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私立师范学校的起始点，是一件大事。张謇自己也明白这其中伟大的意义，他自己说道：“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为同类知识之谋而仅此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相信，这样的伟大事业，跟风办学的投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办学校不是租房子、买来桌椅板凳、请来教师、招来学生就可以坐着赚钱那么轻松的事。万事开头难，何况是别人从来没有办过的事，更难。张謇两头兼顾，一头担任学校领导，任总理、校长职务；一头从最基础的事做起，写校训、订名牌、查厨房，甚至是检查厕所有没有异味这些小事，他都自己动手。把小事做大，才能把大事做“小”，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做的人，就不会出大事故或可以减少出大事故的概率。
对于办学宗旨、招生对象、学制年限、师资配套、课程设置、教学管理、设备经费这些大事，他都有自己的主张。类似于一项前人没有做过，既无经验又无教训的大工程项目，张謇既是设计师，又是具体项目的执行经理，有时还是现场管理员，甚至有时是门卫。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丛林里行走，硬是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的。
师范教育，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那么，怎样的做法才是科学的呢？张謇说，“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作为人师，那应该在哪些方面树立榜样？张謇认为要在三个方面做到优秀，即文化知识、思想品格、身体素质做到第一，这样的人才是一名合格的老师。如果用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方面全面发展。
要炼出一炉好钢，原材料就必须是富铁矿的矿石，一般的铁矿石炼出来的可能就是一炉无用的钢渣子。这个原理，用在人才培育上，就是在确定招生对象时，努力招收优秀的人才。张謇大张旗鼓地提出招生主张：挑选“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入学，那些歪瓜裂枣就免了吧，你们干别的事可以，千万别来当老师。师范学校在招收学生时，实在应该好好地听听张謇是如何说的，看看他是如何做的。
张謇认定，只有“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这类学生入学后才有可能树立远大的志向，培养出为民办事的精神。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制定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从这里也能看出他希望培养出什么样的老师来。通州师范开始只招收男生，实践中，张謇发现这样办学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教幼儿园的孩子，女性老师比男性教师更合适。于是，他在1905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
数字最能说明成绩，通州师范从开办至1926年张謇去世为止，20多年的时间培养了正科师范毕业生997人，讲习所411个，毕业生在省内20个县市和其他7省14个县市就业。这些师资力量，为南通、江苏省乃至全国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招生地域、学校设置的科目也能说明张謇的办学成绩。通州师范学校开始在附近各县招生，后来扩展到江苏各地市县，再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山西、陕西、甘肃、江西、安徽，差不多半个中国。学生数目也由开始时每学期几十人增加到五百人。1906年增设测绘、农、工、蚕等科目，这样，这所学校就成为一所多学科的师范学校。学制年限上，根据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要，分别设置成本科（三至四年）、速成科（二年）、讲习科（一年）三种，类似于今天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短期培训班毕业生。
在课程设置方面，张謇结合他东渡日本时从日本学校那里学来的经验，既古今结合，又中西兼备；既设基础文化课，又设置专业科目；在文化课教学中，重视结合科学知识；在专业课中，重视工具科。
对于语文，张謇的要求不是追求文学性，而是追求实用性，用张謇的话说，“国文必期适用”，“作文训练要求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在题内说出，不在题外敷衍”。
为扩大师范学生的知识面，在规定必修科同时，还设置选修科，如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语等。
在师范学校，师资配置是重头戏，张謇认为，“无良师则无知识”，“师不能教则学校败”。在张謇的聘请下，一批国内专家级学者来学校任教讲学。在这里，你能看到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这些大师的身影，比如王国维来通州师范学校讲授过哲学、心理学。在这里，还能看到洋人老师（外教），如德国医学博士，日本学者林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七人。这些知识“高浓缩包”的到来，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水平。
今天的学生报考师范学院没有什么思想顾虑，那时的学生就大不一样了。学生家长们花钱在孩子身上让孩子读书，属于家庭教育投资，那时的家长指望孩子读书能参加科举考试，将来走当官的道路，没有几个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读书去当什么老师。张謇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拦路虎。
如何才能转变人们的思想，让家长们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师范学校来读书呢？张謇想出了两个解决办法。
办法一，对优秀教师进行名、利两方面的奖励，具体有擢优、励恒、彰廉等办法，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前，教师的社会地位低，等于是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代名词，这样的人往往在当官的人面前、在有钱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张謇要让老师们在别人面前不但抬得起头来，还要体面地做人，让他们有向上升迁的途径，“使有乐从教育之途”。
办法二，一个新兴职业必须有这个职业的游戏规则，大家才有兴趣来“玩这个游戏”。正如前些年火起来的QQ农场，有好玩的游戏规则——偷菜、种花、拔草、施肥——大家才有兴趣，连上班时间也在偷偷地玩偷菜。张謇制定老师职业的聘任规则，有给俸法、就聘法、义务界限、任职资格，对于不胜任、不守规则的教师同样制定有关解约规则、处分规则，让大家在这个新的“职业游戏”里兴趣盎然地“玩”。
人多的地方，管理就难。如果你去问一个管理者：一群没有文化的大老粗与一群有文化的教师，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选择谁来做你的管理对象？
刚刚走上管理职位的菜鸟一定会选择后者，因为理论上他会认为，懂文化的人最懂道理。而在管理岗位上混迹多年的老手一定会选择前者，因为不懂文化的大老粗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个人观点和看法，管理起他们要省事得多。一瓶酒、一锅肉就可以搞定一群大老粗，而这做法对于文化人来说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精神食粮，比如面子。文化人的面子比大老粗的面子更大，官越大，钱越多的人，面子越大——皇帝的面子最大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还不只是面子，文化人，特别是教师，还要有自由争论的环境。
如何管理好学院里的教师呢？用行话说，如何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学秩序呢？在学校里，这两点都是由老师支撑的，不是学生决定的，更不是校长说了算的。
我们今天看来，这也不是太难，因为很多成功的学校的做法就是很好的榜样。如果你是校长或教务处长，想提高教学软环境，只要跑到你认为最好的学校去参观学习就可以了，把人家成功的做法搬过来就提高了一大步。而张謇遭遇的难题恰恰在此，在他之前压根没有人办过私立师范学校，没地方去参观学习——要说有也有，比如邻国日本，或者更遥远的欧美国家那里。
那该如何办？该如何把这些最有文化的人扭结到一根绳子上形成合力，拉动学校前进？1903年，张謇对“教育”的本义做了一个自己的解读：“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
在说出这一句话，打了这样一个预防针之后，张謇动笔为通州师范各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之后，还特别写上两句话，“校章者，管理之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
上面说了张謇如何管理下属（老师），下面我要说一说张謇如何筹集办学的资金。
实业教育与企业捆绑产生的强大合力
除非自己原本就资金雄厚，否则今天我们想办成一项事业，最缺的资源可能就是钱。张校长跟我们一样，他的口袋里没有贪污的银两，没有清官府发的工资，他也已经不吃皇粮了，老爸也没留多少积蓄给他——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张爸爸的那点钱都给他读书花光了，还欠下一屁股债。然而，要办学就必须要有经费，否则，纵有天大的想法，也都是空想。
注意一下，在张謇这个时期，那些正在办学的人一般来说是不缺少经费的，因为私塾往往是有钱人办了来教育自己的子女，类似于今天贵族学校的小班，是一对一或一对三地上课。这些被请到自己家里来的老师，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孩子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孩子未来的目标更明确，就是当官。这种小型的、贵族式的私塾做法，不是张謇的做法。张謇要做的是普及教育的大事业，是让一般家庭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是为了学门技艺，而不是单纯去追求当官。这样的普及式教育不同于私塾，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那么这些钱该从哪里来？该由谁来出？
张謇第一个想到的是税收，“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辅助之”。为此，他还想出一套具体的措施，提出征收教育税，征教育捐，征教育专款，收教育基金，用税、捐、基金的做法来保障教育经费。办法是想到了，但收税是政府说了算的，张謇一个平民是没有办法左右的。那么，张謇办学的经费是从哪里弄来的呢？谭玉苗先生着手做过通州师范经费来源的调查，结果发现主要是通过这几个途径筹措经费的：
一是从大生等厂的利润分红中拨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教育为企业服务，经济上的根源就在这里。
二是从垦牧公司的土地里划出9880亩给通州师范学校作为校产，从经营所得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教育为农业服务，经济上的根源也在这里。
三是向社会募集资金，类似今天的招股。
四是想办法带领师生用劳动赚钱。宣统二年（1910）四月，张謇带着通师的老师学生来到军山、剑山搞植树造林活动，取名为“学校林”，并且做出决定，此后，这两座山上森林树木的收益归通师，作为通师校产。
如何才能做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或者说白了，教育如何为企业、农业发展服务？张謇的做法是把实习放在重点地位，“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之地”。不过，也许会有人问：把小学生当教师新手的试验品，这样的做法对小学生来说是好还是坏呢？事实上，张謇在师范设附小，有一套明确的做法，“凡毕业我师范学校者，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而教授之实习，必备方案于未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或许张謇这样设计好实习程序，要求实习者按方案操作，对于附小的学生来说，更是一种难得的提高学习成绩的机会吧。
在教育事业中，张謇伸出的是两只手，一只手抓普及教育，一只手抓实业教育。他建成三所高等专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还有其他的校、所、班（商业学校、工商补习学校、女工传习所、女子蚕业传习所、发网传习班、镀镍传习所）。
与今天的某些民办教育不同的是，张謇办教育不只是为了赚钱，对于用教育的做法来促进、改良实业，他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正是出于这样的办学目的，他努力让学校做到“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教育尤其宜有变动，不过必当顾及本地的需要。例如在江苏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所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这样一来，他的做法又多出一个用处：为地方发展服务。
办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去了解全中国的需要、全世界的需要，那总应该去了解一下当地发展的需要。张謇的做法，令人称赞。
江苏南通盛产棉花，张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办成大生纱厂；纺织业需要专门的人才，张謇办成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他在经营中发现，需要改良棉种与种法，于是又办起农学堂（在通海垦区）、农科（1906年在通师附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独立的高等农业学校，1920年进一步建立南通农科大学。
南通实业、教育（产业）发展起来，来这里打工、游学的人逐年增多（类似于今天到大城市的打工潮），建立医院解决人口密集下的医疗卫生问题变得急为迫切。当时的医院跟今天不同，那时只有中医，类似小型诊所，医生的培训是代代相传，没有专业的培训学校。当然，西医也有，不过他们一般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而且那时在中国还找不到专门培养西医的学校。
张謇发现南通的迫切需要，认定这是一个极好的商机。1912年他投资建成南通医学专门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又在这些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成综合性的南通大学。
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张謇办实业教育考虑的基点有两个：一是自身获取利益的需要，二是结合地方发展的需要。他这样办教育，实实在在地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人才，而不是在想象的王国里培训人才。结合社会实际需要办学，这样的做法，实在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深入地思考。
张謇在实业领域与教育领域的发展，渐渐地走到一个模式中来：相迭出彩。
1903年，在考察日本的《癸卯东游日记》里，张謇写下这样一句话：“执笔论事而悔读书之少，临事需人而悔储才之迟，举世所同，余尤引疚。”站在日本的城市里，他既看到日本通过教育的手法搞得人才济济，又看到中国没有实业教育而导致各类专业人才结构性缺失。他的内心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在这种不安之中，他向着国人大声地说出一句话：“实业、教育乃富强之大本。”
正是有这样切身的感受，所以接下来张謇的做法和决定就不难理解：教育是以实业为基础的，用教育的方法培养出的人才又为实业服务，实业发展与教育事业发展相辅相成。用现代的说法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不昌；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则教育、实业双昌矣——这话是我加的。不难看出，他的做法就是用实业来支持教育，用教育来推动实业。
张謇这样的做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从1912年开办到1920年，培养出纺织技术人员800多人。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做法，1918年上海厚生纱厂聘用纺校毕业生，厂子里安装纺机就没有请外国人。1921年，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和安装工程全部由纺校走出来的毕业生完成，试车效果良好。张謇的兄弟高兴地说：“纺织学堂为我省大钱，争大气。”不要小看“争气”这个不起眼的词，在那时，能开动洋机器又不依靠洋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要搞定那么多的洋机器。
并不只是工厂里才需要有知识、懂技术的专业人才。为了提升竞争力，1924年大生纱厂改用细纱，而南通的棉纤粗短，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像这样的难题，一般的企业是解决不了的，而南通大学的农科学生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这些学生带着图片、良种到各地又展出又宣传，大搞实地推广，第一年贷良种的人来了300人，第二年就来了3000人，人数一年翻10倍。通棉的产量、质量迅速提高，棉农、纺织厂双双获益。
南通实业的发展，让张謇受益颇丰。资料记载，从1900年到1925年，张謇将从实业中得到的薪俸257万元用在教育上，余下部分用在慈善、地方公益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