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八年的困难时间到底是什么样艰难的过程？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感受过这种漫长的痛苦。
到了日本，张謇打听到北海道开展拓荒工作很有成效，决定去看一看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发展农业的，今天我们称之为近代农业。
在大阪时，张謇几次看博览会的农林馆，每次都看“北海道开垦图最详”，不仅如此，还将北海道的开垦图跟他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的规划做了一番对比，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其不同之最有关系而大者，北海道故有大林，而我垦牧公司地止荒滩；北海道无堤，而我之垦牧公司，非堤不可。”是不是只有这两点不同呢？自然地理条件，或许只有这两点不同，而国家政策、社会环境方面，那才是根本性的差异。这是连街坊大妈都能看得出来的道理，他岂能看不出来？
在去北海道之前，他就大为感叹，日本北海道的开垦那可是“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资金、人员、技术、市场，都有国家在垫底撑腰，什么事办不成？负责的官员只需“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而已”，而他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来自国家政府的支持不是为零，而是负数。“若我垦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
同样是地球村里的人，大清国有的领导与他国的领导，相差咋就这么大呢？张謇给出的理由是“福命为之，不可及也”。翻译成大白话，日本国的人是福好命好，而他自己福命都不济。
具体情况到底如何？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博览会上听来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张謇决定一探究竟。闰五月初十日，他踏上了北海道这片土地。
眼前的景象是：“濒海皆沙碛地，颇劣。入内山，平原豁然，极望无际。土尽黄壤。形势远在东西京之上。德川氏知之而不能垦，宜其覆矣”，“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宽敞整洁。工场林立，廛市齐一。想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现有之民，不过百万，不足垦此土，更得三百万人，二十年庶几无旷土欤！”
从张謇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开垦北海道的功劳可以用“成效斐然”四个字来概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垦北海道的过程中，日本人到底遭遇了哪些难题？日本政府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这对张謇或许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开垦北海道，日本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人手不够，解决办法是到中国“募人认垦”，具体做法是“听其自占亩数及垦熟年限。岁时官督察之。至限，如其所占有成绩者，即以自认之亩数全予之，不征其缴价也”。这种做法，越看越有点像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的做法。
当年日本的开拓使在中国招人时，山东日照的农民许士泰，于清光绪元年（1875）被招来认垦。他这人做事实在，“励精农业，十余年如一日”，做出很好的成绩，结果北海道长官将他的情况“奏达天皇”，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赏赐他银杯、白桃、绶名、誉章，“以旌异之”。
张謇听官员们介绍到这个人，就专程跑到许士泰家跟他聊天。这次面对面访谈的结果，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世不必读书治政治家言，方为人才。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立者，真人才也！”在这人世间，他终于在日本找到了一个不用死读书也能发家致富的人，这让他赞赏不已。
为什么这样的事在日本是平常事，在大清国却是奇迹呢？我推测，在张謇的心中肯定也有这样的疑问。要问我的证据，请看下文。
张謇是一个脑袋瓜子极聪明的人，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大清的许士泰，在大清国，“十百千万倍于许士泰者”不知有多少，然而，这位许士泰在日本能受到日本政府的鼓励、奖掖，“发名成业”，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士泰”呢？非但得不到重视、表彰，反而倍受谩骂、嘲讽，“其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张謇没有去深挖其中的原因，但我已经看出张謇明摆着对清政府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在他的日记结尾，他写了一首诗：“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就是指中国东边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这位东家发展迅猛，国力陡增。而住在西边的西家呢？历史悠久而辉煌，然而却日渐衰败。“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寿歌舞”，这两家的玩法还真是大不一样啊。“一家一嬉嘻，一龙而鱼一鼠而虎”，一家是龙变鱼，一家是鼠变虎，时间不过几十年，变化之后，相差咋就这么大呢？“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站在日本的国土上，他已看出，日本、俄国是大清国的两大威胁所在，对清政府的不作为，对大清国的龙变鱼，对国家的前途，他的心中充满忧虑。
闰五月十一日（第二天），通过日本友人，张謇打听到，在开发北海道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实行过许多优惠政策，“国家定令，垦熟之地，逾二十年征税。今只征郡町村税”。这日本政府居然敢拿出二十年不征税的政策优惠措施，实在是太牛。这要是在大清国，简直不敢想象。即使是郡町村的税收，类似于地方税，税负也不重，“全供地方警察、学校、卫生之用。国家不利之也”，这个做法，现在有个专业的术语，专款专用。
先前，张謇一直在研究日本对工业采取“以予为取”的政策措施，现在，张謇发现，在农业上，日本政府仍然像对待工业那样，仍然采用“以予为取”的做法，这让他大为吃惊。在大清国的农业领域，在朝廷里提“以予为取”的议案，那真是想都不要想的事。
他立刻展开想象的翅膀：“合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如北海道者，何止百倍。人民之可募而移者，何止千倍。使尽如此经营，于富强乎何者。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矣。”
从日本开发北海道的这面镜子里，张謇找到大清国之所以衰败的“病根”：清政府官员不作为，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权位而昏惰”的家伙。在这里，不能不让人再深入地问一句：为什么大清人，从皇帝到大臣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日本是相反的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根源？可惜，张謇没有去深挖。
之后，在北海道地方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张謇马不停蹄地参观了这里新建的农学校、农园试验场、制麻株式会社工厂、畜牧育种场、牧牛场。参观中，他又有了新的更为震惊的发现：日本政府在开发时，不只是单单地开发，而是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捆绑在一起。
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
翻开他的《癸卯东游日记》，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对日本景物所做的雅洁而生动的描绘。在这些叙述里，多少能看出他对日本政府注重保护自然资源而发出的高声赞叹。“所见岛屿，星罗棋布。斜日掩映林木间，浓苍茜翠，下澈波底”，这是他离开日本长崎时的记述。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先进的工业文明交相辉映，不正是张謇的梦想中的一角吗？作为一个大清国的文化人，他的内心不正是对近代文明充满着这样的期待与渴望吗？自从考上状元的那一天起，他就立志要建设一个既富强又美丽的国度，现在，这个梦想却在东边的日本看到，在一个打败大清国的小国度里看到，他的内心里交织着的一定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与内心体验。
“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张謇对日本山水的壮丽秀美做了大量的记述，他感受到日本的山水除得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外，更得力于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精心策划经营，今天我们称之为“保护生态自然”。张謇接下来做了一番想象，中国到处都有名山胜水，如果咱们的政府、国人也能像日本政府、日本人民那样精心策划、着意经营每一寸土地，那大清的国度一定是江山如画，一定不会败落到今天这般荒芜的困境。
于批评中看出客观的一面
在张謇的心里，是不是国外的月亮都特别圆呢？要不是我找到他对日本的某些批评，还真有点怀疑他有崇洋的心理。
五月二十四日，张謇住进东京京桥区一家旅馆，“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此为文明之累”。这样的问题，属于城市卫生问题、市容市貌问题，虽然是小问题，但对于一个外来的客人来说，却是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闰五月七日，张謇在青森的记述中说，“途中所见农业颇有不良者。桑率荆种，间有为地桑之鲁种，叶亦小而薄。麦则穗短而色黯，在田者犹多。七月半后，乃可刈尽，此时亟于莳谷无暇也，此已不及中国矣”。日本桑树、小麦的品种差，张謇毫不客气地记下来。可见，他的眼里，他的笔下，先进的国家并不什么都好，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这样看来，张謇的眼光是很客观的。
张謇点评日本人商德
六月初四这天，是他东游日本的最后一天，这天的记述，是对于日本一个总结性的认识。“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
很多人看到会问，那时日本人做生意是很牛的，为什么张謇一定要把它排在最后？“日本唯商德最下”，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是会做生意，但是，日本商人不讲信用。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张謇如此厌恶日本的商人？翻翻他的日记的其他篇目，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我找到一段文字来佐证张謇对日本商人的看法。
五月二十一日这天，张謇参观日本名古屋的一所商业学校，看到商校的墙壁上贴了一个校规“加意于信用、服从”，然后又看到商校学生的伦理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亦兢兢于私德”。对于这样两句不起眼的话，张謇反而给了一个点评，认为这个商校这样的做法，“真对症之良药”。
对于日本人的商德，张謇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负面感受？实在是与他碰到的一件倒霉事有关。闰五月初四的日记记载，去年，在办通州纱厂时找人凿井，请来的是日本工程技术员，“（井）深三十丈，见沙石层而无水”，这几个人自动引退。但是，工厂没有井不行呀，张謇买来矿井机器，继续试探着凿井。就在这时，几个冒充工程师的日本人跑来诓骗他，当时张謇没有识破其中的骗局。这一次，通过在长崎、东京实地调查，他终于识破了其中的秘密，原来那一切居然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骗局。虽然这几个人是个案行为，但作为受害者，张謇对日本商人留下了很差的印象。在日记中，他评定道：“余谓日本商业甚无信义，中华之受诳者，指不胜曲。今察其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
对于日本商业的前途，张謇恨恨地发话，“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这样的事，可能吗？
大清国的问题，居然是教育？
在最后一天日记的结尾部分，张謇总结了他的收获：大清的图存救亡，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他这话，要是给军人听、给清政府官员听，肯定不同意，即便是给大清的志士们听，也不会同意。
在大清国政治家眼中，中国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岂是教育问题？在大清国开明的士大夫眼中，大清国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岂是教育问题？在大清国的军人如洋务派看来，大清国的问题是军事问题、社会问题，岂是教育问题？总之一句话，大清国的问题，岂能是教育问题？他们一定会大力批判张謇的“谬论”。
张謇认定，大清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应该只是当官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只有这样，大清人才能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做到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张謇看到，兴办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钱是必需的，如何解决钱的问题呢？张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力创办实业，用实业来解决教育经费的来源问题。
在张謇的眼中，教育与实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真诚地希望这个历史的重任，由大清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担当起来，不是军人，不是官员，不是商人或企业家，也不是官府。
当我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观点时，联系他的个人发展史，居然发现，他的这些思想，在东游考察之前就已经有了，而且有自己的实践，他已经把他的思想付诸一系列实践的行动。而这一次的东游考察，让他有机会从正面、侧面来印证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对于个人、国家未来的发展路线，现在的张謇更明确，更坚定，他的思想也因而变得更丰富更深刻。这些渐渐地转化，成为他策划自己将来发展的基因。
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五月三十日，张謇到了马关，这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马关条约》的签约地，春帆楼旅馆正是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地方。
张謇的心情立即变得沉重起来，写下一首诗：“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旧马关前。”在这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约，逼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2亿两）。《马关条约》让大清人蒙受极大的耻辱，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失、主权损失。而这些巨额的赔款，养肥了日本的资本家，使日本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通过对大清土地的占领，疯狂地掠夺大清的矿产、资源，这些都进一步让日本对大清甚至亚洲充满用战争的手段霸占、抢夺的野心。
大清人对此刻骨铭心，余恨难消。
此前，五月十二日，在大阪参观博览会的通运馆时，看到日本人做的环球航路模型，张謇大吃一惊，“可异者，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这日本吞我台湾，还想抢我福建等各入海口不成？张謇认定，日本人在这样的展会上的做法，暴露了日本政府想进一步觊觎大清国沿海领土的野心。在日记中，他写道：“振贝子、那侍郎或未之见耶？”振贝子、那侍郎这两人怎么就不提出抗议呢？振贝子、那侍郎两人为清廷官员，当时也在大阪参观博览会（贝子为清宗室爵位名，侍郎为官职名）。
六月初一，也就是在张謇东游考察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一位日本友人赠给他一本书，书名叫《道（光）咸（丰）间夷匪犯境见闻录》，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大清国际战争实录》，这本书的特点是“载道光朝夷祸事甚详”，在书中，张謇看到这样的字样：“日本以安政丁巳（1857）再版”。也就是说，日本人拿中国的书翻译出版，距张謇看到这本书的时间，已经过去46年了。
这本书，日本人拿来翻译出版，细细地研究，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一个显然的道理：很多日本人一直在研究打败清政府、打败清朝军队的方法。张謇看出来，“日本得此录，悬为殷鉴，遇事参校，遂获大益”。没想到吧，中国人的书在中国卖不动，至少张謇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却在日本流行起来，为日本人进攻中国提供详细而宝贵的参考资料。而此时的清政府呢？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哪位去翻译出版关于日本的书，“不能审敌者，其不能克敌固宜”，连对手家里的情况都不解，如何去打败对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謇希望清政府还能记得古代人说过的那句话，希望清政府赶紧行动起来，深入研究对手，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
从这里看出，对于日本觊觎大清国的野心，张謇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然而，后来的历史，即中国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非常不幸地证明，他的这种警觉并不是杞人忧天。
日本的教育模式
我之所以把教育放在最后，因为张謇把自己的第一要务定位在看日本的教育上。从《癸卯东游日记》的记载中能看出，他参观了20多所日本学校。这到底是哪些学校呢？他看了听了哪些方面呢？现在我们就跟着他的足迹一一看去。
在前往大阪的路途上，四月二十八日这天晚上，邮轮停靠长崎。第二天早上，利用开船前的那点时间，吃过早餐，张謇就急忙登岸跑到町村小学去参观。首先到的是长崎东明山寺内的私立鹤鸣女子学校，这是他看到的第一所日本学校。
入见教室，女子十余人，席地坐，内向，一教员面外立，黑板写菅原《去年今日侍清凉》七绝一首，口授之。一室二十余人列坐据矮椅，临毛笔画花卉。内又一室，十余女子事针黹，盖特别裁缝教室。
今天我们看来，他看到的景象再正常不过。但是，那时张謇的感受，跟今天的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清朝的女人几乎不读书，穷人家的女孩子去种地，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在家里当小姐。日本人教女孩子的做法，一定使张謇非常震撼。不仅如此，中国的私塾里，一个老师教一个或数个学生，而这里是分班教学、分科授课，多个老师分科目教授一批学生。这种与中国私塾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大超出了张謇的想象力。还有，中国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而日本学生学的是画画、针线，天底下还有教授这样科目的学校吗？这些现象给张謇的刺激很大，真是中国人看到了东洋景儿。
接下来，他又跑到伊良林寻常（普通）小学校参观。这一次，他重点考察的是日本人办学校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这里办教育，是赚钱还是赔本的买卖？
“校舍皆楼，去年落成。容童子六百余，十教员教之。视其一览表，地价一万三千余，营造费二万八千余，预算岁支四千余。教员俸金，自每月十二圆至三十余圆。授业料（学费）少者月十五钱。不足则取资于地方税之补助。”
在这里，他看到日本人办教育的做法：国家有税收补助，即国家教育补贴。这在大清政府，对于私人办学来说，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
有时我想，张謇这样走马观花，到底能看到什么呢？当看到一些数据时，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数据是张謇将日本各级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桌椅板凳的尺寸规格都一一测量，详细记录在日记中。他这样细细地看、认真地测量，不停地记录，应该是为自己接下来办教育做各方面具体的准备工作。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细节决定成败，不管你信不信，这话我信了。
当我详细地梳理张謇的日记后发现，他花大力气重点考察了日本教育的三大方面，这应该是他最关注的地方。
第一方面，日本普及教育的经验
先讲一下他得出的结论。
第一点，日本的教育从娃娃抓起，具体来说，重视幼儿园、小学的教育。今天来看，这个结论也没什么，甚至都称不上是结论。但对比一下当时的大清国，你就会发现张謇为什么会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这时的清朝还没有幼儿园教育这个概念，这一块的教育基本上是空白的，既没有专业的教师，也没有专业的教室、教育机构，最多就是爹妈抽点零碎时间，教教孩子。
第二点，日本重视师范教育。此时的大清没有专门的师范学校来培训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教师的来源单一，无非就是科举考场的失败者，这些人灰头土脸，无奈之下搞点教育糊口，没有多少人专业去研究“教育产业”。
前面说他的结论，下面细看他探访的过程与他的深刻感受。
五月初一，张謇到达日本大阪，初步参观博览会——以后他还要细看。五月五日是中国的端午节，他参观了大阪市小学校创立30周年的纪念会。这天下起大雨，那时应该没有今天这样准确的天气预报，“学童之集者四万人，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
日本人的这种精神，的确让人感动。假使这种情况发生在今天的某所小学，在大雨天里搞活动，小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一定会怨声载道，说不定网络上会有不怀好意者上传图片，学校领导会遭受某种指责也有可能。为什么在培养下一代吃苦精神上，中日相差这么大呢？张謇的感叹是：“三十年之成效也。”
五月初六，张謇参观大阪爱日小学校，以下文字抄录其日记：校舍若侧看工字形，教室光线合度。每室授四十或六十人，共凡六百人。又有补习科生百余人。教科为修身、国语。国语中分读方（即阅读）、缀方（即写作）、习字为三。余则算术、体操、唱歌。女子别加裁缝一科。每日五小时（类似于每天五节课）。
这种安排，今天我们看上去很平常。然而，与那时的大清国相比，这里很多做法都十分不平常。比如，大清的私塾里没有算术，没有体操，也没有唱歌。张謇来到教室，跟小学生们一起听了三节课，感受日本人上课的做法。
接下来，张謇到爱珠幼稚园参观。这里的景象有点让他吃惊，小朋友们在课堂里快活地玩，“课程则唱歌、游戏、积本（即积木）、折纸而已”。为什么不是三字经呢？而是玩玩木头、折折纸片？这得好好地想想其中的道道。
张謇当时没有来得及细想，他匆忙中记下各种游戏的方法。对于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他没有像守旧的老夫子那样当面批评指责，而是击节赞叹起来。
五月初七这天，张謇上午参观了大阪东区第一高等小学，下午与日本友人访谈，主要是打听日本人创办幼儿园的历史，私人办园的程序手续、国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