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八，他参观了桃山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在这天的日记里，张謇记下这所学校各项生活设施的详细情形，如寝室、食堂、理发室。他有一个感受：日本人“皆与华俗不合，华人起居占地较多也”。
他的这一结论，在附属幼稚园再一次得到印证，这里“教室少而游戏之场多”，这样的结果是各种游戏“皆使小儿以脑力相磨，又各寓于游戏之事”。当他把眼光移到孩子们的脸上时，他顿时有更重大的发现，“儿童八十人，有愉快之容，而无愁苦之容，美哉！”
为什么中国的学生愁着脸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而日本的学生在学校里一片欢声笑语呢？这里真的值得张謇好好想想，即使是今天，也值得我们教育研究者好好想想。
写到这里，我想起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我家住在安庆市，我也就时常到长江边上去散步。那里有一块水泥平地，平时是码头的堆场，有时空下来，就有家长带孩子到这里学骑自行车。
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是多么的高兴。我小时候在农村，爸妈没有时间指点我，更没有时间帮我扶车，我的做法是三步法。第一步，学会推车，就是自己推着车子到处走，掌握自行车的平；第二步是划车，就是一只脚踩在车踏板上，划好长一段路；在学会了这两步之后，接下来的一步就顺理成章了——骑着车子到处跑。
我学骑自行车，是在欢快中进行的，虽然自己摔过几次，却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征服了自行车，倍儿有成就感。而水泥场上的孩子呢？家长们的教法，实在让我大跌眼镜。如何寓教于乐？今天的家长、教师实在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教学规律，并不是教师、家长越使劲越好。
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跟着张謇看日本。
五月初十、五月十一，张謇参观了大阪府立师范学校。在这里，张謇终于弄清了日本师范教育的来龙去脉。他深有感触：“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趋向，士大夫持赞成票。”反观大清教育，他的感受也更加深刻：“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
日本师范教育的成功，一是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二是士大夫阶层的赞同。而在大清国要办成这一类新鲜事物，清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有官员来敲诈钱财。而大清国的士大夫们更是搬出一套祖上不曾有、今天也不能有之类的说辞，横加批驳；或者士大夫们对于职业教师表现出不屑，因为大清人的观念比较固化：学而优则仕，哪有学而优则师的呢？
有这两层人的阻挡，在大清国要办成师范学校这样的事，不知有多难。
五月十七日的日记，张謇写道：“七八岁儿童解画地作图，三四岁小儿亦据地积木，为铁道桥梁式，得固多于失矣。”大清国与日本的差别，在张謇的眼中，已经形成一个渐渐清晰的概念，用今天的话讲，叫“输在起跑线”。大清国的教育，教给孩子们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日本的教育，教给孩子们的却是动手干活的小技术。日本人的这套做法，在大清国的士大夫们看来，在大清国主管教育的官员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闰五月十三日，张謇到北海道的真驹内考察。
这里沿途的路都不怎么好走，“自札幌至真驹内，道路极崎岖，所乘马车倾折，辐尽脱落”，可能这里是乡间小路，还没有做到硬质路面村村通的规模。
他看的是一所公立单级小学校，类似于中国的初级小学，学制四年。这里地处偏僻，正式教员（校长兼训导）只有一人，其他人都是代课教师。
“课程有文部颁行之令，教科有地方自编之书，报告有式，稽查有法，补助有官。”
在这里，我看到熟悉的“补助”两个字，还看到有乡土教材，我在想，是不是这里的孩子们不能玩城市里的篮球，就由老师教他们踢鸡毛毽子？
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看过之后，张謇对日本教育的普及状况大发感叹：“教育之广被，宜矣！”
闰五月二十二日，张謇参观东京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在他的日记里，一个结论横空出世：“师范者，兴学之本。”
这可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见识。古代的国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办学校来专门培训老师，只考虑办私塾专门培训当官的人才。接下来的文字里，张謇痛苦地回忆了一下过去，痛苦地想到大清国的现实：没有师范教育。中国的科举从隋唐始，那时的人咋就没有想到办师范培训老师呢？咋就只想到办私塾培训官员苗子呢？张謇认为，这还真是大清国民的悲哀。
第二方面，日本培养学生的做法
先明示一下张謇的结论：日本学校注重培养学生两个方面，一是实践能力，二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闰五月二十二日，张謇在东京参观一所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由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主持。在这里，张謇重点参观学校的手工教室，也称技能培训室。在这里，教室内部的设备不同，科目设置也大不相同，分别设置金工、木工、陶工、漆工。
如果用《西游记》的说法，张謇是来到一个奇怪的国度，看到一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异景象。在日记中，他写道：“为发明实业，有与人之规矩，不徒恃口舌之空理也。”
中国培育学生的是空洞的理论，而日本培训学生的是实践能力，说白了，就是直接在机**教你学技术。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张謇深有感触，在中国，教师该教给孩子们什么呢？该如何教？在他的脑子里，一个思路渐渐清晰起来。
在这所高等师范学校，附设有普通师范学校、中学校、普通高等小学校、单级小学校。为什么要设置这些附属学校呢？在深度考察后，张謇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些地方是师范学校的实习基地，是“师范生练习教授、班级管理之地”。
在日记里，张謇对这里的做法做出点评：“脉络贯通，义类周匝，可谓有本末表里者也”。翻译成今天的话：设置科学、教学有方，能有条有理、循序渐进、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第二天，张謇再一次来到这所高等工业学校，这一次是专门拜访校长，并且约好明天再来参观他们的职工徒弟学校、实业补习学校。
看得出，张謇是要把这所学校当成他的样板学校，不把他们的先进做法学到手绝不罢休。
职工徒弟学校教的是手工，有木工科、金工科两大类，按各人意愿各学其中一科，其中每周理论学习时间、实修时间各为三天，三年毕业。
在这里，张謇进一步搞清了日本这家高等学校里理论与实践具体结合的做法，不但从理论上搞清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从具体操作流程上弄明白通过时间安排达到二者的结合。这种教育教学的方法——三天学理论、三天上操作课，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法想象的。
张謇在日记中点评道：“日人素以工业著名，其论工学言如此，则今日之相校殊绝者可寤已。”他终于弄明白日本工业发达的真正原因之一——不是像大清国的洋务派那样单单到欧洲去购进新设备，而是借鉴欧洲人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
当时的大清国，工业远比日本落后，应该如何追上去呢？此时的张謇从另一条路上找到了办法，大清国应当从日本的做法中吸取经验，迅速觉悟过来，不要好高骛远去空谈什么学理（儒学理论），而应该从娃娃抓起，培养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清国的工业搞上去。
在参观大阪府立师范学校时，张謇还特意来到学生的寝室，掀开学生**的被子。这一掀，让他有了新的发现，“寝具人各二绒毯，下垫厚三寸之布褥，中实以稻草”。
在参观东成郡鹤桥村农学校时，他特地在学生吃饭时跑到学生中间，去看他们的饭碗里盛些什么好吃的，结果他又有了新发现，“仅生鱼片二，或熏小鱼二，盐渍莱菔（胡萝卜）片二，都为一碟，日日如此”。
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体会到日本教育家们的一个主张的真实意义，“当使学生知为学之不求饱而敏于所事，不可使饱食而无所用心”。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不让学生吃饱。一日三餐，每餐吃得太饱的人，终日处于昏睡状态。有点饥饿感的人，才能思维敏捷。原来，传说中空着肚子才能装货，是这么给“空”出来的，知识是这么给“装”下去的啊？
在日记中，他写道，“中国学校以饮食滋讼者多矣”，他很希望溺爱孩子的家长们也到日本来看看，看看人家是如何做的。
第三方面，日本点石成金的手指
这个标题，换句话说，日本今天教育的成功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是如何学过来的？
张謇很明白，自己看到日本在教育上取得的这些成果，就是发现金子。那么，日本国点石成金的手指是如何炼成的呢？循着这个思路，张謇决定要弄清楚日本教育取得成功的源头是什么？日本的近代化教育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而是从欧洲学过来的，其方法也很简单，无非就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注意，日本派去欧洲学习的不是学生，而是大批政府高层官员，而且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用今天的话说，日本教育的成功，在于日本教育的国际交流。
在考察过程中，张謇渐渐地有了一个感受：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大的民族。夜郎自大的人，拒绝向对手学习。自以为自家水桶是满的人，就不愿意拿桶去装水。
他的这个感受在五月初十的日记中表述得清楚。这天的日记先是回顾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历史，“日人自三国时通吴为交邻之始，士大夫雅慕华风”。那时日本人向中国人学习，学习中国到什么程度呢？日常的服装，流行语言，类似于今天的网络流行语，甚至生活中的日常器具都跟着中国学，民间管这叫跟风。“风俗亦有杂学宋明者”，宋朝、明朝时，中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标杆，日本人就跟在后面穷学死追。
接下来，张謇记述自己的发现，“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事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苦苦，心慕手追”，注意这里记述的文字，“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事”是从横向上讲的，“朝野上下”是从纵向上讲的，“心慕手追”是从深度上讲的。他发现，日本男女学生的制服也“渐次变更”，日本流行的不再是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而是西装，这让张謇大为感叹，“孟子以晋国为仕国，余谓日本亦‘学国’也”。
日本人向他国学习的精神，是不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思考一番呢？
看到张謇那么辛苦地在日本各地到处跑，而“士大夫之考教育者多，不能人人而详语之”，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就想了个省事的办法。闰五月二十四日，他特意为张謇安排了一次高层聚会，“博延其教育家于一堂，任客相通，各为问答”。
理论上这应该是个好办法，但在实际接触中，张謇发现，这个办法的作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原因是“两国之人，言语不通，彼此之怀，断不能尽于俄顷也”。不过在这次交流中，张謇发现，访谈日本教育界的高层人士，能听到站在更高层次的人的观点，能迅速提高自己，深化自己这些天来的感性认识。张謇立即访问枢密顾问官田中不二，向他请教创兴教育的问题。
这次高层访谈，张謇听懂了两句他在中国不可能听到的、与中国人认知恰恰相反的观点：“教育为开亿万人普通之识，非为储三数人非常之才”，“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大清的教育，就是培养当官的，培育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也叫培养精英中的精英，而田中不二认定，教育是用来培养普通民众的。
在这一点上，今天我们已经部分做到，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一般的普通民众都能享受到高等教育。
但那时大清国的洋务派认为，国家强大在于船坚炮利，而田中不二却相反，认为不在军费投入，而在教育投资上。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原来，大清国的洋务派在投资造船造炮，人家日本人在投资教育事业，两国人的认识之间相差咋就这么大呢？日本人咋就这么聪明呢？
那么，你们日本人是如何向欧洲人学习的呢？我们大清人也在向欧洲学习呢，学人家的造船造炮的技术，难道大清的做法是错误的吗？
沿着这个思路，张謇特别向田中不二打听日本明治初年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事，因为这一批留学生回国后，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换句话说，日本军能打败清军，就是这一批留学生的“伟大功绩”之一。
“遣往欧洲学实业者五百人，归皆任以所曾习。今之秉国钧、负时望者，皆当日之留学生”。
中国那时也有留学生，如洋商资助出国留学的人中就有容闳，回国后找不到工作，只好托人在洋行里当采购员。而日本政府不但派出的人数那么多，而且学成之后回国，就按照他的专业分配工作。这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张謇对日本政府这样的做法，给出的点评是“此宜为我政府所平心而听者也”。
还有一点张謇没有记载，这些留学生，虽然叫学生，实际上都是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其中有7名是相当于中国部长级的高官，在国外一待就是两年。他们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潜心学习的。张謇记载，田中不二曾任日本文部大臣，“亲至美洲调查教育，中至欧洲，值德、法战后，备闻卑（俾）斯麦辈之言，故言之成理。其所以能大著成效待得，则明白此事之人，即举办此事之人也”。张謇这里的“明白此事之人”，即专家、精英。
在日本的教育界，田中不二出国学习，开阔眼界，专业知识渊博，成为创兴教育的行家好手。日本政府让他来领导创兴日本教育，能不“大著成效”吗？反过来看，如果田中不二没有出国学习过，他要是与日本国内的其他人比，又能高出多少呢？
张謇感叹道，跟这位高屋建瓴者的谈话，让自己从理论上获益颇深。
既然留学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大清国的留日学生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五月十八日，张謇在旅馆休息时，喊了几个留日学生来聊天。真是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
一见面，一位留日学生就抱怨说，日本青年人轻蔑凌侮大清人，他们个个想把大清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彼亦学欧美耳，我学其似，而仍须欧美之真是学”，几个学生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与其在日本这里间接地学习欧美，还不如直接到欧美去学习。其中有一位学生说他已做出决定，离开日本到美国去留学。
另几位留日学生的意见则相反，“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连教育都没有普及，与其想“一蹴而几欧美”，还不如“就其犹近我者而借径焉”，这几位主张留在日本学习。
张謇点评道：“是说也，我思之。”
闰五月三日，张謇到弘文学院访谈来自中国泰兴的几位留日学生。从这里，他又有了新的发现。“中国人留学外洋者，多喜就政治、法律，二者之成效近官，而其从事也，空言而易为之。苦农工实业，皆有实习，皆须致力理化，而收效之荣，不逮仕宦。国家又无以鼓舞之，宜其舍此而趋彼矣”。原来同样是出国留洋深造，日本人学技术，大清人学政治，日本人学到技术回国后能谋生，大清人学到政治回国可能当官，否则就只会吹牛。
日记中，他写了一句自己的点评：“目前兴学之要，普通重于专门，实业亟于名哲。”
张謇的日记有一个特点，他每访问一个地方，都会记下访问的具体情况，而唯独访问弘文学院留学生的情况没有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些留学生的观点与他本人的“兴学之要”不符。
留学生们热衷于学政治，张謇认定大清现在最需要的是实业。留学生们很现实，家长出钱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就是要有收益，而在大清当官才有高收益。
这一点，张謇应该不是不懂。只是人各有志，岂能强求？