当然他不是只在网上发帖子吹牛的人，而是说了就干的人。
日俄战争爆发后，张謇提出了他的看法，类似于我们在网上发帖子：“国势艰危，比去年更甚。日俄之战，无论孰胜孰负，祸终于我国，盖战地在我，本无苟安中立之理。而知此痛者，以全国人比较，分数不过千中一二；处堂燕者，姑以为安，岂非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叫士大夫，只是少数人，这类人读书的目的简单明了：参加科举，当官发财，即学而优则仕。
张謇既是科举考试的受益人，也是科举考试的受害者。他深深地明白，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教育套路真是害残也害惨了中国人。现在，他立志要做的工作是将教育完全倒转过来，让国民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科举当官，也不单单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学门技术，学到安身立命的真本领。他要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程度，改变当时人们的愚昧状态，“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
他要用自己的一双脚踩出一条封建士大夫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他能成功吗？
在丛林里行走的“普及教育”
先来看一下张謇办的学校数量。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起，到1920年为止，我粗略地做了一下统计，仅在通州地区，即今天的南通地区，由张謇亲手创办的学校数量如下：初等小学三百多所，师范两所（通州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高校三所（分别是农、纺、医专科学校），职业学校十多所，中学若干所。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南通形成了一个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师范教育唱主角，从上到下，建立起高等教育、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普通中学、小学、幼稚园、教育馆。张謇办学的成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引人注目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期，更是伟大的，在当时的整个中国，无人能跟他比肩。
1924年，张謇也曾自豪地回顾他创办学校的历程：“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二十八年，即1902年，创立师范学校，以为普及教育之基础。纺纱须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此校亦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须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所仅有。又设商业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更进而有图书馆，有博物院，有气象台。此南通已成立之文化事业也。”
从张謇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办学校，张謇与别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完全是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办，决不会凭空想象来办。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由于今天的大学甚至职校里存在一个可怕的现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对不上号，学生毕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形成庞大的教育资源浪费。因为专业不对口，学生找工作时痛苦，工作中犯愁，所学无所用，但有些学校却对此不闻不问。这些职业的教育工作者、办学领导人、教育产业的投资人，在这一点上，实在应该站在张謇的这段话面前“浅显”地反思——这样简单的事，用不着“深刻”这样伟大、厚重的字眼。
在张謇的教育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是两大板块：师范教育、实业教育，这形成了“张謇特色”。下面我带着大家深入看一看，张謇在这两大板块是如何做起来的。
什么是师范？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教育中的教育。张謇的解释比我高雅多了：“师范乃教育之母。”老师是儿子，师范是母亲。
一个地区，师范学校的规模办多大才合适，才能做到既不浪费钱，又能满足当地发展的需要呢？张謇的资金非常有限，为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定出一个主导思想：“开民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要增强人民的爱国思想，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就必须走一条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根据这个主导思想，他用算术的办法从理论上大致计算出办师范学校应该招收的学生人数：“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距校最远之学童为二里半，每日上学散学，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学童练习勤劳也。”在做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推理后，他又来到农村，在乡间小路上试着走了一回。这一次的实地考察，让他发现了一个思维漏洞：乡间小路不像城市的大路，如果遇到刮风下雨，道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这对一个十岁以内的儿童来说，每天十里路的行走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于是他又修正了一下他的设计参数：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这样计算下来，全通州需要初等小学六百所。
如果一所小学按照5~10名小学老师计算的话，则需要培养3000~6000名小学教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培养中学老师、职校老师。“教不可无师，师必出师范；无师则无学，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在投资（集资）办师范这个事情上，张謇用这些话坚定自己的信心，同时也用它努力坚定其他教育投资人的信心。
在1902年，张謇出资2万余元，邀集他的兄弟、好友沈燮钧等人出资，募集资金共9.3万元筹建私立通州师范，当时叫“民主通州师范学校”。校址选在了城南千佛寺的旧址，为什么他选在佛寺的旧址上呢？或许是这里房子租金价格低，房屋是现成的，只需装修一下，移走菩萨像，挂起黑板，摆上桌椅板凳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